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王敬之:“共產後”重在善後
【大紀元1月7日訊】在中華歷史上,一個新興盛世總是在前朝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不需要在前朝滅亡之前就預先有所妥善規劃。這是因為那些新朝勝代的體制一仍舊貫,統系傳承的方式依舊,毋需更新之故也。而今,共產黨已把中華故國鬧了個天翻地覆,斯文掃地,衣冠無存,因此,若不在共產覆滅之前早為之計,將來會是個很大的風險。等它覆滅了纔臨時抓瞎,天知道又會生出怎麼個史無前例的怪局來。
這有前車可鑒。當年滿清腐敗透頂,國勢積弱,但當時那些先知先覺們一窩風全去鬧革命,以其既缺高明理論又乏群眾基礎,革命當然鬧不出什麼名堂來。及至辛亥年,武昌城頭清軍以細故吵架,幾個散兵不小心槍枝走了火,害怕上面追究鎮壓,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甘脆打出“革命”旗號起義算了。可是革命總得有個頭呀,而當時革命調子最高昂的孫中山卻身在萬里之外的美國,輪船趕回起碼也得個把月,于是只得就地取材把聽見槍聲嚇得躲到床底下的領兵官從床下拖出來,硬要他黃袍加身,奈何他不夠膽,羞人答答只敢當個臨時主子,馳電孫中山速即返國,而這位國父又拿不出足夠的實力以率眾,結果大總統的寶座落到袁世凱之手,從此開始了軍閥混戰的連台好戲,你方唱罷我登場,中國大傷元氣,最後輪到流氓無賴加兵痞文痞組成的共產黨上台,造禍大半個世紀之久!推原禍始,都是人們對於滿清之亡完全缺乏準備之故也。
要想不重蹈覆轍,必須在共產黨的下場鑼鼓完結之前,考慮定妥中國應由誰來當家,按什麼樣的制度來治理。管見認為,什麼帝王制、總統制、內閣制、選舉制、推荐制、這個制、那個制,無不可以考慮;惟獨那些“公僕”“勤務員”“普通老百姓”之類,千萬別在考慮之列,把這些害人虫全扔進歷史的糞坑!
無論實行什麼制度,先決條件是要維護中華文化,發揮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的基本道德。這樣,全國上下每個人都能保持獨立人格,擁有作自己主人的權利。那些治理國家的執事人員的名稱是什麼,以及衙門名稱叫什麼,都是次要的問題。重要的是,保證百姓穩穩享有上述權利。
中華民族天性懶于認真投票,不耐煩競選、選舉之類的事,所以西方的四年或若干年選舉一次首腦的做法,對中華民族講來未必是最佳的良策。中國自辛亥以降,如演戲般亦如廟會般的真真假假的選舉,中國人經歷和見識得不算少了,卻始終不能免于戰禍離亂,有的選舉本身即為民眾的苦難。可見,在中國,各式選舉並不能保證百姓過上好日子。
這個民族在歷史上之所以出現為時最長久的帝制,大概跟這種民族性格不無關係。號稱天子的皇帝,也是要以民意為依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惜乎良好稱職的皇帝並不多見,尤其是發展到嫡子傳承的家天下,非但皇帝是終身制而且是世襲制,以至於常出現昏暴之君。所以,世襲罔替制度絕不可取,但皇帝對中國並非絕對無用,至少比那些名義上是“人民勤務員”而實際上是終身的獨裁暴君要高明千百倍。而且,歷史上皇帝獨裁的年代並不多,實際管事的並非皇帝,而是官吏;正途出身的官吏都經過科舉,而科舉考試乃是古代最好、最公平的選拔制度。
總之,為使中國長治久安,在“共產後”到來之前,必須及早從長計議,以免急來抱佛腳,很可能再次抱錯了魔腿,冤就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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