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愛民但卻多疑的朱元璋

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為卑賤的皇帝。雖然他識字不多，但卻勤奮好學，愛讀史書，所寫詩文和散文都有著獨特之處，其所寫公文也多用口語，如給大將軍徐達的手令：“說與大將軍知道……這是我家中坐著說的，未知軍中便也不便……”洪武三年為了建立戶帖制度下的一道聖旨是這樣寫的：“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們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因此，在明朝，口語公文成為一大特色。

或許正是由於明太祖出生微賤，深知人民生活的困苦，下詔說：“天下始定，民財力俱困，要在休養安息，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勉之。”因此對貪官污吏嚴懲不怠，整頓元朝末年以來腐敗的政治風氣。此外，他下令嚴禁宦官干預政事，並且防制外戚專權。同時提倡獎勵人民上書建議施政的措施。

在恢復經濟方面，太祖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獎勵墾荒、水為己業的政策，還根據地方官員的建議，制訂了從人口稠密地區遷移農民開墾荒地的政策，給予驗丁給田、官給牛種、減免田賦的優惠條件，不斷向那些經歷元朝末年戰亂、土曠人稀的地區移民。明太祖還於1372年（洪武五年）頒布詔令：以往因戰亂“而為人奴隸者，即日放還”。他還下令由朝廷代為贖還因飢荒而典賣的男女。同時，《大明律》還規定，除官僚外，“庶民之家，存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從良”。

同時，還下令戶部統計浙江等地的富戶，將其遷移到北方，土地關係因此得到了調整。太祖對於興修水利的事也格外注意，他派遣國子監生前往各地，督修水利，各地若有天災發生，各受災州縣除了可免除租賦外，還能得到官府的賑濟。

另外，為平均老百姓田賦和差役的負擔，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一方面根據全國人口普查，編成賦役黃冊；一方面根據全國田地清丈，編成魚鱗圖冊。黃冊是國家徵收田賦和差役的根據；魚鱗圖冊則是以田為主，記載田產的面積與位置。兩冊互為經緯，不僅百姓負擔得到平均，國家的收入也因而增加。

在文化方面，太祖下令廣設學校，讓貧寒子弟亦有書可讀。明代學校分三類：中央國子學、府（州）縣學和市鎮鄉村民間社學。1382年（洪武十五年），國子學改名國子監，設有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學正等學官。府（州）縣學除各有訓導外，府學教員有教授，州有學正，縣有教諭。國子監的學生稱監生，分官生和民生兩種。官生指功臣子弟、少數民族土司子弟和海外留學生。民生由各地推舉。監生最多時近萬人，學習課程有《大誥》、《大明律》、四書、五經和《說苑》。

太祖時期繼續實行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科舉考試分三個級別進行：縣試、鄉試和京師的會試。最後考中者即獲進士，可以直接擔任官職了。太祖認為：“天下之治，天下之賢共理之。今賢士多隱岩穴，豈有司失於敦勸歟，朝廷疏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致賢，將在位者壅蔽使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豈甘沒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願與諸儒講明治道。有能輔朕濟民者，有司禮遣。”

太祖這種事事以民生為本的作法，很受百姓的推崇，他也可算是一位勤政愛民的賢君。　

但另一方面，朱元璋猜疑心很重，不信任他人，特別是對那些與他同生共死的功臣更是如此。因此，那些功臣能得到善終的幾乎沒有幾人, 受牽連的有數萬人。

朱元璋擔心大權旁落，在公元１３８０年宰相胡惟庸因圖謀不軌被殺之後，太祖決定廢除宰相，所有的事情由自己親自處理。“朕罷丞相，設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權歸於朝廷。嗣君不許復立丞相。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皇親惟謀逆不赦。余罪，宗親會議取上裁。法司只許舉奏，毋得擅逮。勒諸典章，永為遵守。”這不僅變更了元朝的制度，而且變更了由秦創始經唐、宋趨於完備化的丞相制度，而形成了君主專職體制，這種體制為後世王朝的專制形成奠定了基礎。這種體制下的臣民的幸福完全取決於皇帝的好壞。如果皇帝是個暴君，那自然就將產生暴政。而皇帝權力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為歷史上最繁忙的皇帝。朱元璋曾經對侍臣說： “朕自即位以來，嘗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

此外，同樣處於猜疑心，為了強化皇權和監視臣民，朱元璋在監察機關都察院之外，還設立了錦衣衛、檢校，推行特務制度。他又施行“廷杖”，也就是在朝廷上責打大臣。當時因廷杖被打死的人相當多，對於士大夫的尊嚴打擊殆盡。終明一代，廷杖作為懾服公卿、維護皇權的殘酷手段，經常被濫用，使“天下莫不駭然”。這種制度也為後世專制政權維護其統治開啟了一個不好的範例，並在後來歷史發展的某一個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朱元璋還推行嚴刑峻法，即以“重典馭臣下”。明朝律法比宋律嚴格。1373年（洪武六年），刑部尚書劉惟謙奉旨編定《大明律》，明太祖親加裁酌，後又經三次修訂，於1397年（洪武三十年）正式頒行。全書計30卷460條。《大明律》規定嚴禁功臣勛戚恃勢接受投獻，用虛錢實契典買和侵佔他人田宅，不許奸豪誘取良人及略賣良人為奴婢；凡誣告者加等治罪。這些規定對保護小生產者的財產和人身，穩定社會秩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1385年（洪武十八年），明太祖頒布親自編撰的《大誥》，接著又頒行《大誥續篇》、《三篇》。其中指定條目處以極刑，酷刑如凌遲、梟首、剝皮等就是在此時出現的。這使得明朝官員處在一種恐怖的氣氛中。

同時，太祖還分封宗室子弟，目地是希望借諸王的力量來保衛王室。這些分封的諸王，雖然沒有土地人民，卻擁有兵權。這些諸王擁兵自重的結果，導致了後來發生骨肉相殘的奪權事件，比如燕王逼宮做皇帝等。

朱元璋的上述措施和行為為後世明朝的統治打下了並不太好的基礎，同時也為後世中國歷史的某些惡行提供了範例。

大致來說，太祖在位期間褒貶不一，但因其勤政愛民，所以政治還算清明。而明初的經濟也得到迅速恢復，達到了歷史最好水平。

洪武時，各州縣每年墾田少者以千畝計，多者達20萬畝。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除軍屯、牧馬草場和永不起科地，全國納稅土田總數達387.4萬餘頃。後來更增加到416萬餘頃。

隨著耕地面積的擴大，糧食和經濟作物總產量也提高了。這從田賦收入的增加上反映出來。1381年，全國徵收麥、米、豆、谷261005251石，到1393 年，增至32789800石，12年間，增加了600多萬石。棉花的種植比宋元時更加普遍。不僅閩、粵、贛、江南、湖廣，就連山東、河南、河北等地也開始大量種棉。

經濟的發展，使百姓開始安居樂業。明朝開始走向興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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