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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

解密歷史罪惡 宋永毅論中共法西斯化

宋永毅在芝加哥反法西斯勝利六十週年紀念會的演講

由芝加哥大陸學人舉辦的反法西斯勝利六十週年紀念會9月24日在芝加哥大學召開,著名文革歷史學家宋永毅在演講。

【大紀元10月13日訊】大紀元特約記者林沖根據錄音整理,經宋永毅先生修訂。標題為編者所加。

為甚麼文革與抗日有關係﹖

大家可能覺得比較奇怪,今天一個搞文革研究的人怎麼到紀念抗戰勝利的會議上來作演說﹖我覺得還是很有關係的,我想講一個與我自己有關的事。

二零零三年,我應日本一些大學的邀請,去講文革,題目是「在文革中被人們遺忘的大屠殺」。我在東京大學歷史研究所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有幾個日本的教授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你們中國人對南京大屠殺一直揪住不放,你們認為是三十萬人,而日本的學者一直認為這個數字被誇張。那麼你們的政府、你們中國人為甚麼對文革中間發生的這些大屠殺現象,至今不肯承認,而且至今掩蓋這個歷史,你自己九九年回中國去蒐集一些紅衛兵小報,竟以盜竊國家機密被關了半年。」

我當時聽了這個問題也是悲從心上來,我實在是覺得很慚愧,因為一個民族、一個政府,如果對自己的這段黑暗歷史,沒有一個起碼的勇氣去回顧、去承認,那你怎麼去理直氣壯地指責另外一個民族,指責另外一個民族的黑暗歷史–對你的大屠殺呢?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人數,中日雙方是有爭論的,中國政府說是三十多萬,日本人說絕對沒有這麼多。那麼我們今天就假定說,以東京審判的數字,二十萬,或者說「至少」二十萬來算–這是一個比較有國際權威的一個數字。那麼殺二十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個甚麼樣的概念﹖

我告訴你,在一九六八年七月到十二月,在廣西就由於中共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命令,殺了差不多二十萬人!當時廣西有兩派,一派是反對廣西的掌權者,中共省委第一書記韋國清的造反派叫「四一一」,另外一派是支持他的保守派叫「聯指」。反對他的那派因為沒有武器,為了自衛搶劫了一些援越的槍,結果韋國清就在中共中央的同意下,調動廣西軍區的軍隊,對「四一一」派進行了大規模長達六個月的「武裝剿匪」。

現在有兩種官方檔提到了這次大屠殺:一是現在你可以買到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1990年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公開的「內部出版」物。同時它還有一個「內部絕密版」。幾年前參加寫內部絕密版的作者把這個東西帶出來了。這裏面說:在這六個月中間,由軍隊和「聯指」的武裝民兵殺掉了「四一一」派和所謂的「階級敵人」近二十萬。這是一個非常確切的數字,大家可能知道鄭義先生寫過一本書叫《紅色紀念碑》(臺北華視文化公司1993年出版),就是講的廣西在文化大革命中間的吃人事件。這就是在這樣的大屠殺的背景下發生的。所謂的「吃人」就是把「地、富、反、壞、右」這些所謂的「階級敵人」,連同他們的家屬,從剛出生的嬰兒到老人全部殺光,而且還吃他們以示「革命」。目前有名有姓的被活活吃掉的人就有兩三千人之多!

當然抗日戰爭中間日本軍隊也有過這樣的殘暴吃人的現象,但是不多。這裏我想提出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一個是異族,而且是在戰爭時期犯下的罪行﹔另外一個是在和平時期,是我們所說的「人民的軍隊」和武裝民兵在殺人吃人!

