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雁：漫話和諧與穩定
【大紀元1月9日訊】一家人裡，有老大、老二、老三，老大是窮人，老二是富人，老三是知識份子。老三幫窮人不好，幫富人也不好，結果總一樣會產生革命，就跟國民黨和共產黨一樣。
「路徑依賴」就像走路：選擇第一步，決定了下一步,這都是習慣，人們對毒品也會習慣的。
最近在小圈裡關注和諧與穩定很盛，筆者感覺自1997年以來，是分析比較最細緻的一次。法國革命，俄國革命及中國革命。英國革命，美國革命之間的不同。激進與改良，暴力與非暴力，黨治與立憲，不僅中國人談，洋人也在談。
目前中國社會已經出現印度化、拉美化、俄化，黑社會升級的跡象，印度化（等級制度森嚴）、拉美化（資本外逃加劇與貧富差距惡化）、俄化（權力精英成為反社會主義的主力）和黑社會升級（社會犯罪增加）的跡象，轉型期非旦沒有完成中國的現代化，而是向中國的拉美化印度化或向專制傳統又邁進一步。中國發生的問題，不是新問題，而是全面的復古。中國人是希望自己能借助於西式文明精神，例如產權制度、分配製度、公民、憲政民主制度等等，來完成文明的更新。但是，我們更多發現的是一種向專制傳統的回歸。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加上國際資本還有黑社會會給中國帶來什麼危害呢？假如國際資本和黑社會聯手會帶來什麼惡果？我們不清楚：會不會把中國帶到陰溝裡。中國將墮入「權貴資本主義+黑手黨」深淵，在「黑金政治」下，劣幣驅逐良幣，刁民驅逐良民，貪官驅逐清官，政權喪失合法性，社會危機愈演愈烈，整個民族將淪為犯罪集團人質，人權難獲保障而籠罩於恐懼之中……
一首學生民謠，道出孩子們想做什麼樣的人的心態：「學習苦、學習累、學習還得交學費，不如混個黑社會，有吃有喝有二房,買下豪宅名車，還雇一群保鏢。」一位名律師調侃有說出如今做好人有三個去處，「一是座牢，二自殺，三出家，現在屬出家最難」。
余世存:在90年代上半期，原始資本積累的奧秘、消費主義時代來臨的神話、「下海」或開闢「第二職業」的時尚，對民眾尤其是知識階層產生了很大的誘惑。在財政、銀行、外資、私營經濟的支撐下，在各類資源資本化的過程裡，娛樂、影視、房地產、股市、網絡等領域以及都市裡出現了假繁榮景象。知識階層的多數為自己能在政治、商業精英的「以權搶錢」遊戲中「分到一碗羹」而沾沾自喜。他們除了繼續熱衷於扮演政策咨詢者的角色之外，還忙於做「儒商」、「傍大款」、擔任公司顧問、充當律師，甚至學會著做出版家、主持人乃至「演講專業戶」等；而青年學生們則忙於「考級（電腦、英文、會計等技能的資格等級）」、掙錢、出國。黨治是強化了各行各業的體制，如學術體制、行政體制等，它使精英的利益意識得到了強化。 從社會價值上講，八九十年代人們對官位的淡漠，對官本位的批判也成為過去，2000年後人們對官位、職務、身份、地位越來越看重，這說明在社會層面，一種集體意識，主流生活價值已經形成。八九十代，市場、社會對人們特別是年輕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個人創業的空間極窄，政府給教授、公務員漲工資，讓資本家入黨營造了一個常人難以逃避的利益磁場。
楊帆講道一些超越法律、政治底線的問題。
第一，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2004年出現的民工荒，恰恰是漠視工人的基本權利，建設部公佈拖欠農民工工資達到3000億。這還不如資本主義的勞動僱傭關係，讓工人白干，只管吃住，這接近於對待奴隸的辦法。最後還得國家總理出面討回工錢，溫家寶幫助農民討工錢的事件，成了國際故事。
第二，傳染病問題。中國去年鬧SARS，這些年來河南鬧艾滋病，還有一些地方血吸蟲病死灰復燃。官方媒體只說好話，只說假話，掩蓋問題，造成這些問題的惡化。SARS問題要不是有民間媒體突破封鎖，後果肯定更嚴重。河南愛滋病村的消息也是民間輿論突破官方封鎖之後才為外界所知道，才引起社會的關注，促使政府設法解決。其實，這是河南衛生部門的系統腐敗所造成的。1992年後，河南衛生廳開發人血資源，後果造成了諸多的愛滋病村。2003年還是老專家向國際呼籲中國才認賬。這種腐敗絕對是超越底線的，是人道主義的災難。醫療產業化問題。醫療衛生資源本來屬於公共資源，卻在90年代後期大肆搞起所謂產業化，其結果是在本來就存在醫療腐敗的情況下進一步惡化了中國的醫療風氣，造成「有錢治病，沒錢等死」的諸多人道主義災難。
第三，教育產業化問題。教育從廣意上講，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方式。教育功能：一是防止貧窮，二是防止犯罪。而現在的教育成了脫貧致富的唯一手段。教育本來在中國階級分化極其嚴重的情況下成了保持中國階層流動的唯一通道，在中國掀起的教育產業化惡浪幾乎要斷絕這條最後通道，還趁勢從整體上收買知識分子群體，將全社會都變成「經濟人」的活動場所，將一切社會活動都變成「經濟人」的交易行為，就連談戀愛、婚姻都如此，更有經濟學家將父母生養孩子解釋成一種人力資本投資的行為，造成了類似「馬加爵案」、學費殺人等等諸多人間悲劇。教育產業化的系統性腐敗不是超越底線了嗎？
第四，生態環境惡化問題。20多年來片面追求GDP增長的模式是極端錯誤的，造成了嚴重的資源問題、生態環境問題，所以胡溫開始提倡「科學發展觀」，提倡「五個統籌」，十六屆四中全會又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總之，我們要意識到我們還需要為子孫後代考慮，腐敗勢力集團:”我跑了後管它洪水滔天”。
