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黃花崗起義92週年专稿

　　編者按：上個世紀末，歷史學者、本刊主編辛灝年先生，繼出版歷史專著《誰是新中國》、並應邀在北美洲作巡迴演講之後，因在北美華僑、特別是中國留學生中獲得鉅大反響，遂又應邀在美國東西部幾個大城市講演“新十六字綱領探討”，不但迭起震動，而且“新十六字綱領”亦開始廣為流傳，並出現了眾多不同的“版本”。加之，《誰是新中國》巡回講演稿在本刊連載之後，又頗為深入人心，特別是深入大陸讀者之心，辛先生遂在各方要求之下，開始撰述“新十六字綱領”的講演稿，並自本期起，於本刊連續刊出，以聽取各方意見，俾能對“新十六字綱領”的探討工作，起到應有的影響。而之所以選在本期刊載其首篇，亦是為了紀念黃花崗志士壯烈犧牲九十二週年。

各位華僑，各位留學生朋友們：

　　我今天要講的是“新十六字綱領”。當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因為將近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為了發動中國的國民革命，推翻腐敗的滿清王朝，推倒已經延續了二千餘年的君主帝制，志在建立一個民主共和的新中國──中華民國，所以，他便從中國同盟會的誓詞裡面，擇出了四句話，十六個字，來做為發動國民革命的綱領，這就是：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孫中山先生提出的這個“十六字綱領”，在他和他的時代，應該說是勝利地完成了。但是，民國創建之後，不僅出現了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勛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打著“共和”的旗號，頂著中華民國的“國號”，以企圖重新實現“專制一統”，就是孫中山先生所指責的，“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而且，由於蘇俄帝國的長期陰謀顛覆，日本帝國的長期瘋狂侵略，和中國共產黨長期受俄命而造反奪權，因此，曾推倒了數次復辟、戰勝了日本侵略的中華民國，又在一九四九年，於中國大陸遭遇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專制復辟”。只因這個復辟，既以革命為名義，又以馬列的共產主義理想為號召，更在國際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挾裹之下，實行殘暴的專制統治，因而，才將辛亥以來，我們正在艱難推進著民主共和的中國，推進了一個萬劫難復的痛苦境地。

　　我雖然在《誰是新中國》這本書裡面，已經將中國國民革命慘遭共產專制復辟的歷史，作了一個十分明確的證明和闡述，但是，那也畢竟只是揭開了歷史的真相，揭露了中共“革命”意在實現、並已經實行了專制復辟的本相而已。但如何推倒這個復辟，重新開啟中國的民主共和進程，還我國民的民權和民生，直至還我中華民族的本來面貌和應有精神，使一個已經被中共的專制復辟統治徹底敗壞了的中國，“死而復生”。對此，雖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我依然認為，“要想擁有一個正確的未來，必須先有一個正確的史觀”，誠如十九世紀俄國思想家赫爾岑所言：“向後看，就是為了向前進”。

　　自然，也正是因為“向後看”了，也才使我們看到了晚清洋務運動和中共改革開放，在形式、手段、性質和目標上的完全一致性；看到了中共專制復辟政權和歷史上所有的專制政權一樣，都不甘心將它們的專制制度改革成民主制度的歷史一貫性；看到了要想真正地實行孫先生的三民主義，以實現民族解放、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就不得不推倒共產專制復辟制度的革命必要性；因此，我們認真地研究了孫先生在百年之前提出的“十六字綱領”，並以它為基礎，結合當代中國的現實需要，然後才提出了當代中國國民革命的“新十六字綱領”，以期“廣作革命宣傳，普及革命知識，開啟民智，凝聚民心”，或為推翻中共專制復辟統治，或為逼迫中共不得不推行真正的民主改革，而盡我們應盡的一點力量。

　　這便是“新十六字綱領”的由來，是我要在各地講演“新十六字綱領”的初衷，也是我要將它寫成講稿、並要在《黃花崗》雜誌上連載的目的。

　　我現在可以講這個“新十六字綱領”了。

　　當然，我今天要講的這個“新十六字綱領”，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的形成，確實是經過了許多思考和磨礪的結果。因為，我第一次和朋友們談到應有一個“新十六字綱領”，那時還在北京，是在一九九四年的初春，在我“自我流放海外”之前。而我第一次公開提出它，是在一九九九年《誰是新中國》一書的紐約發行講演會上。當時，在中華公所大禮堂主席臺兩邊的大圓柱上，貼著的，就是推倒專權，還我民權；繼承民國、統一中國這十六個字。這大約便是最早出現的“新十六字綱領”了。嗣後，我又經過了多次的思考和改動，並多方地徵求了意見，特別是國內讀者的意見，才終於形成了下面的十六個字和四句話。它們是：

　　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還我民國──凝聚中華中國的國家認同；

　　實行民權──確認中華立國的民主方向；

　　愛我中華──追求民主中國的自由統一。

　　倘若只摘取這四句話的前十六個字，那就是：

　　驅除馬列，還我民國；實現民權，愛我中華

　　也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來探討的“新十六字綱領”了。

　　而我今天要講的就是它的“第一講”：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我認為，它才是當代中國民族民主的第一歷史使命，更是一場必須的和深刻的思想革命。在“第一講”裡，我要講兩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真正做到驅除馬列和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我現在就先講第一個問題：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那是因為，我們的中華，向來就是一個禮儀之邦，向來就是一個雍容大度的民族。數千年來，我們不僅對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不採取抵制、排斥、消滅的態度，而且，總是虛心接納，認真研究；甚至融匯發展，相得益彰。從而才愈來愈形成了我們自己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世界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國，於今只剩下中華這一國與世長存；斷流了七百餘年的印巴佛教，就是在中國因“漢傳”才得到了再生、發展和回流；至於顛覆了宋、明兩朝的蒙人和滿人，卻不僅為中華文明所征服，而且為中華文化所同化，就是因為中華民族具有這種“德性”所至……

