【大紀元10月14日訊】大紀元記者林和順鹿青霜採訪報導/著名經濟學家何清漣在《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中論證大陸社會分佈是金字塔形，塔底是佔人口近84%的下層人民，塔頂是5%可以利用權勢搶錢的高層。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專家李強教授近期發表研究論文，通過對60餘萬人的抽樣，研判大陸的社會結構是倒丁字型，即大陸人口的64.7% 處於下層，其餘的人口階層呈柱狀。大陸社會絕大多數人處於下層，那這些人是否有機會改變身份提高社會地位？何清漣向大紀元記者表示大陸社會上升通道嚴重受阻，讓人們感到沒有希望。

上學畢業都不公 社會上升通道嚴重受阻

何清漣認為，原來有一個機會，就是社會下層的子女通過唸大學、研究生可以進入社會中上層。西方社會稱大學是培養中產階級的搖籃，就是指教育為底層人民提供了一個向上流通的通道。

何清漣引述兩個調查報告將中國教育不平等問題推向公眾視野。這兩個報告一是《轉型期中國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以下稱「案例研究」），另一個是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畢業生就業」。這兩個正好反映高等教育的入口──升學，以及出口──畢業分配。前者反映的是受教育機會不均等，後者反映的是就業機會的不均等。

何清漣指出，中共已經人為地把中國的基尼係數凝固在0.4以上不再上升，但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卻為人們深切感知。不過對中國貧困人口來說，最讓他們痛苦的還不是貧困本身，而在於他們的子女向社會上層流動的通道受阻。

教育差距比貧富懸殊更嚴重

何清漣介紹，撰寫該報告的課題組以北京、天津、上海3個城市的平均數作為東部水平的代表，以廣西、貴州、雲南、甘肅和青海5省區的平均數作為西部的代表，通過對居民消費支出與教育支出的比較發現：東部3市與西部5省區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的差距從1995年的2.8倍擴大到2002年的 3.73倍，而同期的農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則從3．71倍擴大到了3．88倍。而從城鄉差距來看，同期東部3市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的差距從1.9倍擴大到了2.34倍，而城鄉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則從1.87倍擴大到了2.97倍。西部5省區的類似差距拉得更大。

何清漣認為 「案例研究」報告揭示，中國教育差距的嚴重程度比經濟上的貧富差距更大、更明顯。這首先體現在受教育機會的不均等。

就業不平等 貧困代際傳遞已成現實

何清漣說，「其次，不同階層子女受高等教育後就業機會也很不平等。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畢業生就業」課題組在一次針對2003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的問卷調查中發現，家庭背景越好，畢業時的工作落實率和起薪額越高。」

何清漣接著闡述，「由於家長可以直接通過關係網與掌握的權力決定子女的就業，因此父母的社會地位越高，擁有的權力越大，社會關係越多，動員和利用這些資源為其子女求學和就業服務的能力越強。平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即使學習成績再優秀，也很難與家庭出身於權貴階層的青年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這種機會的不平等使得出身於低階家庭的青年產生嚴重的挫折感。」

何清漣認為，這種情況說明貧困的代際傳遞在中國已經成為現實，一些好的職業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一種由家庭出身與社會關係網絡作為屏障、相對封閉的利益圈，如果不是由於特殊機緣，一個人僅僅依靠本身的努力無法使自己的處境在短期內獲得根本改變。

上述現象表明，中國經濟發展並未使中國擺脫身份型社會特質。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前中期由於新興職業多而帶來的多種職業機遇已經成為昨日黃花，一旦機會成長期過去，職業競爭日趨激烈，身份型社會的各種潛規則又捲土重來。官員與財主擁有的社會資本可以通過代際傳遞，但知識精英擁有的文化資本卻只能澤及本身，他們的子女的前途並不像前兩者那樣可以通過血緣關係變相繼承。

這種身份型社會特點捲土重來對中國未來並非福音，因為一個社會上升通道嚴重受阻的社會，是一個讓人們感到沒有希望的社會。

美國夢的魅力是社會有暢通的上升通道

何清漣說，記得她幾年前剛來美國時讀到一則新聞，標題是「他從街道這一邊搬到對面的住宅，花了祖孫三代人四十年」，內容是講述一位新當選州長的黑人的經歷。這位黑人州長的祖父是四十年前州長官邸的僕役，他家的房子座落於州長官邸街對面。這位黑人青年通過努力，終於當選該州州長。

何清漣相信這個故事正好說明「美國夢」的魅力就是社會有暢通的上升通道。同樣可做為佐證的還有現任加利福尼亞州長的電影明星施瓦辛格，這位被美國人暱稱為「阿諾」的奧地利移民，通過自己的奮鬥實現了他在奧地利難以實現的夢想。

應將國民機會均等列入與美競爭目標

何清漣呼籲，中共既以美國為潛在的競爭對手，最好不要將競爭的目標只鎖定於軍事，為國民提供均等機會的社會制度以及人權狀態，都應該列為與美國競爭的目標。但是現在呢，隨著大學生和研究生能夠找到好的職業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以後呢，向上流通的管道實際上已經變得非常窄了，所以他們要想像一般發達國家以通過大學教育步入中產階級的模式來改變，這個可能性在中國已經越來越窄。

大陸沒有以抗爭來提升地位的條件

何清漣表示還有一條提升地位的途徑就是透過抗爭。西方國家在馬克思生活那一時代，工人生活並不好。但是他們可以組織工會，可以組織各種各樣的社會團體，進行合法抗爭。這種抗爭使得社會底層可以不斷通過談判等合法手段來改善本階層處境，歐洲的高福利國家就是這種抗爭的產物──高福利國家的弊端這裡就不討論了。如今歐美各國的工會，還在採取合法抗爭的方式保護工人的利益。

何清漣坦言，抗爭的前提是必須讓社會底層成員有組織本階層成員的合法權力。所以在中國如果要想改變社會底層的不利處境，就先得讓他們獲得本來就屬於他們的政治權利，最重要的就是要將結社自由言論自由還給他們。因為有結社自由，有言論自由，他們才能組織起來，才能提出他們的利益訴求。但他們所要求的，恰好就是中國政府現在死死守住，寸步不讓的底線。

新聞背景：專訪何清漣源於中共社科院老調重彈申明中國的社會分佈是「洋蔥頭」形態，希望造成中國是一個中低層很大、上層和底層很少的輿論，但自由知識份子普遍研判「洋蔥頭」是「概念先行」（先下結論）的御用產品。

本文為大紀元就中共社科院「中國社會十大階層（洋蔥頭分佈）」論調專訪何清漣系列報導之四。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