那在八十年代的整黨清理期間,就發現廣西殺人最多的,開除黨籍作處理的竟有四萬七千多人是共產黨員!因為武裝民兵、軍隊當然是共產黨員。這還是一個在《廣西文革大事年表》中公開的數字,實際數字恐怕遠遠超過。

現在我們可以把「南京大屠殺」和「廣西大屠殺」作一個對比了。你就會覺得﹕如果一個民族、一個政府沒有起碼的反省力:它不能正視自己的黑暗歷史,卻只指責別人,只出產「憤青」– 憤怒的青年或憤怒的愛國青年,或者說叫「愛國賊」,是不是能解決大屠殺的問題?我絕對不是說日本是對的,他們絕對是錯的。如果「愛國賊」們只是攻擊和聲討一個惡魔,而忘掉了另外一個惡魔,而且是更現實的,在他們家裏的惡魔,而且他們在攻擊和抨擊國外的惡魔的同時,甚至還帶有一點對家裏的惡魔「討它歡喜」的這樣一種獻媚的姿態,那我覺得這樣的民族是很值得悲哀的。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親身感受,也是為甚麼說文化大革命與抗日戰爭有關係的原因。

第二個關係 – 曾慶紅之父所代表的中共漢奸機密

另外,文革還陰差陽錯地和抗日戰爭發生過關係。

在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活動中,還陰差陽錯地揭露過中共在抗日戰爭期間與日本侵略軍的暗通款渠的「國家機密」—其實是漢奸機密。我講一個真實的故事,和這個故事有關的檔是作為中共中央的檔收集在我們編選由香港中文大學2002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數據庫》裡的。

大家知道曾慶紅的老子叫曾山,他是中共的大特務,內務部長。抗日戰爭中他在蘇北擔任了一個很重要的任務﹕直接到上海、南京去和日本人談判,談判的主要事情是﹕讓日本人只打國民黨不打共產黨。在文革中間,1967年9月造反派把這個檔案給衝出來了,就說他是個大漢奸,就開大會鬥他。結果曾山立刻打電話向周恩來求救。周恩來知道這是中共的高級機密,當場手書中央文件提出四點指示:

一、「對曾山同志的錯誤,可以批判,但性質應由中央來定」。

第二、「曾山同志的活動,聽命於中央,造反組織不能干涉」。

第三、「外來學生不能干預內務部事務,要立即撤出」。

第四,「開批判會搞『噴氣式』、大彎腰是錯誤的,是違反中央規定的,今後不准再搞體罰和變相體罰。」

周恩來是非常謹慎的人,所有的檔他都會通過毛澤東劃圈,可這個文件他沒有經過毛澤東,而是當場手書四條發下去,把曾山給救出來。這個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曾山傳》裡面就有。我們看,這是為了保住一個甚麼國家機密吶﹖就是為了保住這個黨和日本侵略軍和日本人暗通款渠的漢奸機密。

所以文革還陰差陽錯地和抗日戰爭發生了關係呢。

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 – 就危害性說 中共超過法西斯

很多關心文革的朋友們經常問我說﹕「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我在日本講課的時候,很多學者也問我說﹕「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也感到非常慚愧,因為中國政府從來就沒有一個公開的數字說,文革中間有多少人死於非命。

那今天的學者,尤其是海外的學者,真是在非常艱苦的危險的環境下進行這樣的統計,比如說這裡是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博士,她就從北京在文革初期學生打老師、殺老師的事件一個一個採訪,多少年一個一個積累,至今,獲得名字的,也不過是一兩千人。

那麼根據海外學者的估計,根據我們所知道的一些流傳出來的絕密文件,大概是兩百八十萬左右死於非命。而中國在抗戰中間的陣亡將士,大概在一百七十萬到兩百萬左右。那你看看,在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的人數是大大超過了我們在抗日戰爭中間的陣亡將士和那些將軍。這又是一個兩者關係的簡單對比。

我們絕對不能說僅僅是對外的反法西斯主義,尤其是長期以來,我們的教科書,只是把這個世界分成兩極,一極是對的,一極是不對的。或者說,一極是共產主義,一極是資本主義。實際上,中間還有法西斯主義,這個共產主義本身也有很多法西斯主義的因素。就危害性來說,共產主義超過了法西斯主義。

中共的恐怖主義、法西斯主義活動

那麼第二個問題我就想講一講就是,即便是在和平時期,即便是在六十年代的文革期間,中國共產黨做了些甚麼﹖它有沒有恐怖主義的活動﹖它有沒有法西斯主義的活動﹖

我是一九四九年生的,也就是說和這個「紅色共和國」是同齡人。我們大家都知道�,像我們這一代人,我們接受的教育是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處於水深火熱中的」美國人民、台灣人民,當然最後我們發現其實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就是我們自己……文革中間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事,就是我們這些年輕人中毒實在太深,當時我真認為美國的黑人在大街上餓得不得了,都等待著我們把自己僅有的二十九斤的定糧送給他們一點, 去拯救他們的生命。現在想來正是太好笑了!

