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主的信仰
【大紀元1月6日訊】我剛到韓國的那一個月，發生了“劉荻案”，因此，劉荻這個名字對我印象很深，也對她因言獲罪的事情深表同情，這樣的同情如果說有一個同病相怜的意思在內的話，那的确是如此。我在中國也有許多的言論，但是其所以沒有因言而致罪，就在于我對言論這樣的東西所持的態度不同于劉荻，她屬于新青年，同我不是一代人，所以對自己的言論的認識以及這些言論于發表之后在社會可能產生出什么樣的影響等等問題，都有一個不同于我的估計和看法，因此就敢說，我無論如何是缺少這樣的勇气的。事情雖然已經過去了2年多，我對劉荻這個外柔內剛的中國新女性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卻沒有在時間中消失。劉荻獲釋后，她也自然的有了名气，所以變成了民主网站上一個多產的作者。但是，恕我直言，她的文章我看得不多，前几天，我在檢索我的一篇文章的時候，在“相關鎖鏈”中發現了她的《炮打民主——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章，讀了這篇文章后，我触發了許多的感想，而恰恰正是這些感想同我一直在思考的民主的信仰問題有關，于是，就促成了本文的寫作。
如果，要我叫我們海外民運朋友們列一個中國民運人士的名單，那么可以肯定地說劉荻的名字絕對不會被漏掉，非但不會被漏掉，而且完全有可能名列前茅。如果是這樣的話，人們就會發現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民運人士不信仰民主，非但不信仰而且要公開地“炮打民主”。就我對劉荻的印象而言，她不是一個驕傲的學生，筆名叫“不鏽鋼老鼠”就明白了她的謙虛，但是在寫作這篇文章的時候她卻模仿了曾經作過中國人民“偉大領袖”的毛澤東的筆法和文風，誰都知道1966年8月5日，毛澤東發表了《炮打時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章，劉荻把其中的“時令部”換成了“民主”，寫出了《炮打民主——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章。如果說毛的那張大字報在1966年事實上改變了正在進行中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和局面，那么她的大字報是不是也有著一個“改變”民主局面的用意，我就不得而知道了？
我可以肯定地說，在民主的環境和民主的社會里完全有可能出現公開反對民主的人，就這一點來看，出現了劉荻《炮打民主》的文章一點都不奇怪，何況在她的文章中，是以民主壓制了自由這樣的道理而立論的。無論怎么說她已經認識到了民主和自由的不同，并且在這樣的認識之中也沒有表現出對當今西方民主社會的盲目崇拜，其思想是活潑的，精神也是自由的。因此，純粹就言論方面來看，她寫作的這篇文章沒有任何的錯誤，但是，把這樣的言論若同我們中國民主運動的偉大事業聯系起來看，情況就變了，劉荻觀點的錯誤性就表現得十分突出。在這里，我們如果認為這樣的看法和思想僅僅就是劉荻一個人的話，那么，情況也許并不重要，只是這樣的類似的看法和思想在我們中國社會的一部分青年中卻是廣泛的存在著的，因此，我認為有必要澄清這方面的問題。在過去我所寫作的几篇有關論述中國青年人的文章中，我把那些既反對共產党，又不相信民主的青年放在了“憤青”一欄去評論，從而把他們同傳統的“知識青年”和新興起的“民主青年”區別開來，如果說這個方法可以可以用來分析劉荻的話，那么就可以說《炮打民主》的文章表達的不是民運人士的觀點，而是表現了“憤青心態”和“憤青情結”，同我們所希望的“民主青年”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不希望這樣的思想和看法在我們中國青年人中間廣泛擴散，也不希望民運人士受她的影響。作為一個异議人士，劉荻是那樣的堅定和可愛，她的上述言論也不失其价值，但是把她的這种言行同中國的民主運動聯系起來，或者認為她也是民運人士，那就會造成价值的破坏。
二、 民主必須被信仰
