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日訊】這是一個普通不過的日子，北京的春夜寒意依然，沒有什麼月白風清，北京大學發生的一件看起來似乎無足輕重的事，卻對以後的歷史轉折產生了無法估計的影響。那一夜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後世的人早已不曾了了，即使在重要的當事人之一湯爾和第二天（3月27日）的日記中也只有簡單的一句話：「昨以大學事，蔡鶴公及關係諸君來會商，十二時客始散，今日甚倦。」

相隔近十六年，另一位當夜在場的胡適讀到這篇日記後，重提舊事，他於1935年12月23日寫信給湯爾和說：

「此夜之會，先生記之甚略，然獨秀因此離去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此夜之會，雖有尹默、夷初在後面搗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議論風生，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此會之重要，也許不是這十六年的短歷史所能論定。可惜先生不曾詳記，但有月日可考，亦是史料了。」

讀到這裏，雖然我們還不大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大凡有點歷史感的人都會感到這是一個重要的夜晚，信中涉及的人物，我們也並不陌生，獨秀就是《新青年》創辦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孟和是陶孟和，他們和胡適都是安徽人。尹默是沈尹默，夷初是馬敘倫，蔡鶴公、孑民就是北大校長蔡元培，他們和湯爾和都是浙江人。 胡適接著說：「先生試讀四月十一日記末行，可知在當時獨秀與先生都知三月廿六夜之會之意義。」湯爾和4月11日的日記最後有這樣的記載：「五時後回寓，……途中遇陳仲甫，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亦可口西已。」

陳獨秀為何對他怒目相向？3月26日夜的真相到底如何？胡適在五天後（12月28日）寫給他的信中說得就比較清楚了：

「八年{指1919年}的事，我當時全無記載。三月廿六夜之會上，蔡先生頗不願於那時去獨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壞，彼時蔡先生還是進德會的提倡者，故頗為尊議所動。我當時所詫怪者，當時小報所記，道路所傳，都是無稽之談，而學界領袖乃視為事實，視為鐵證，豈不可怪？嫖妓是獨秀和浮筠都幹的事，而『挖傷某妓之下體』是誰見來？及今思之，豈值一口虞？當時外人借私行為攻擊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墮奸人術中了。

當時我頗疑心尹默等幾個反復小人造成一個攻擊獨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們的『發言人』了。」

其實，陳獨秀已被國民黨當局判刑8年，正在南京獄中，前塵往事都如雲煙過眼，他也沒有再提起當年的那些事。可認真的胡適忘不了這一切。1936年1月2日，他寫信給湯爾和，又一次談及此事： 「獨秀終須去北大，也許是事實。但若無三月廿六夜的事，獨秀儘管仍須因五月十一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湯兩公不會使我感覺他們因『頭巾見解』和『小報流言』而放逐一個有主張的『不羈之才』了。

我並不主張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張政治領袖不妨嫖妓，——我覺得一切在社會上有領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謂『公人』（Public men），都應該注意他們自己的行為，因為他們的私行為也許可以發生公眾的影響。但我也不贊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為來做攻擊他的武器。當日尹默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實證之，當日攻擊獨秀之人，後來都變成了『老摩登』，這也是時代的影響，所謂歷史的『幽默』是也。」

胡適的判斷不是沒有道理的。假如陳獨秀沒有離開北大，他是不是會急遽左傾，否定「德」、「賽」先生，迅速邁向組黨之路？甚至是不是會親自到大世界撒傳單，這些恐怕都還是未知數呢。但是，歷史不會有假如。1919年3月26日夜，一切都已決定，陳獨秀不可能再留在北大，以後發生的一切都已無法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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