我想介紹一下有關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共直接指揮和煽動的恐怖主義活動,從六七年的中國大陸講到周邊國家。首先,北京紅衛兵在一九六七年掀起了一股對外國使館「打砸燒」的恐怖活動:在狂熱的外交路線的影響下,他們6月18日砸了印度駐華大使館;7月3日砸了緬甸駐華大使館;8月5日砸了印尼駐華大使館。到了8月22日,他們竟然把英國的代辦處給燒掉了!他們非但燒掉代辦處,還把英國的臨時代辦—他們的大使唐納德.霍布森,拉出來批鬥,還要求所有的英國代辦處的工作人員向毛澤東像鞠躬「請罪」。這完全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時期佔領美國使館的恐怖主義活動一樣。而8 月23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竟然這麼報導:

「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1萬多人昨晚湧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給予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採取了強烈的行動。」 這不是在公開鼓勵恐怖活動又是甚麼?

在座的可能有從香港來的朋友,大家可能還記得香港文革中的「六七暴動」,這個「六七暴動」前期都是周恩來批准的,後來鬧得不可收拾了,他才出來講不能再這樣搞下去了。

六七暴動就是在香港的中國銀行掛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匯報」搞個人崇拜,煽動罷工,要「解放」香港。最後在香港軍警採取行動以後,它們就採取路邊炸彈戰術,這就是現在伊拉克路邊炸彈炸死很多美軍的這種恐怖活動。如果你追溯伊拉克恐怖份子的戰術來源,恐怕這種城市游擊戰,中共還是創造者之一。這種路邊放炸彈炸軍警的戰術,一直到在香港北角炸死了一對七、八歲的姐弟,才引起了香港市民對他們的極其反感,最後被阻止了。

中共文革中向世界「輸出革命」

那我們現在再講講中共文革中的「輸出革命」。

中共文革中的「輸出革命」的樣板恐怕要數柬埔寨紅色高棉的大屠殺了。但是柬埔寨紅色高棉的主要頭目波爾布特也好,喬森潘也好,當年到中國去受訓時正好是文化大革命。他們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和康生與張春橋的直接指示。但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們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比中國的還要誇張。

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在中國執政以後老是搞大躍進,經濟上搞大躍進,五八年搞得一團糟。文化大革命是在思想政治上的大躍進,其目的是使毛澤東成為國際共產運動的龍頭老大。但是柬埔寨紅色高棉的野心還要要大,它們想把中國的從「土改」、「三反五反」、「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數十次政治運動,壓縮到一次性完成。結果大家都知道了,今天的國際學術界公認,柬埔寨至少殺了一百萬人。當時柬埔寨的華僑有四十一萬人,被殺了二十萬,越南裔的兩萬人全部殺光。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這個恐怖活動又來源於中國,從毛澤東的「第三個里程碑」發展到了波爾布特的「第四個里程碑」。

大家也知道文革中正發生著「越南戰爭」。根據最新出版的中共黨史研究上關於越南戰爭的文章,中共當時派往越南的作戰部隊,至少是三十二萬,包括陸軍、特種兵部隊、防空部隊、工兵部隊等等。那麼三十二萬是個甚麼樣的概念﹖當時整個美軍只有五十五萬人,而且我問過魏京生先生,當時他在部隊裡,他告訴我,這裡還不包括武裝民兵。那你就可以知道,這個越南戰爭,實際上是美國軍隊的一個士兵對中國軍隊的一個士兵在打。當然,所有這些都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

我們大家還知道緬甸共產黨,也完全是中共訓練,他們在緬甸奪取了一些根據地政權後種植和販賣鴉片。那個時候我們年輕人真的是很天真。當時還有兩千個左右的雲南知識青年偷越國境,去參加「世界革命」。他們要把毛澤東的世界革命的理論在緬甸付諸於實現。這兩千人中至少有一千人死在戰場上。有些人在緬甸游擊隊最高的官職做到「軍區司令」。在「國內」,他們還被有關檔規定確定為「正式參加革命」。此外,中國還派了大量的軍官去緬共人民軍任「軍事顧問」, 其實是直接指揮作戰。這在最近出版的中國女青年楊建軍的《我在緬共15年》等書中都有詳細的披露。

