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 : 民主運動的現狀和我們的對策
【大紀元1月6日訊】一、什麼是民運？
民運當然是”民主運動”的簡稱。但”運動”這個詞，被中共搞得完全背離了它的本義，中共接連不斷地搞政治運動，這種”運動”，包括目前江澤民的所謂”三講”，為人人所深惡痛絕。以致一些人把民主運動也看作這種中共式的運動。根據他們頭腦中接受的中共的習慣思維，認為民主運動也必須以接連不斷中共式的運動來維持。其實，民主運動中”運動”這個詞，乃是用的這個詞的本意，指的是走向民主化的一種過程和趨勢。
及到七十年代末，共產主義陣營中的政治反對派，一直被稱為”持不同政見者”，沒有使用”民主運動”這個詞，連”異議人士”這個詞，我的記憶，當時似乎也沒有見過。當時民運中的絕大多數人不承認自己是持不同政見者，包括王希哲、徐文立等許多民運人士，都極力辯護自己與共產黨是相同政見者。我本人公開承認自己是”持不同政見者”，並且在當時的文章中，以及後來在法庭上都強調：”不允許持不同政見，這不是法西斯嗎？”但我不知道當時還有沒有其他朋友公開承認自己是”持不同政見者”。無論如何，”持不同政見者”這個詞，不僅從策略考慮，而且由於不能表達推進人權、自由和民主這一共同事業的本質，因此必須另換新詞。
由於中國的民主運動，乃是集人權、自由、民主運動於一體，因此，當時少數朋友私下考慮過人權、自由等各種名稱，但由於實現民主，必然要實現人權和自由，以民主來命名，就不容易產生那種只要求部分自由，而不要求民主這樣一種不徹底性，並且是表達政治上訴求的本質。因此，我們極少數幾個朋友，從七九年開始，自稱”民主運動”。結果逐漸為大多數朋友接受，其間，鄧小平有幾次講話，當時他雖然還不知道民間朋友開始自稱民主運動，但他極力攻擊”民主派”，這也推進了”民主運動”這個稱呼的擴大。大約到八零年末、八一年初，”民主運動”這個稱呼普遍化。但這似乎仍然是中國特有的稱呼，在蘇聯、東歐似乎並沒有普及這種稱呼。
因此，”民主運動”及其簡稱”民運”的名字，是我們自己取的，不是別人強加的，即使鄧小平稱呼的”民主派”，也是在鄧之前，我們曾經自己稱呼過的名字。大約從七三年開始及到八一年，我在自己的大字報，文章中就自稱”民主派”。本人是最早使用”民主派”和”民主運動”的人之一，某種程度上是始作俑者之一。雖然”民運”這個詞，現在已被中共特務及民運流氓搞得頗臭，但我們並不後悔，即使未來某一天，我們也許不得不把這個詞出讓給共特及民運流氓，我也決不後悔。他們也許可以奪走名稱，但決不可奪走本質，即中國走向民主化的必然過程和趨勢，也即這個名稱真正概念。
二、廣義民運的勝利和狹義民運的失敗
上面講的民運，即走向民主化的過程和趨勢，其實是民運的本來意義，也是目前的廣義民運。這是整個人類和整個民族的偉大事業，它必然會取得輝煌勝利而決不會滅亡。事實上，在中國，廣義民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文革期間，是中共”全面專政”的法西斯恐怖，人們只敢講專政，不敢講自由民主。誰要講自由民主，誰就難免會坐牢，甚至被殺頭。本人一九七三年至七五年要求實現自由民主的大字報和文章，就是抱著準備被殺頭的決心寫的。但隨著時間進展，中共卻不得不逐步接受民主運動所宣傳的，包括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等等在內的許許多多理論、訴求和口號。中國人民依靠自己的抗爭，奪取了中共建政以來最大的自由。
然而，隨著民運的展開，卻逐步形成了一個狹義的民運，這就是由積極投身于民主運動的人組成的一個或大或小的圈子，這個圈子被稱為民運圈，也簡稱”民運”，其中所包含的人，被稱為民運人士或帶點貶意的”民運份子”。過去的大陸，凡被戴上份子帽子，就很不妙。民運加上份子，自屬一類。由於用同一個詞稱呼不同的含義，人們自然常常把兩種概念即廣義民運和狹義民運混為一談。又由於這個民運圈的極其複雜，尤其是混入其間的特務和流氓，把這個圈子搞得混亂和污濁不堪，大大玷污了廣義的民主運動，民主事業的光輝。由於共特和流氓的破壞，自八九年以來，這個狹義民運在海外不斷走向下坡。
九三年華盛頓民聯民陣合併大會，由於中共特務及流氓的破壞，合併最後失敗。民運關鍵性的一仗打了大敗仗，從此海外民運四分五裂，越來越潰不成軍。因此，在廣義民運取得越來越大勝利的同時，狹義民運卻不斷遭受失敗，產生了一種奇特的局面。國內情況雖然有所不同，狹義民運不僅沒有走向下坡，反有所發展。但未來情況，仍然危機四伏，頗不樂觀。