第五，腐敗勢力集團干政問題。前述所有問題都是腐敗勢力集團造成的，為什麼他們的能量這麼大呢？其根源就在於90年代中後期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從理論、指導思想、社會輿論到制定政策、法律制度再到執行的腐敗勢力集團，就是自由主義學者孫立平所言的從權力和資本勾結到收買部分經濟學知識精英形成的「精英聯盟」，他們操縱我國的政治決策和社會輿論，干預政治，一度控制了中國社會。現在，所謂徹底的反腐敗，遏止腐敗，要害就在於打掉這個腐敗勢力集團，打掉這個「精英聯盟」。
康曉光：《政治精英分析》「精英政治」，其實所有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即少數人壟斷政治舞台，而絕大多數人被排除在外，統治集團的同盟軍是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儘管其他精英不能直接染指政治權力，但是他們的利益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關照。目前，政治支持基礎已經從原來的工人和農民轉變為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但是，在公共領域中，則採取嚴厲的控制政策，言論、出版、集會、遊行、示威、結社等權利始終由政府壟斷。由於政府幾乎控制了一切使集體行動成為可能的資源，所以大眾、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都處於無組織的「一盤散沙」狀態。在這種環境中，政治上能動的階層或群體是不存在的。由於公民只能作為個人存在，無論是普通大眾，還是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在政治上都無所作為。中國精英只能像個體戶一樣自生自滅無所作為。當一系列濫權、搪塞、專斷、黑暗發生時，當人民感覺不到公正時，當人民處境悲慘時，卻見不到精英的影子。當人民懷疑你時，那就太晚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力爭進入政教合一的「官學」，使自己的身份得到官方的認可。因為，在主理左右國家政治的皇帝、宗室、外戚和宦官這四種非理性的的夾逼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只有一條，那就是官方的政治認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遺傳下來對王權政治的「附著依戀症」，被現代知識分子以另一種形式繼承下來。知識分子決不可能在政府與大眾之間行使監督和批判職能，整個社會失去了預警系統，最後整個國家將陷入動亂。
國人認識還有些疑點:
一,以為發展就一定穩定。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關於發展中的不穩定的理論,在某些情形中，發展不僅不支持穩定，而且就是不穩定的根源。
二,中國人現在能維持溫飽，不像當年的大亂農民沒飯吃被迫造反。現代人，溫飽不是唯一導致不滿和對抗的原因。外出打工經歷以及各種困擾問題，使得原來安分守已的人對於生活和命運有了新的期望和理解；對於自己的狀況不再滿意，甚至憤怒。
三,目前沒有替代共產黨的執政力量，破局之後天下大亂,因此共產黨還會執掌大盤。
老外也異常關注中國社會的穩定。
《誰傾聽我們的聲音》報告中沃爾芬森指出：「窮人們他們中的大多數認為和過去相比他們的境況有所惡化並且更加沒有保障了。窮人們和我們關注同樣的東西：幸福，家庭，孩子，生計，和平，保障，安全和尊嚴。窮人們對他們所面對的一系列制度的描述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的政策。從窮人的視角來看，腐敗、漠不關心和濫用職權經常會損害國家正式機構的形象。」這篇報告也涉及了不少中國的案例。
界屋太一在《歷史的波瀾》一書中，他認為，很多人談到蘇聯解體的原因，首先提到的是「經濟的惡化」，但是，據說世界上還沒有出現過因為經濟的惡化而崩潰的體制。太平洋戰爭後期的日本，經濟上處於極端貧困的境地，但是沒有人說過因為經濟困難而投降。越南戰爭中的北越和和後來的柬埔寨也是如此。如果蘇聯的社會主義體制是因為經濟惡化而崩潰的話，那麼，在經濟狀況比今天壞得多的蘇德戰爭中或者在戰爭剛剛結束時就應該崩潰。他強調：「任何政權，只有兩種情況會使它發生毀滅性的大變革。那就是喪失維持治安的能力和人們不再信任支撐它的文化。」 界屋太一由此警告說，今天的「中國也由於冷戰的終結和經濟差距的擴大面臨著社會主義文化的崩潰」。
英國約翰·格雷在《偽黎明》一書中特別指出，中國經濟現代化，「要求幾代人的經濟發展，而且不能受政治劇變、環境災難和戰爭的干擾。」 格雷擔心的問題是中國的國家分裂。他強調說：「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國家分裂反覆地發生過。」 格雷反對各國傚法導致整個社會瓦解和分裂的「新自由主義」之路，主張要走有本土特色的社會市場經濟之路，多考慮本土的傳統與文化，建設一個宜居的現代化模式。然而中國目前最大的困惑恰恰可能是「看不見的手」侵入，和「看得見的錢」侵入，包括政治與文化。政治的惰怠、殘酷、自私和腐朽，加上大眾心靈的冷漠、閉塞和麻木，幾乎葬送了幾千年來走在世界最前列中華民族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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