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 : 雜論十一則 (一)
【大紀元1月8日訊】2001年4月-6月 （注：因手頭沒有有關書籍，全憑記憶寫。引語等如有錯誤，請朋友來信糾正。）
之一、思想和語言的污染和混亂
馬列主義及對馬列主義的漢語翻譯，一方面。由於介紹了一種比較深刻的理論，給予人們一種理論研究的參考，有其一定的意義。但另一方面，由於馬列主義的根本錯誤及翻譯水平問題，又在漢語中造成了大量的污染，包括思想的污染和語言的污染。本人曾經多次論述過的”法、法權、權利”和所謂的”利權”，是一個例子。關於國家問題，則是一個更大更典型的例子。除了馬列主義本身的錯誤及翻譯錯誤以外，還有等而下之，水平極低的毛澤東之流，更以他們自己的胡說八道，把人們的思想和語言搞得混亂不堪。
我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文章中指出，毛澤東的文章中，到處是不懂裝懂，冒充內行，胡說八道。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批評毛澤東《矛盾論》，《實踐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等著作時，我嘲笑毛澤東不懂哲學，不懂哲學的最基本的概念，一到哲學領域，甚至連基本的漢語也不懂，也不會了。例如把漢語表示普遍性絕對性，與普遍性絕對性是近義詞、同義詞的”同一性””統一性”，說成是特殊性相對性，把漢語中與相對性是近義詞或同義詞的”對立”性，說成是絕對性普遍性。把表示變化性，不同性的同義詞或近義詞”轉化”，說成是同一性不變性的一個含義。還有把對立程度小於”鬥爭”等漢語單詞的”對抗”，說成是對立程度極大的一種狀況，其實這種狀況不是對抗而是敵對、破裂或爆炸、或類似含義。把漢語中在理論之後，表示理論的實行的”實踐”，與理論之前的客觀實際等同起來，說成是理論的前提。還有其他許許多多可笑的東西。
在一篇文章中，我嘲笑說，衡量貓用貓的標準，衡量牛用牛的標準，衡量狗用狗的標準，可是一到理論領域，馬上就不同了，衡量文藝就是政治標準第一。還有全國那麼多大理論家，甚至整個理論界，一轟而上，鋪天蓋地地解釋這些偉大高深的理論。及到今天，還有那些智商、智力水平低得令人可憐的新老左派，連毛澤東最明顯的不懂裝懂的胡說八道也看不出來，還死抱這些垃圾不放。暴君不懂裝懂冒充內行胡說八道，與幫閒大理論家的吹捧拍馬，都令人厭惡。而又有許多人，自以為早已擺脫了馬列，卻天天說著”經濟是基礎”，”理論來源於實踐，實踐先於理論”等等馬列和毛的完全錯誤的陳詞濫調，則讓人感到又好笑又好氣。
馬列和毛澤東，給中國的思想、理論和語言帶來了巨大的污染和混亂。
之二、關於國家問題
對國家問題，我已經在過去的文章中，多次談過。等以後有機會再詳細論述。在這裏，再作點非常簡單的解釋。
目前民運中的不少朋友，談到國家時，總是在馬列的國家概念中打轉，前一段談到愛國主義時就是這樣。以為愛國就是愛統治階級的國家。其實，馬列的國家概念，是錯誤的。愛國主要就是愛祖國，或者愛地域意義上的國家，其次是愛民族意義上的國家。除馬列主義者及少數受馬列主義影響很深的，淺薄的民運人士以外，很少有人把愛國說成是愛治權意義上的國家，更少有人說成是愛統治階級的國家。
一般說來，漢語中的國家概念，是從古代”國”的概念演變而來的，象祖國這個概念一樣，是以地域為主的一個概念。有時它也帶點治權的含義，例如把國家和老百姓對立起來時，就是講治權意義上的國家。有時也帶點民族意義。因此漢語”國家”翻譯成英語時，有三種意義、三個單詞：country, state, nation。而當印歐語言中的三個單詞都翻譯成國家時，有時就會產生一些問題，例如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書名在俄語中很得當，但漢語就難免有點彆扭。而一些民運朋友受馬列書籍影響，往往只在治權意義上講國家，並且用的是馬列的意義。這就頗不妥當。
其實，即使是治權意義上的國家，馬列的觀點也是錯誤的。馬列把國家說成是階級組織，說成是階級的國家，把法，法律，說成是統治階級的意志，這是不對的。國家，恰恰不是階級組織，相反，恰恰是具有排他性的全社會的組織，全社會的唯一代表，法和法律，則表現為全社會的意志或全社會唯一代表的意志。在社會中佔優勢的社會勢力，當然往往在國家中也佔優勢。越是民主的國家，越是代表全社會，越是專制國家，就越是傾向於某些社會勢力，包括階級，階層，集團，家族，個人。但是，再專制的社會，皇帝的絕對專制，朕即國家，國家依然是全社會的代表，皇帝仍然不可能完全排除被統治的臣民。中共是黨即國家，但仍然要說成是勞動人民的國家。
