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波：我願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奉獻我的一生
【大紀元10月11日訊】
一
“上帝保佑，金波活著出來了！”
這是今年7月30日《民主論壇》上趙昕先生文章的標題。
是的，我活著出來了。這既在我的意料之中，又在我的意料之外。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的確曾動過幾次自殺的念頭，當時實在受不了折磨，覺得生不如死。我絕食時曾不止一次，有人對我說”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好死不如賴活著”，我則以”賴活著不如好死” 作答。
但我終於活下來了，而且身體的健康狀況似乎比原來的預想要好得多。這可能是我原來身體素質較好的原因。但後遺症應是有的，不過條件限制了我現在去體檢。
二
活著，首先面對的是親人。父母是我最重要的親人。我這4 年牢獄之災，受打擊最大的是父母。父母分別生於1949和1947年，除很少幾次短暫去外省探親外，大半生一直生活在中國的最底層——農村。父親是農村教師，當了25年民師後於9 年前轉正，現已內退。母親是家庭婦女，小時候讀過幾天初中，因窮得吃不上飯而輟學。他們都是農村那種吃苦耐勞卻幾乎未過上一天好日子的苦命人。父母咬牙供我讀完大學，我卻不得不進了一個已瀕臨破產的國企，幾年下來入不敷出，接著又坐了4 年牢。我這一生最對不起的就是父母。正如我在家書中自稱的，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不孝兒”。
這4 年，除父母、妹妹和外甥女探監十幾次，以及2003年SARS期間給父母打過2 分鐘多的電
話外，我只能靠書信跟父母聯繫。每當收到家書時，我心情都很激動，會看上好幾遍，想上好幾天。對於政治犯來說，通信大概是除會見(探監)之外跟外界惟一的聯繫方式了(特殊情況除外)。 但也不是所有的政治犯都享有這種待遇，比如我的難友牟傳珩先生，他說他從未收到過一封家書，家裡也未收到過他的一封信。而即使我能跟外界通信，也被嚴格限制範圍，比如我一個表弟寫的信我就未收到。我知道這一點，所以除了寫給父母，以及有關國家機關或其官員外，未給任何其他人寫過信。即使是寫給外甥女，也全是寫給我父母然後再轉交。
我在山東省監獄3 年3 個月期間，一共給父母寫了大約123 封信( 另外還有寫給父母的1 張明信片和1 份遺書)， 但父母只收到其中的49封。大概是去年7 月，我開始在信中有時用類似日記的方式記錄一些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其內容令當局特別惱火，所以大多被扣留。
而父母自收到我去年結束18天絕食的次日即11月29日寫的第86封信後，再未收到過信，我此後也只收到過父母的一兩封信。父母寫給我的信，我全保留著。但在我出獄那天，當我去辦出獄手續時，獄方背著我把我和父母的全部來往信件及其他一些東西非法扣留，然後封上箱子裝進汽車，致使我當時無法檢查，回家後才發現。但我想，這些書信將來有全部發表的那一天。
讀者看到的這49封信，肯定不能說明我4 年牢獄生涯的全部。這只是一小部分，一個很小的側面。而且讀者也能發現，有時出於盡可能讓父母收到的目的，我不得不對書信具體內容稍作變通。
另外，這些信中有幾封是我從報刊雜誌上摘抄的文章，這裡就把具體內容省略了。我寫給外甥女的幾封信，暫時未找到。我在信中提到的一些親人，除妹妹、妹夫和外甥女外，還有姥爺、姨、舅、二大爺(伯父)一家、堂哥、表弟、表妹和下一輩的孩子。但朋友們的名字，從未出現。
至於後面附的起訴書和一審判決書，其中有一些人名和日期等方面的錯誤，出於尊重文件原貌的考慮，我一概未更正，以後我會一一指出。
三
出獄前我始終認為父親肯定會去接我，然後一起去車站坐車回家。但沒想到父親沒去，而是由監獄送我回家。到家後才發現母親的腿撞斷了，我一下子懵了。