三、狹義民運分裂為三種民運
目前，狹義民運中海外民運四分五裂，分裂成形形色色的部分。但仔細研究，卻可以發現，海外民運實際上分裂為三種民運，這就是：
1、中共特務所進行的”民運”，簡稱為”中共民運”或”共特民運”（不過，這裏指的是狹義的民運，因為廣義民運中，中共的民主化趨勢，包括中共內部民主派的努力，也稱中共民運，但那是褒義而不是貶義）；
2、進入民運隊伍的流氓及其它不正派的人所進行的民運，簡稱”流氓民運”；
3、正派民運人士所進行的民運，簡稱”正派民運”或”普通民運”。
下面分別簡單講一下這三種民運的狀況：
(一)、中共民運或共特民運。
這是目前海外民運中最大的力量，由於人數不少並且由於其組織嚴密，統一指揮，並且處在暗處，因此，它比後兩種民運，即流氓民運和正派民運加起來的力量還要大。他們有中共強大國家力量支持，要錢有錢，要人有人，又有中共安插在海外各界，尤其安插在海外媒體中強大的地下力量的支持（中共像當年控制國民黨區域媒體那樣控制海外媒體，尤其是絕大多數中文媒體，已經為中共地下勢力控制），運作中又有中共方面配合，包括國內外通訊、資訊的暢通無阻，中國國內力量包括安插在國內民運內部的力量的積極配合，因此，他們呼風喚雨，推波助瀾。在某種程度上例如從人數和組織意義上說，他們已經控制和左右了海外的民運。他們制訂的”控制民運、領導民運、瓦解民運”的方針，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實現。
中共通過抓抓放放，政府國內辱駡和海外特務民運吹捧等方式互相配合，共同製造”知名民運人士”，種種手段，已經運用嫺熟，得心應手。他們甚至推出他們自己的領導人企圖來領導民運。但因為是假的，要推出過硬的知名人士，並不容易，並且直接由他們的人來領導，容易暴露，因此，他們往往退而求其次，推舉民運中的流氓或者某種程度受他們控制要脅的軟骨頭及有劣跡把柄的人作傀壘，。
很多人習慣把民運中的共特稱為國安部特務，其實，民運中安插的，大多是公安特情，並且大多數是民運變節分子，另外也招募了一些普通人，真正專業特工人數不多，國安部的人更少些，其他如總參二部三部等，數量又更少，不過，國家教委及外事等部門安插的非專職線人、特工，數量也不少。
(二)、流氓民運
中國是一個流氓無產階級的大國，歷史上，流氓無產階級曾經演出過威武雄壯的活劇。曾經產生過漢高祖劉邦，明太祖朱元璋那樣的皇帝。在歷次反政府的起義軍中，他們數量眾多。至於歷代遍佈全國的土匪草寇，綿延不絕。及至中共建政前，全國各地仍然到處是這種土匪草寇。此外還有遍佈全國的幫會及各種犯罪團夥，有妓女，小偷等各種流氓勢力。由於流氓的反社會性質，當然也表現出反對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及其管理機構政府的性質，因此凡是反政府的隊伍中，難免會進入大量流氓。又由於失去工作，及被投入監獄，受流氓無產階級中最腐敗的部分即刑事犯罪分子的包圍和影響，原本正派的一些民運人士，生活上和政治上，也開始流氓化，有個別人甚至對此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擺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架勢。他們與共特一起，成為民運內鬥的根源，敗壞民運形象的根源。民運之所以被搞臭，主要原因當然是共特，但流氓的作用也不小。
與正派民運人士相比，這些人數量雖然不多，但由於他們不守規矩，成天吵鬧打鬥，又不要臉皮，死皮無賴，正派民運人士往往不得不避而遠之，不屑於同他們一起或與他們去打鬥計較，因此這些人就逐步佔據民運舞臺的中心。正派民運人士反倒不得不退往邊上。這種情況，迫使大批優秀人物淡出民運。海外華人看民運，往往看的是這些在舞臺吵吵鬧鬧的流氓，這樣就在海外造成民運人士都很差的壞印象。
由於中國民運推進的是民主事業，要求民主，而不是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推出一個新皇帝，因此，流氓的作用應該降到次要地位，不能象漢高祖和明太祖那樣佔據主導地位。
(三)、正派民運或普通民運
正派民運人士數量不少，並且有的有很高知名度，像方勵之、劉賓雁、嚴家祺、于浩成、蘇紹智、戈揚等等，都德高望重，國內影響很大，中年的像胡平、劉青、劉國凱、鄭義、高寒，年輕一點的像王丹、封從德、熊炎、唐伯橋等等，人數眾多。可惜由於我們上面講的原因，並且由於歷史及其它原因，目前無法占居舞臺中心，並且處於分散狀態。
四、我們的對策