馬來西亞也是這麼回事,馬來西亞共產黨有一個革命電臺,叫「馬來西亞革命之聲」,其實就設在湖南。

我有的時候想,還好這個「輸出革命」的趨勢和文化大革命,就都因為毛澤東早死而中斷了。如果他真的「萬壽無疆」的話,那這個事情就麻煩了。中國人肯定像今天的北朝鮮一樣,而且給世界造成的麻煩就大了。

當年的那些問題,比如說今天的尼泊爾那個「毛主義游擊隊」,也就是當年毛澤東支持的,到今天為止還在那裏打吶,還沒有解決吶。毛澤東的手伸得很長,比如說古巴的格瓦拉,大家都知道這個人。他在六十年代見過毛澤東,毛澤東當場就給他六千萬美金,還說不要還。支持他去拉丁美洲洲打游擊,去顛覆人家合法的政府。這是張戎的《毛澤東傳》裏最新披露的材料。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輸出革命,當年在我們這些人的腦子中是甚麼樣。我回憶起來當年在紅衛兵間非常流行的一首詩歌,叫作《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們》。這個勇士們是誰吶﹖就是我們這些人啊。這裡面講要「血染白宮光復紅場」,「衝上白宮的最後一個台階,解放美利堅的人民」。當然你們大家今天看來都非常可笑,到底「解放」誰呀﹖但是那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到,整個一代人就是沉浸在這樣一個狂熱的「共產主義加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

大家今天在美國知道了歷史真相,會覺得這個很可笑,但是最可悲的是:現在的中國盛行這個意識形態的人,堅信這樣的意識形態的人還不少。比如說前不久,中共元老朱德的外孫朱成虎,他就還要打核大戰,他要犧牲中國西安以東所有城市,來毀滅美國的兩百座城市。當然他總是認為他自己一定是在西安以西的,他一定是安全的。就像當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一樣,他認為,他最後一定是在攻克了的白宮階梯上面拍照片留念的人,而不是「犧牲」的人。

所以你可以想到,中共的恐怖主義是非常危險的。我有的時候自己反省。覺得如果我們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間,毛澤東叫我們去搞這些恐怖活動,我們也會搞的。為甚麼吶﹖我們確實是受了他們的洗腦,受了他們的欺騙,中毒太深了。

中共政權的非理性和非預測性

有人對生命哲學有這樣一個有趣的說法。他說西方的生命哲學常常是「我活你也活」,即政治上經常是互相妥協﹔那麼共產黨的生命哲學是「你死我活」,階級鬥爭你死我活﹔而當代恐怖主義的生命哲學是,「你死我也死」—搞自殺炸彈,結果大家都死掉。其實這個「你死我也死」的生命哲學實際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很流行了。有的時候你查一查,這個伊斯蘭的恐怖主義也好,這個因為「輸出革命」而造成的世界各地的游擊戰也好,和我們中國都有關係,中國共產黨都有一些發明權。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一樣,也是一個戰爭和殺戮的根源。一九九八年的時候,法國的高等科學院出過一本《共產主義黑皮書》。那上面有一個粗略的統計,到九十年代為止,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大概殺掉了一億多人。其中對中國的統計是比較保守的,是六千五百萬左右。那麼你就可以看到共產主義是殺戮的根源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

我們回過頭來再講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打得比較厲害的�,像朝鮮戰爭,雙方投入幾百萬軍隊,那個是誰發動的吶﹖是金日成。誰支持的吶﹖史達林、毛澤東。

我們剛才講的越南戰爭,雙方投入的也是幾百萬軍隊,越南自己說他的死亡人數是一百五十萬,美國大家知道也死了五萬多軍人,是怎麼發動的吶 ﹖因為北越偷偷打到南越去,它都是在一個「愛國主義」、「統一祖國」的美好的「民族主義」大旗下進行的。聯想到目前中共以「統一祖國」的美好辭彙時時要以戰爭解決台海問題,這不是很值得人們深省嗎?