民主必須要被信仰，否則民主制度就形同虛設——這是我們認識民主的一個重要的方面，舍過了它而談民主，那難免會生出許多的麻煩。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信仰民主這樣的東西就不能夠同信仰專制的共產主義、專制社會主義那樣，要求信仰上不能夠有半點的怀疑和動搖，也不能夠象宗教體系上的信仰那樣，被建立在人類終極問題的基礎之上。民主的信仰是一种适度的信仰，它同人類的終極問題和最后利益沒有任何的關系，是人類自己設計的一种制度，表現的是人類的智慧，所以同宗教就不可能一樣，也同我們以前中國人所信的共產党主義不同。首先，民主制度同人設計的任何制度一樣都有一個人性方面的缺欠，都有一個值得批評的人類智慧的瑕玷；再則，它 是一個在問題中保持自身的制度，所以它運行的本身就有可能意味著問題的出現和發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建立有關民主的信仰的時候，就不能夠簡單地模仿宗教信仰，也不能夠學習過去我們中國人所信仰過的共產主義和專制社會主義方法，必須在上述的兩种信仰之間找到中間性質的信仰——本文要討論的問題就是這樣的信仰。
的确，在很多的情況下，民主曾經侵犯過人的自由，因此，劉荻《炮打民主》的文章中所說的那种意義，早就有人說過了，不過我因為她在說出這樣的話的時候是一种出于完全的自我的“創造”，也就是說劉荻即使對于那些在歷史上曾經站在某种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對民主做出過尖銳批評的諸多的大師們的著作并不熟悉的話，她從自己的切身體會出發“炮打”民主，也還是表現了她是一個有思想的青年，但是如果說她的思想也值得批評的話，那就是說她沒有由此而認識到在人類進入到21世紀時，保持人的自由的唯一的有效的制度就是民主。在20世紀里，民主壓制了自由，這的确是事實，就是在今天，民主也不會純洁到脫离了“分贓體制”而存在的地步，那么，民主是不是就應該被“炮打”？
偉大的使徒保羅曾經對信仰做了一個最好的到今天為止也沒有過時的定義：“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确据”（《希伯來書》第11章第1節）。就這樣的定義來討論問題，我們就可以知道，如果一個人的心上沒有民主的話，也就是說在他的希望和盼望中沒有民主的話，那么，民主對于他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這樣的一种情況絲毫都不能夠否認這人如果生活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他同樣會受到民主的保護，自然，這种保護并不因為他“炮打”民主而被民主所取消。如果說這個意思可以這樣的表述的話，那豈不是說民主也保護“炮打”它的人。在歷史上基督教曾經不保護反對自己的人，共產主義、專制社會主義也不保護反對自己的人的情況給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我們中間的某些人好象也以為民主容不得反對自己的人。但是在這問題的另一方面，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不相信民主和不信仰民主，那么，這個社會即便是民主的，它一定也會蛻化變質為專制獨裁。
上面的意思若的展開來論述，那么在象我們這樣的專制國家中，如果沒有更多的人來努力地建立民主的信仰，要保護我們中國人的自由，要實現中國的發展簡直是一句空話。民主在我們中國人的手中曾經經過了一個“試錯意義”上的實驗的歷史雖然是我們民族的一樁遺憾，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在從對遺憾性的事件地分析中尋找出教訓，那么科學只之于我們到底意味著是什么，不就是一清二楚的了嗎？如果我們接受上一個世紀的科學的“證偽說”，那么民主的科學也允許“試錯”就成為一個不證而自明的問題了。所以，本文提出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可以不可以象信仰科學那樣的來信仰民主？如果說現代社會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已經使每一個人都不得不相信科學的話，那么，我們期待民主象科學一樣地被大眾所信仰，就有一個充分的理由。由這樣的事情使我產生出了下面的想象：當一個因對宗教持著固執的中古信仰、堅決地反對現代醫學的人在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中受傷處于昏迷狀態時，赶來救治的人不是把他送進教堂或者廟宇，而是送進了醫院——一個完全按照醫學這門獨立的科學組織起來的机构——這樣的行為我們當如何評价呢？難道醫院里的醫生就不救治那些不相信醫學只相信宗教的人嗎？醫院救治所有的病人的道理同民主保護所有的人的自由的意思是一樣的，所以就這樣的意義來說，科學的恩惠澤及所有人是一點不假的。民主如果也是一种科學的話，那么建立對民主的信仰的意思就值得我們每一個人來思考。