以全社會代表的面目出現，這就是治權意義上的國家的特點。至於法和法律，也是同樣，它們往往是全社會各種意志較量和綜合的結果。
我們的一些朋友，尤其是主張馬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朋友們，習慣於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和分析問題，往往造成一些可笑的錯誤。我曾經一再指出，階級現象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異化現象，不是人類社會的本質。馬克思錯誤地把經濟異化，包括階級異化，當作人類社會的本質，並以此為立足點，建立起一個完全錯誤的，顛倒人類社會真實情況的顛倒的理論體系，結果，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之三、具體的人，抽象的人
馬克思批評費爾巴哈講的人是抽象的人，並對人下了一個被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奉為經典的著名定義，說在現實性上，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多少年來，那些盲目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這個定義推崇備至，認為這就是具體的人。其實，馬克思定義的這種人，恰恰是一種非常抽象的人，看不見，摸不著，而必須用頭腦來把握的抽象的人。本人批判馬克思主義，正是從具體的人出發，批判和否定這種馬克思定義的人，並且被歪曲了的人開始的。
“在現實性上”，人完全是一種具體的，看得見，摸得著，有血，有肉，有頭腦，有思想，會行動，生活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歷史時空中的人。這種具體的人，至少可以首先分解（或抽象）成四個方面的人，即：1、生物的人，肉體的人；2、意識的人，精神的人；3、社會的人；4、歷史的人，時空的人。
馬克思的定義，只是定義從具體的人抽象出來的社會的人，並且是社會的人中一個更抽象的部分，更抽象的屬性，即社會關係。正象前面講的那樣，這些社會關係，看不見，摸不著，只能憑人的頭腦，從大量的社會現象中抽象出來，又憑人的頭腦，靠邏輯和想像來把握。這種社會關係，無論是單個的還是總體的，部分的還是總和的，都只能屬於抽象範疇。即使企圖建立的是有序的總和，或有序的總體，也不過是企圖把抽象綜合起來，重建抽象的總體，或者抽象的具體。有時，一些人，一些理論家，如黑格爾，往往從單純的抽象出發，企圖重建抽象的具體，並把這種頭腦中重建的具體，或者想像的具體，當作現實的具體，這種做法，是錯誤的。
在過去的書和文章中，我曾經用我的意識科學簡要地證明，人們能夠從具體走向抽象，但卻不能從單純的抽象簡單地走向具體。單純的抽象，只有在人們的頭腦中（注意，已經是在頭腦中，而不是現實中）的具體表像面前，以具體表像為依據，才能思維地，或精神地，或意識地（不是現實地）重建從抽象到具體的理論和意識系統（不是現實系統）。黑格爾之所以在建立從抽象到具體的系統時，常常要用神秘主義的”轉化”來完成，原因就在這裏，就在於從單純的抽象，不可能走向具體。因此不得不借助於這種神秘主義的”轉化’。我在向朋友談怎樣讀黑格爾的時候，總是說，你們不要管他的’轉化”。這種神秘”轉化”的秘密，其實就在於黑格爾的胡說。理解了上面這段話，可以說就是搞清了讀懂黑格爾著作的主要訣竅。
因此，馬克思在這裏犯了兩個錯誤：1、把抽象當作具體。2、把頭腦中，意識中再現的抽象的綜合，抽象的具體，當作現實性的或現實中的具體。
由於是簡要議論，文字有限，以上許多術語沒有解釋，理論沒有展開，多數人可能看不懂，希望不久後能夠有時間比較詳細地加以比較通俗的論述。
之四、生產力是人的能力，不是客觀物質
生產力是人的一種能力，這是馬克思主義也不得不承認的。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的教課書中，也把生產力定義為人的能力。但是，馬克思主義從一種奇怪的邏輯出發，立刻又從生產力中分出”物質生產力”，又把物質生產力與客觀物質等同起來，根據物質決定精神的一般唯物主義原理，於是物質生產力就變成了人類社會的決定性的東西，這是概念和邏輯的極端混亂。