還有一個有趣的事情,就是你想一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沒有一個西方的民主國家對另外一個西方民主國家開戰﹖或者說有沒有資本主義國家打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有沒有打過英國﹖有沒有打過法國﹖有沒有打過義大利﹖有沒有打過日本﹖我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再也沒有。

但是你發現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啊,社會主義打社會主義卻是延綿不絕。七九年的時候,咱們魏京生先生為這個事情坐牢的,中國打越南,那前面吶,越南打柬埔寨,再前面蘇聯打捷克,蘇聯打匈牙利,六九年蘇聯和中國還打起來,差點兒打核大戰。

我記得七九年的時候魏京生先生被捕,我正在上海讀書,我是七七屆的大學生。我們的政治課上正在學習列寧的《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列寧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沒落的」、「垂死的」這兩個定義,我們就在下面發牢騷說﹕「看來這個資本主義是不行了,是沒落了,是垂死了。」為甚麼吶﹖他打不動了呀。他從來沒有互相打來打去的。而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就是行,今天打明天打,你看鄧小平隨便說一句﹕「給他們一點教訓。」幾十萬大軍就過越南去打了嘛。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共產黨和戰爭休戚相關,而且它發動的戰爭完全是缺乏理性的, 常常是難以預測的。

共產主義的危害性被遺忘的原因

那麼我們就要提出一個問題了,那就是今天對共產主義的危害性,遠遠沒有人們對法西斯的危害性在東方,在西方記得那麼清楚。

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法國一位學者在美國的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他的題目就叫做《被遺忘了的共產主義》。為甚麼共產主義被遺忘,他講了這麼幾個理由﹕第一,納粹戰敗以後,其罪行被徹底揭露,所以公眾對此有所瞭解﹔第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民主國家為儘快打敗納粹,和蘇聯結盟,就使得部份西方人失去了對共產主義的批判能力﹔第三,由於猶太人堅持不懈的努力,不斷批判、揭露納粹的罪行,使得世人都有所瞭解。

他還講到,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陣營的輿論成功的建造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分法。按照這個兩分法,他們甚至將納粹德國、義大利和日本也都簡單的歸納到資本主義裡面去,那就造成了美國也變成了法西斯,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當然美國是法西斯國家。

再有,共產專制摧毀了民間社會,消滅、馴化了思想精英,也就是知識界。剛才我接受電視臺採訪說過,中國的知識份子他不想說謊,但他們是下意識的說謊。因為在中國大家知道,兩套語言嘛,你在家裏說的和在單位說的、公眾場合說的,完全不同,你到公眾場合就自然而然說謊。所以這是個顯而易見的知識份子被馴化的表現。

最後他說,對共產主義的健忘,加強了對納粹的記憶,對納粹的記憶,加強了對共產主義的健忘。我認為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那還是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我們要清醒的認識到:這個共產主義社會仍然有法西斯化的危險性。而且,它有法西斯和共產主義兩種集權合二而一,最終成為戰爭根源的可能性。

只有把這個世界上的專制政權剷除掉世界才可能太平

恐怕歷史上只有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領袖,一個將軍:一個是毛澤東,一個就是現在的這個後生可畏的朱成虎將軍,才對核大戰有這麼嚮往。毛澤東當年也這麼說﹕「核大戰沒有甚麼,不過是死三、四億人嘛。」這個三、四億人在他們腦子中就是個數字,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且這個提倡打「核大戰」的人肯定是認為他不會死,而只是別人去死的。所以中國那些網上要打台灣的「憤青」,他們也肯定是假定他們不去打,別人去打送死的。這裏有一個中共有趣的文化現象,即中國共產黨總是說別人是「口頭革命派」,實際上他們才是標準的「口頭革命派」。它打的那個抗日戰爭就是標準的「口頭革命派」的打法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在紀念抗日戰爭的勝利,即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時,我們千萬不要忘了,我們這一代人還面臨的一個艱鉅的任務,也就是說中國共產主義的存在,它有和法西斯合流的可能性、有挑起戰爭的可能性。為此我們只有把這個世界上的專制政權剷除掉,這個世界才可能太平。◇(//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