這很可能是一起簡單的車禍，不過肇事者逃跑了。但我不敢完全肯定這一點，始終認為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種可能。因為監獄裡曾不止一次有具有黑社會背景的犯人威脅我：” 要是在社會上，你早就分成幾塊了，胳膊一塊，腿一塊””出了監獄門口，就用橛頭把伺候，把你的腿打斷”。 當局之所以破例安排監獄把我送回家並由莒南警方半路迎接，除了防止濟南朋友接我外，恐怕這也是一個原因。
母親遭遇車禍後，是朋友們幫我父母度過了難關。首先是張銘山、姜福禎兩位摯友及時公佈了情況，從各個角度挽救了我母親、挽救了精神幾乎崩潰的我父親。然後，樊百華、范子良、戚惠民及至今我不知具體姓名的兩位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而尤其需要單獨提出來的是，楊天水先生在剛剛邁出看守所大門的情況下，毅然將錢愛玲女士捐款中的近半寄過來，儘管他自己一貧如洗；趙昕先生也是剛剛邁出看守所大門，但也從自己的積蓄中拿出一筆寄了過來。很難想像，沒有這些朋友的幫助，我父母會是一種什麼樣子，我們這個家下一步該如何過。
其實，這4 年來幸虧朋友們以各種方式給予我父母巨大的幫助。除我非常熟悉的姜福禎、張銘山兩位師友自始至終的關懷之外，還有車宏年、申貴軍、秦志剛、邵凌財、孫文廣、燕鵬、於傲之、陳青山、牟傳珩、陳延忠、牟柏華、牛天民及孫豐（孫維邦）、邢大坤、薛超青、相林等山東朋友給予了各種形式的關心和幫助。其中尤其是我從未謀面的車宏年先生幾年來持續的真心幫助，起到了其他人無法替代的作用。
在外省，除范子良老先生及時發佈消息並呼籲之外，林牧、鄧煥武2 位老先生持續的呼籲和幫助令我難忘。
此外還要衷心感謝李國濤、任畹町、余樟法、何德普、許萬平、郭少坤、師濤、劉曉波、戴晴、鄧永亮、李運生、莫建剛、程凡、高燁炬、李宗尚、吳克林、毛國良、歐陽懿、黃曉敏、劉飛躍、來金彪、陳樹慶及胡平、徐文立、王有才、徐水良、唐元雋、陳泱潮……等先生。
需要特別感謝的還有：S（加拿大）、劉國凱、焦柏固、S（美國）、M（美國）、Q（歐洲）等先生。其中後3 位先生的具體姓名和身份我至今不清楚。
加拿大珍妮佛‧韋德博士為我專門向山東省省長寫信表示關注和呼籲並給予各種幫助，體現了她熱愛和平與自由的精神，及高尚的人格與品行。
盧四清先生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在我入獄前期對我的情況作了及時報導（可惜聽說他後來重病在身），洪哲勝、李洪寬、張偉國3 位先生在他們主編的《民主論壇》（包括後來創刊的《民主通訊》）、《大參考》和《議報》上對我的情況給予了充分介紹和呼籲。其中尤其令人感動的是，洪哲勝先生還在《民主通訊》上為我作了幾個專題。
自由亞洲電台、美國之音、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等國際媒體的採訪報道為國際社會瞭解我的個案和中國人權狀況提供了及時的信息。《北京之春》、《中國人權》、《博訊》、《大紀元》等報刊雜誌和網絡媒體也向人們充分介紹了我的情況。
此外，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大赦國際等組織也分別以不同形式給予了介紹和幫助。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條件限制，以及我出獄後至今未跟任何朋友見面，所以我對情況的了解是不全面的，肯定存在遺漏和紕繆，這裡事先向大家致歉。
四
我剛剛出獄，還處於所謂的”剝權期”。我獲釋當天，迎接我的莒南警方曾提醒我這一點。我回答說：” 我不認罪，我也不管那麼多，我該怎樣還怎樣。”
是的，正如我剛參加民運時不止一次對警方說的” 我願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奉獻畢生的精力” 那樣，這4 年牢獄之災不僅沒有磨去我的銳氣（更談何”改造”），反而增強了我獻身中
國民主事業的信念。在這裡，我要再次聲明：
我願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奉獻我的一生。
2005.10.07 山東莒南
──原載《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