三、民主的信仰同宗教信仰和共產主義信仰的區別
宗教關怀有一种終極的性質，它關系著人類的終極問題，因而在本質上具有超越人類經驗和人類智慧的特征，自然也要求著人類“絕對”信仰。單就這一點而言，宗教信仰的要求是一次性的、完全的、全方位的，不允許有一絲一毫的懈怠和松動。在18世紀法國唯物論哲學家的眼光中，如果說宗教与愚悶、無知、黑暗這樣的事情被聯系到一起的話，那么，把宗教從人類的生活中徹底地驅逐出去，就成為受18世紀哲學影響很深的馬克思的一個基本的思想。雖然馬克思本人并沒有寫作出許多專門批判宗教的文章，但是他的思想的基礎是建立在清除包括宗教在內的“傳統勢力和傳統觀念”之上卻是非常明顯的事情。因此，當中國在56年前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的時候，被馬克思欲清除之的那种傳統的宗教“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實行了几乎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复辟”的情形就有了一個“歷史的辯證法”意義在內了。在毛主義盛行的時候，一個宗教化的現象包裹了中國大陸（那時叫“赤縣神州”）的現象我們仍然記憶懮新。所以，就歷史而言，共產主義也罷，毛主義也罷，都被我們中國人曾經“信仰”過，在這篇文章中，我當然不可能對這樣的“信仰”做出詳細的批評，但是，我就此只要指出一點就夠了，即我們中國人一向有著對宗教的信仰，也有著對專制主義的信仰，惟獨缺乏對于民主的信仰。
在上述的兩類信仰中，被信仰的對象必須具有絕對意義上的善——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由這樣的問題所引帶出來的信仰必須是“完全”的也就十分的自然。所以在維護這樣的信仰的時候，就必須地表現為一种道德的意義。就人類的道德而言，雖然有些差异，但總歸是千篇一律的現象造成了信仰維護方面的趨同，那就是不容許有“异端”存在，必須保持信仰方面的純洁。這樣的信仰就不能夠簡單地被移到民主的方面來的。在民主的信仰之中，有一個十分顯著的特征，就是允許甚至鼓勵怀疑的信仰。也正因為這樣，民主的信仰所具有的道德意義就意味著信仰上的一場革命。被人們信仰的民主，不是神，也不是一個終極的人類的產品，僅僅是人類生活中的一個必要、必須的東西。這個東西之于人類的重要性，你怎樣估計都不會過高，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就是一個完善的事物，非但不是這樣，就目前的人類已有的知識來看，民主雖然具有普遍性，但是這种普遍性中卻包含著無窮的問題。因此它是唯一的一個允許人們公開批評、批判的制度。
民主是這樣是一种東西，你拿它与專制的東西比較，那么，你不能不說它好，但是，你如果就民主本身來批評民主，那么，你所能夠列舉出來的理由，我相信一定可以甚至比批判專制主義的還要多。因為只有在民主中，人才能夠體會到什么是不民主。就這樣的意義來講，在我們的中國還沒有實現民主化的今天，有人要“炮打”民主，這好象有一點“先知”的味道，若不是這樣的話，我們對此行為的錯誤就不能置之不理。民主在我們中國表現的意義同已經民主化了的那些國家有所不同的問題并沒有被人們注意，于是，把西方社會特定時間中發生的批評和批判民主的那种事情原封不動地搬了過來，好象民主同專制相對比，一點儿也不值得信仰那就很不好了。如果說我們中國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民主沒有很好地被人民大眾信仰的話，那么，中國民主化的希望不就是落空了嗎？在去年我發表的《民主与第二民主》的文章中，我指出民主是一個極其形式的東西，而恰恰就是這樣的東西要求著人們去信仰，如果沒有人們的信仰所支撐，那么民主不就是一個“騙人的東西”？
