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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念祖:錯誤的理論導出邪惡的實踐:馬克思主義的邪惡根源

【大紀元10月1日訊】人的行為或行動,一般而言都是產生自思想,因此,一個人要是腦子裡裝的是正道正理,那麼行為自然不致如何偏差;相反的,要是腦子裡裝的是些邪理惡念,那麼,行為要不入邪道恐怕都很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中,所發生過的種種恐怖邪行,其實正是來自於他們思想的根源:馬克思主義。

在社會理論中,一般將馬克思的思想界定為「勞動/生產典範」,這是馬克思許多重要概念之所繫,也是後來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重要方針戰略的理論根底。那麼,什麼是「勞動/生產典範」呢?

馬克思將人的本質視之為和動物一般:必須為了維繫此一肉體生命而勞動(生產),因此,勞動(生產)就被馬克思視為人類生存的最重要事物,也就成了人的本質(馬克思雖然在其他方面反對「本質」之說,但其唯一接受的本質說法,就在於「勞動」作為人的本質)。然而,這樣一種認識,它的問題在哪兒呢?聽起來不是很有道理嗎?其實,馬克思和許多後來的共產主義者思想中有許多地方經常都充斥著這種「瞞天過海」的招式,亦即,將一部份的道理僭裝為全部的真理,從而使人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他們錯誤的理論。

的確,「人」在某個方面來說,其作為有機體的生命是需要物質的供養,以期持續維繫生命,因此,人便需要勞動、需要生產。但是,關鍵在於,這僅是人作為人類這一種存在、所具有的許許多多特性之一,卻非全部。以物質的能養而言,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曾經這麼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第二)換言之,若將「(物質之)養」作為全部,那人與動物又有何差別呢?即使不遠推至古聖先賢之說,單以近哲而言,德國理論家哈伯瑪斯(J. Habermas)便以「言說」作為人之最重要活動,而創發出其「溝通理論」。由此而言,將人的本質,單一視為是「勞動/生產」–也就是前述所說的「勞動/生產典範」,根本是大有問題的,而馬克思主義便在這裡踏上了錯誤的第一步。

然而,由於這一「勞動/生產典範」,馬克思理論便將「工人」–社會上的主要生產承擔者–的地位供上了如同神只般的高度上去了。這一失誤的理論典範,在當時結合了初生不久的政治經濟學,於是便形成了所謂的「勞動價值理論」–所有價值的創造皆由工人的勞動而來;更進一步產生了問題重重的「剩餘價值論」–在支付給工人的薪資所能抵付的勞動時間之後、工人多餘的勞動時間所創造出來的價值,這也就是馬克思所認為的「資本的秘密」、利潤的由來。

勞動價值論的最主要問題,便是在於將一切「有用的事物」都視之為是工人所創造的。在這一方面,已有許多從知識、管理、技術的提升等等方面,來質疑勞動價值論的著作,我便不再贅述;而我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於這樣一個勞動價值論,其實也正是「無神論」所會產生出來的理論產物,亦即,他們只看到了在此一空間中「可見」的勞動生產過程,卻未思及任何物質的最原始產生根源,因而才會認為是(工)人的勞動創造了一切價值。例如,當一位木匠利用木料(原料)進行勞動生產時,我們可能只看到了經由木匠的勞動所創造出來的新的物品,但是,我們卻忽略了,那作為原料的木料又是誰所生產的?

天生萬物以供人用,古人是很清楚的認知到這一層道理的,因此,例如我們便可以看到,古代的木匠要上山伐木前,就必須遵守許多規範,伐木需按吉日規定、不得濫伐,立木起工前則有祭神之儀式,這一些,正是源自於對「天生萬物」的明確認知,因此在取用由「天」所生之物時,必須符合天理而行;而古人之惜物、敬物,也都是這一「天生萬物」之認知的表現。然而,「勞動價值論」的主張者,是看不到這一點的,他們只看到了在這一空間中「可見」的勞動過程。諷刺的是,擁護這一主張者,恐怕連張獻忠的見識都比不上了,因為這個大流寇至少還懂得「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呢!