根據各種狀況，我們的對策，就是堅定不移地實行”摸清情況、清濁分流、重塑形象、重組隊伍”十六字方針及”先做小，後做大”的六字方針，堅決實行清流濁流分流，堅決實行與共特流氓及其它不正派的人分開的策略。目前正派民運的首要任務就是重塑道德形象。因此必須堅決把道德形象不好的人排除出去。那種空喊大團結，空喊搞大圈子的空談，非常有害，空談十年，危害十年，結果大團結越搞越差，大圈子越搞越小。只有排除很差的人，縮小圈子，重塑道德形象，重立規矩，今後才能做大，才能有大團結和大圈子。此外還有一種不分場合，宣揚”對事不對人”的謬論。被當作與特務流氓合夥的藉口，也造成很壞的效果。評價一件事，當然是對事不對人，但你要做事，要形成隊伍，就不能對事不對人。騙子宣揚的每一件事都是好事，你都參與？主張這種謬論的人自以為瞭解西方民主真諦，其實是一竅不通。西方人，尤其是政界人士，絕對是要看人的。不願與沒有信譽的人合夥。有些民運中名氣很大的人，民運內部各方爭取，一些西方政界人士卻很不願見他們，因為信譽不好。
而在正派民運人士中，則需逐步建立聯繫，逐步形成一個無形或有形的共同體。不僅海外，國內也需要，並且正在逐步向這樣的方向發展，國內有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像許良英、林牧、丁子霖等等；還有中共內部的一些主張民主的高級幹部如胡績偉、王若水、李慎之、李銳、鮑彤等等，他們雖然不一定自認是民運的一份子，但事實上是著名的民主派。此外更有大批中年及年輕的正派民運人士和學者，也需要逐步建立聯繫，形成一種集合力量，並與那些被上述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們所稱的”民運毒瘤”、”民運流氓”及影響很差的人分開。
就某些壞現象說來，早在七九民運期間就已經產生。本人當時就因為看不慣那些爭出風頭又很淺薄的人的吵吵鬧鬧的行為，寧可與他們分開。七九民運期間的不少優秀人物，也因看不慣那些吵吵鬧鬧的人，被迫淡出民運。這種情況在海外急劇放大。因為民運不是組織，無法用組織紀律去約束那些不正派的人，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分開，必要的時候，甚至可以把”民運”這個名字，讓給那些爭吵不已吵吵鬧鬧的不正派個人，而另起組織，另取名字。
五、為什麼要降低到以”正派”為標準
本來，為民主事業奮鬥的組織和群體，應該有高度的標準，不應該降低到”正派”這個做人的最低標準，但鑒於民運目前狀況，要堅持和實現這個最低標準，也需化極大的力氣和艱巨的努力，因此，努力實現這個標準，仍然有很大的意義。那麼，如何區別正派和不正派呢？正派是一個人類公認的道德標準，根據本人看法，我們可以初步肯定以下一些具體內容：
1、誠實、正直、不欺詐，不撒謊，不騙人，不當騙子，不造謠。
2、不貪污，不偷盜、不搞違背道德的犯罪活動。
3、不腐敗、不墮落，民運人士作為政治公眾人物，要求不嫖妓、不賣淫。
4、不盜用他人名義。在西方社會，決不允許盜用他人名義。在中國，老百姓也反對盜用名義。中共為了保證執政形象，大多情況下也不敢盜用他人名義。唯獨中國海外民運中，這種情況卻氾濫成災，如果我們不下大力加以糾正，中國民運信譽將徹底掃地殆盡。不過，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一下，可以發現，凡正派民運人士，都不盜用他人名義，凡不正派的，包括特務和流氓，往往要盜用他人名義，這一條，幾乎成了中國海外民運的一種標誌性區別。其實，這僅僅是正派的最低要求之一。因為，凡盜用名義的，當然不正派。但不盜用名義的，不見得就一定正派。
5、守規矩，守信用，守紀律。
六、民運要莊敬自強
國民黨退到臺灣，面對一些人自輕自賤的狀況，蔣介石提出”莊敬自強”四個字。但臺灣處於一隅，又沒有以我為主，統一中國的遠大戰略目光，因此必然是眼光狹小，偏安思想嚴重，只求與大陸分開，乞求大陸不要攻台，到李登輝以後，逐步把莊敬自強的拋到九霄雲外，結果大陸吹口氣，臺灣刮颱風。
目前民運不景氣，那些吵吵嚷嚷的濁流人物，就連一點莊敬自強的影子也沒有。他們不是面向工農，不是有十三億人做後盾，表現出應有的尊嚴和莊重，而是自輕自賤，什麼人的馬屁都要拍。有點力量金錢的，就一哄而上，一蜂窩，爭先恐後去獻媚。甚至對賴昌星這樣的人，也企圖獻媚要他的錢。這樣的民運狀況，難道不令正派人士感到羞恥？
中國民運是全民族十三億人的事業，一定要自尊自重，莊敬自強。
寫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