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日訊】自由時報記者鄒景雯╱特稿

台灣需不需要高鐵？絕大多數國民會舉雙手贊成，但高鐵案發展到今日地步，的確不是個良性示範；站在國家發展以及人民權益的立場，政府現在決定介入協助，是不得已的最佳選擇，但在催生高鐵的目標下，監督與責任機制，要同時雷厲風行才行。

翻開高鐵當年與政府簽訂的ＢＯＴ契約，稱其為一紙不平等條約，似乎並不為過，現在高鐵發生集資與技術困難，依約政府若不以三千多億收購，就得看著高鐵遙遙無期甚或成為泡影，不是人民所樂見。

事到如今，要達成台灣對首條新幹線的殷盼，航發會與中技社共同投資七十五億元，行政院並成立高鐵小組介入，不失為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是不可諱言，更大的挑戰才要開始，「台灣高鐵」一路走來的困難與問題，未來等於政府團隊必須挑起，更多專業的挹注已屬必然。

檢視這些年高鐵的奮鬥史，殷琪等高鐵團隊的管理能力受到考驗，已是不爭的事實，政府現在要避免重蹈覆轍，必須深入了解每個環節，才能替人民嚴格把關。

資金未能及時到位，其實僅是其一，日本新幹線為何不敢背書？未來即使興建完成，零事故的安全確保，都要一一克服的，這些，高鐵團隊也必須坦誠的向政府交代清楚，不能只是討救兵要錢。

同時，既然政府的錢愈出愈多，偏離了ＢＯＴ的原始意義，則高鐵完成後，雙方的權利義務關係應該隨之調整，殷琪辭職，這是最起碼的，其他的細節，高鐵小組應該確實把關。把挖空國家、圖利個人的指控，消除到零。

此外，高鐵採取ＢＯＴ興建，是國民黨執政時代定的約，當初為什麼會訂出這些條件？也應該一併調查清楚。不能自己造的因，現在搖身一變在國會責難為何有此果，這是模糊焦點，當年的決策者也要給社會一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