物質決定精神，是一個唯物主義的原理，現代科學不斷地證實這個原理，而沒有相反的科學證據來否定這個原理。到目前為止，否定這個原理的”證據”，都經不起科學檢驗，它們或者是騙子的編造，或者由某些特殊情況產生的假像。大陸由錢學森等倡導、轟動多少年的”特異功能”，目前稍許有頭腦的人，都知道是騙子們的騙術。但是，這個唯物主義的原理 ，恰恰是否定生產力決定論的原理。
生產力是人的一種能力，不僅人的技能、技術、智力、知識等等是人的能力，而且物化的能力即物質生產力，也是物化於物質中的人的生產能力。例如，物化於汽車、火車、飛機、輪船、機器、設備、電腦、電腦綱絡中的生產力，也是人的能力的物化，而不是單純的客觀物質。並且這種物化的能力，只有與人結合，與人的智力、技術、知識、意志及其它精神要素結合起來，才能成為現實生產力，否則，它們只是潛在的生產力。沒有這些精神要素及物化於其中的人的能力，這些機器、設備、電腦、電腦綱絡，不過是廢物一堆。因此，把人的生產力歸結為物質生產力，又把物質生產力與客觀物質混同起來，這是多重的錯誤、完全的錯誤。
生產力是人具有的能力，這種能力無論是精神的能力，還是物化的能力；無論是人先天具有的，還是後天發展起來的，還是先天後天相結合才具有的，他們都是人的能力，而不是客觀物質。物質生產力無論怎麼物質化，都還是由人創造出來的，都是由人決定的東西，是人的能力的物化。因此，是人和人類社會創造和決定物質生產力，而不是物質生產力決定和創造人和人類社會。事實上，現代生產力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基礎，主要是精神性、知識性、智力性的生產能力，這一點，與某些以技能為基礎的生產力還不同。技能，是人的智慧和肉體的結合。因此，除精神因素外，還包含有物質肉體的能力。
生產力和經濟決定論，表面上非常強調”物質”，實際上完全是一種偽唯物主義。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急於建立體系，因此糊裏糊塗地偷換了兩次概念還不自知，他們把人的能力偷換成物質生產力（因此馬克思主義者都有一種否定精神生產力的傾向），又把物質生產力說成客觀物質。然後又按照錯誤的邏輯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異化現象，把由人和人類社會創造及決定的物質生產力，反過來說成是決定人和人類社會的東西。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他們的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實質是歷史唯心主義的大廈，當然是完全錯誤的。雖然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異化現象作其虛假的”證據”，因此迷惑了幾代人。但把它賴以建立虛假大廈的這個基點打掉，這個虛假的大廈也就將很快倒塌。
之五、向余英時先生致敬
看了余英時先生退休前夕接受記者採訪時談話，不由深表敬意。這是我見到的第一個頭腦清醒、見解深刻的臺灣人的談話。我在大陸時也曾看到過余英時先生的文章，大陸把余先生歸為新儒家一類，並不是很妥當。一般大陸的自由知識份子，大多不贊成新儒家的觀點，我當然也是其中之一。但對余先生的觀點，我卻大多贊同。二年前，美國誤炸中共駐南使館，海外華人中，一片抗議美國的鼓噪，其中不僅包括親共勢力，而且包括不少民運人士及原來以反共面目出現的人士。余英時先生在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表達了不同的觀點，寫得也很不錯，但遭到不少人圍攻，當時我加了幾條帖子，反擊這種圍攻，並向余英時先生表達敬意。余先生學有所成、見解清醒、深刻、正確，在目前臺灣、海外以至西方普遍對中共認識不清的時候，是頗為難得的。
現代西方社會，雖然是一種民主社會，有其巨大優點，但同時卻是一種以經濟為中心的商業社會，商人為商業利益，唯利是圖，又欺軟怕硬。因此，西方對東方強大而強硬的專制社會，有時往往採取軟弱的綏靖主義退讓政策。歷史上對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專制及其擴張，採取的綏靖政策，就是一個例子。先是一再容忍和退讓，坐視希特勒的強大和擴張。最後，希特勒和史達林簽訂了秘密條約，共同出兵，侵佔和瓜分波蘭，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方才被迫應戰，結果一敗塗地。