　　風水輪流轉。到了滿清末年，我們的民族和國家落後了，我們一些有眼光的知識分子，非但主動地開始接納外來的文化和文明，而且刻苦地學習起西方進步的文化和文明來了。晚清時代的“西學東漸”，各種西學在中國的迅速傳播和發展，說到底，莫不是因為我們具有著這樣博大的民族胸懷所至。而也正是在西學東漸的風潮中，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也才被挾裹在“西學”之中，“東漸”到了我們中國。那個時候我們雖然還沒有能力辨識它在西學中的地位和性質，更不可能辨識它“不過是對西方民主進步潮流的一個反動”──也就是說，它雖然打著悲天憫人的共產主義旗號，鼓吹的卻是一種主張專制倒退的復辟思潮。

　　但是，中華非但沒有驅除它，而且在“歡迎”它，研究它，傳播它和批評它。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叫做“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但是，事實上，毛澤東的這一句話，與他的許多話一樣，不過都是一個個天大的謊言罷了。因為，馬克思主義絕不是蘇俄的所謂革命送來的，而是早就送來了。我在《誰是新中國》這本書裡，就把這個事實挑明了。因為：

　　一是早在一九零三年，滿清還遠沒有垮臺的時候，日本人福井準造的《近代社會主義》一書，就已經由趙必正先生翻譯成漢文在中國出版了，它是隨著西學東漸而進入中國的首批馬克思主義讀物之一。一九零六年，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第二號；一九零八年，中國《天義報》第十六號和十九號，就已經翻譯和介紹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也就是說，連腐敗專制的滿清王朝，都非但沒有驅除馬克思主義，而且還允許它“東漸”來到了中國。

　　二是辛亥之後，由於國民革命的成功和中華民國的建立，中國的大地上，更是出現了思想解放和輿論自由的空前局面，各種學術政治觀點，不但可以自由併存，而且可以自由競爭。那個時候，非但馬克思主義得到了更大的傳播，並且具有鮮明共產主義色彩的《中華民國工黨》和“中國社會黨”，也已經應運而生。胡漢民、戴季陶等人還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開始介紹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梁啟超的“共學社”已經開始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叢書》，如：《資本論解說》、《唯物史觀解說》和《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等等。一九一九年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也已經出版了《馬克思主義》專號……。也就是說，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即使新中國正處在民主革命和種種專制復辟勢力的反復和艱難較量之中，即便是中國正處在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倒退統治之下，中華也沒有驅除馬列，而是允許它在中國傳播，甚至是結社，就不說一九二零年八月，蘇俄就已經派人到中國來創建了“認馬為宗、認蘇俄為祖國”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了！

　　三是一九二七年之後，就是按照中共顛倒歷史的說法，中國已經處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統治之下了。但是，在蘇聯大舉侵略中國和妄圖顛覆中華民國之時，當政的“國民黨反動派”，也只是對“拿槍造反”、並且志在遵俄命“武裝保衛蘇聯”的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完全正確的征討，但卻對中共及其文化人大肆宣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非但沒有採取嚴厲禁止的態度，而且還本著輿論自由和文化自由的基本精神，予以了相當的新聞出版自由。那個時候，豈只是宣傳無產階級革命、號召要“殺光國民黨”的小說，都能夠出版“出名”（參見本文作者的“所謂左聯五烈士”一文），甚至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包括前蘇聯一些闡述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著作，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所謂文藝理論著作，竟都是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間，幾乎得以全部出版。也就是說，被中共指罵為反動派的國民黨，也沒有“驅除馬列”，雖然馬列已經開始在可怕地禍害著我們的中華了！

　　四是在中國人民長時期的艱苦抗戰中，為了團結抗戰，中華民國政府又對那個慣用“陰陽兩謀”的共產黨，採取了“團結”的方針。因此，“國民黨反動派”不僅不再征討使它腹背受敵的武裝共產黨，而且還允許它在大後方辦報、辦刊、辦出版，演戲、演劇、拍電影。就是打著宣傳抗日的旗號，大肆地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共產革命，從而使得不抗日的共產黨，和“只有後方、沒有前方”的中共軍隊，有了整整八年的時間，在全中國範圍內宣傳馬克思主義，集結共產革命“地上和地下”的力量，積極準備內戰打天下。也就是說，即便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歲月，在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人民進行長期的艱苦抗戰之中，中華也沒有驅除過馬列。雖然它終於“遺禍無窮”……

　　至於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大陸人民，不論是心甘情願者，還是被迫無奈者，就更不可能敢於驅除馬列了，換句話說，則是只能坐待馬列來“收拾、禍害”他們了！

　　朋友們，上述這些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都只能說明，我們中華，從來就是“量大的君子”，“不毒的丈夫”。從來就是以善意待客，以寬容待人，以能夠包容一切的胸襟，來對待人類各種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哪怕是對那些有害的文明和文化，我們都能夠以“仁”為懷，亦以雍容大度為姿態，接納、鑒別，絕不輕易“驅除”，更不會以“殺伐”相待。這就是我們中華數千年的文明。又有誰能說，我們中華如此文明的文明，竟還是一種不好的文明呢？

转载《黃花崗》第五期（现址www.huanghuagang.org）(//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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