馬克思的錯誤的「勞動/生產典範」所造成的錯誤後果還不僅於此。由於將「勞動」視之為人類的本質,同時,在社會上承擔主要生產勞動職能的便是工人,那麼,邏輯上便又推進了一步:對於工人的壓迫,就是對於人類的壓迫。也因此,馬克思便認為,所有其他階級的利益都是為了自身所屬階級的「特殊」的利益,只有工人階級的利益才是符合全人類的利益的「普遍」的利益。就這樣,馬克思似是而非的、一步一步的將人們引入他的理論誤區之中。由於工人階級的利益才是符合全人類利益的「普遍」利益,那麼,工人階級的解放就是全人類的解放,因此,「工人階級革命」的號召就應劫而生了,同時,更進一步的,由於工人階級的利益代表了普遍利益,所以,邪惡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指導理論也就被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就等於是「全民專政」、也就等於是「人民民主專政」。

然而,以上這些都仍然是概念上的建構,在實際上的操作中,共產黨人卻發現了工人根本不具備所謂的革命性–精確點說,應該說是工人根本沒有革命的意圖和需要;那麼,所謂的「工人階級革命」的理論,在實踐上便遭遇到了問題。但是,當遭遇到這一問題時,共產黨人並不反思其理論上的錯誤,相反的卻「橫柴入灶」的硬幹到底,於是便在理論上繼續走入歧途,列寧也因此發明了「先鋒隊」的說法。所謂的「先鋒隊」也就是說,因為工人過往的有限生活和遭受到「資產階級」所灌輸的虛假意識的毒害,因此工人們「目前還不能正確的認識到」自己的利益之所在,因此也不能集合組織成為一個革命的階級,於是,在這樣一個階段,就必須有一個「先鋒隊」來扮演領導工人的角色,而這個先鋒隊就是布爾什維克、也就是共產黨。

於是,我們看到了,共產主義者是如何在理論上一步步的偷天換日,最後將自己這樣一個政黨的利益,等同於全民、全人類的利益。同時這也說明了,被共產黨人奉為真理的馬克思思想,其實卻是其後的共產黨徒子徒孫們可加以濫施改造的工具。這些馬克思的孝子賢孫們–說是孝子賢孫,這是因為他們都學得了這個老祖宗在理論上的偷天換日本領–不斷的依據自己的需求而改造馬克思的思想。列寧為了蘇聯革命編造出一套「先鋒隊」的說法,而毛澤東則是為了中國革命而炮製出個「從鄉村包圍城市」的農民暴動的理論來。但是,無論是列寧的編造或是毛澤東的炮製,他們的目地則是極為類似,也就是以「全人類利益」作為說詞,實際上卻成全了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目地,甚至成全了其私人的、一己的權力極大化的慾望。

這個錯誤的「勞動/生產典範」在實踐上所造成災難後果還不僅於此,由於強調勞動生產,幾乎所有曾經被共產黨所統治過的國家、地區,其生態環境都遭受到了極為可怕的破壞,這其中,尤以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大地的破壞為最;由於認為一切價值都是由勞動而生、由工人所創造,因此,「四體不勤」的知識份子便被視為是人民之敵,毛澤東以「臭老九」而鄙之、賤之。而無論是在前蘇聯、東歐國家,或是在今之中國、北韓,知識份子被投入獄中者不知凡幾,共產黨人以偽尊工人之姿,意圖徹底掃除對其政權具有潛在威脅的知識份子,早已是共產國家中之常態。

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實踐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是一個很難讓人掩目無視的歷史事實,然而,即使如此,至今卻有許多中、西左派(或新左派)知識份子仍試圖為馬克思辯護,認為這些實踐上的災難性後果,並不能歸之於馬克思本身理論的問題,而是後來者如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等必須自負其責的。這種看法,其實還是一種斷尾求生的心態之表現,但,斷尾能否求生、抑或只是自欺欺人,未來之歷史定有論斷。本文除試圖以源生於馬克思的理論根源來說明這些歷史上的錯誤理論、邪惡實踐之間的一脈相承之外,在此也將以一位曾經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後來則回歸基督信仰並成為一名神父的伊尼亞斯‧萊普(Ignace Lepp),在他的一本名為《從卡爾‧馬克思到耶穌-基督的歷程》(Itinerary from Karl Marx to Jesus-Christ)著作中的一段評論史達林恐怖統治和馬克思思想之間的密切關連的文字來作為結論。萊普神父在這段標題為〈史達林並未背叛〉的段落中這麼寫道:

如今,我確信史達林及其同黨並未背離馬列的精神,並且無意識地與他們的祖師之基本思想不謀而合。事實上,只要他們稍加對馬氏主義之原則不忠,也許蘇聯人民將少吃些苦頭,人類的基本自由亦不會遭受如此恐怖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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