如果不是希特勒發瘋，勝利衝昏頭腦，轉而向他的獨裁盟友史達林的蘇聯發起進攻，而是與史達林繼續聯手，攻打西方，那麼，西方的敗局幾乎是肯定的，世界歷史就可能是另一個樣子。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將統治世界大多數地區。而這些年西方對中共的政策，也同樣是一種綏靖和退讓政策。近來布希政府對這種政策有所改變，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在克林頓當政時，我們少數朋友談到克林頓政府及西方的綏靖退讓政策時，認為按這種政策搞下去，三四十年以後，如果中共的專制政權還沒有垮臺，美國就將敗給中共。這對全世界和全人類將是一個大災難。好在中共的專制政權不可能再維持三四十年，這種情況也就不可能發生。
因此，西方的綏靖政策，對西方，還不可能是一種導致毀滅的災難性政策。可是，這種情況，對臺灣而言就完全不一樣了。臺灣隨時處在中共佔領的危險之中，而我們接觸的臺灣人，無論島內還是海外，卻普遍對中共本性認識不足，對中共抱有幻想。由於普遍害怕中共，沒有莊敬自強的精神，更沒有人具有用民主統一中國的思想和宏圖，只有普遍的偏安思想，一相情願地用幻想來欺騙自己，幻想中共不會武力攻台，或者幻想與大陸分離，獨立。或者象余先生說的那樣，一些原來最反共的人士，現在都成了最巴結中共的人。所以，害怕、幻想、缺乏心防、偏安、缺乏宏圖大業、缺乏莊敬自強、希望分離、獨立，以及巴結討好中共，所有這一切，都出自一個根源：缺乏對中共本質的認識，以及缺乏反抗並取代中共極權政權的勇氣、決心和宏圖。結果，臺灣彌漫的是一種令人喪氣的充滿自我安慰的幻想和缺乏心防的偏安氣氛。
一切都看大陸的眼色，害怕，巴結大陸。大陸吹口氣，臺灣刮颱風。大陸尚未武力攻台，臺灣人卻已經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裝。一些頭腦清醒的民運朋友對此感到毫無辦法。如果臺灣人不改變這種狀況，仍然不求進取，不求與大陸人民一起，取消大陸的極權政權，只是幻想中共不要武力犯台，幻想美國全國一致，竭盡全力，武力保台，那麼，由此招致的失敗，招致中共有一天武力佔領臺灣，恐怕也無法避免。如果那一天到來，那麼，我們要說，臺灣人敗於中共，但更重要的是敗於自己。目前中共不敢貿然犯台，害怕美國介入，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是，臺灣人卻不可以把希望完全寄託在這一點上。
因為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不到美國本身的危急關頭，美國很難舉國一致，全力以赴，韓戰，越戰等等，都是例子。臺灣應該立足於自己，努力爭取大陸人的人心，以大陸人民的人心和力量來反抗中共當局，一方面，使中共不敢輕舉妄動，一方面，條件成熟時，徹底解決中共極權政權。如果臺灣人能夠使大陸人民把臺灣看作實現全中國民主的基地，而不是他們防備的分離獨立地區，那麼，臺灣就是中共難以戰勝的；而如果臺灣人使自己變成大陸人極力防範的分離力量，那麼，他們恐怕很難承受大陸老百姓全國一致的民族主義加極權政權的雙重打擊。
我這裏這樣說，不是從世界公認的或人類應該遵守的基本原則出發，談原則問題。而是從臺灣人的利益出發，談策略問題。在原則上，我非常同情臺灣人的情緒，從原則上說，（不是從道義上，不是從中華民國的歷史延續和法理上，更不是從策略上說，）臺灣人沒有義務一定要過問大陸的事情，他們也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且中共太過兇惡、殘忍和強大，臺灣人害怕心理的產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這裏的問題不是同情和理解的問題，而是嚴酷的現實問題。
從臺灣人的利益出發，他們必須拋掉幻想，拋掉害怕，勇敢地面對這種現實，勇敢地反擊中共。正象余先生指出的那樣，中共其實不過是垂死的老虎。我也為臺灣人惋惜，當臺灣沒有能力統一大陸時，蔣氏父子堅持反共複國，統一大陸。但當臺灣人有可能用民主來贏得大陸的時候，他們卻轉而自保，不想進取了，從而使自己處於劣勢和被動之中。李登輝承認大陸政權合法性，放棄中華民國對大陸的主權，本來是想討好中共，結果，卻放棄了自己道義上的優勢，換取的卻是中共的懷疑、不滿和反對，認為放棄大陸主權是搞台獨，馬屁拍到馬腿上。
我希望臺灣人能夠認真聽一聽，好好想一想余英時先生的清醒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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