在過去的時間內，我們中國人曾經把西方社會的民主叫“資產階級民主”，那樣的看法并不是都完全錯誤，如果說在民主的發展的最初階段上資產階級曾經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內掌握著民主的發展的權利，那么，這种權利的行使有著一個非民主的趨勢的事實就是我們否認不了的。就這樣的意義著眼來看，民主是一個進程，在這個進程中它要克服許多的問題（包括受資產階級控制的問題）就不會被我們理解為“虛偽”。如果說和任何的其它事情一樣，民主也需要有一种歷史的話，那么，民主制度有效運行的那些基本的和必要的條件或者前提就不應該被我們所忽視。如果說在這其間，我們中國的那种“第二民主”也具有一個“准備”意義上的時間和歷史的話，那么，認識民主這樣的民主就不會單單地表現為對外國民主的羡慕，而應該表現為對我們自己曾經“上手”了的不成功的民主的反思和研究。如果說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認清我們中國民主的狀況的話，豈不是說我們由此而看見了我們中國的民主之路。也許正是這樣，我們只有在發現了中國民主之路并且在走上了這樣的路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建立起我們對民主的信仰。
四、民主怎樣才能被信仰
劉荻在《炮打民主》的文章中說道：“說穿了，民主不過是一种分贓的體制，它与專制特征的區別僅僅在于任何人都可以參与分贓，這里一點也不美，甚至談不上正義”。其實我們只要讀過馬克吐溫的《鍍金年代》的小說，對于美國這個民主國家的政治分贓的歷史就會有一個文學式的理解，依著這樣的理解可以相信劉荻的話是有道理的。事實上，上述話說得并不過分，一個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民主理論的前言》的作者寫得要比這厲害得多呢，他說：“在某种程度上，我們通常所描繪的民主政治，只不過是開玩笑。”當然這樣的話如果我們不能夠正确理解的話，就可能會產生出許多的麻煩。所以我們若還善于動腦筋的話，就仿佛發現了民主的一個最奧妙的意義：那就是民主是一种真正能夠經受住“炮打”和嘲笑的制度。人類歷史上已經有了許多許多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這樣的一种制度能夠在“炮打”和嘲笑中保持其生命力量。這樣的情況還同時的說明，在我們人類目前的觀察中還沒有一個能夠替代民主的制度出現，所以民主雖然不是人類的“終極制度”，也不具有“終極的目的”，但是它完全沒有表現出“過時”的任何跡象，別說目前是這樣。再過50年，或者100年、200年民主好象也不會“過時”。
有了上述的看法之后，我們反過頭來研究問題，即就是因為民主的确是一种“分贓的體制”，但是在“分贓”的時候和“分贓”的場合中，人人都想著要“參与”，這卻不能夠責怪民主，而只能責備人本身。人做為一种受造之物，在被造的那個瞬間就已經有了上述樂于“分贓”的毛病，在延續了數千年之久后，這樣的毛病非但未見有絲毫的好轉，反而越來越泛濫的趨勢是非常明顯的。因此，把人自身的問題用偷梁換柱的方法轉移到民主上面去，并且認為這就是民主的問題，那是最不公道的看法。如果說民主是一种“有問題”的制度的話，那么這樣的意義恰好是說實行民主制度的人是“有問題”的人。弄清了這個問題，我們再去研究我們如何對待民主，情況就會愈來愈明了。
民主制度是一种“普通人”的制度，這樣的制度是以造就“普通人”為其目標的。民主制度雖然有著把人變好的內容，但是這樣的內容在民主制度中僅僅是其中的一個部分，并不与民主的本質發生聯系。同共產主義制度比較起來，民主制度沒有把人類最終“造就”成共產主義者的目標，也沒有為人類的未來提供一种“終極”的圖畫，因此，它是永遠地為“普通人”設計的制度，也只要求“普通人”的服從。就這樣的意義來看，我們中國人在過去了的那些“民主革命年代”，把民主當成了神來敬的做法和想法的确過頭，認為民主可以解決人類的一切的問題和困惑是對民主的誤解，正因為存在著這樣的誤解，所以當有人在用“更好的東西”來代替民主時，我們就樂意替換。可見，我們把一种人的心理意義上的“好”做為民主的目標，從而使它的“普通意義”不能夠發揮，這樣我們就不由自主地离開了民主。因此信仰民主這樣的事情如果不安頓在“普通意義”上，宗教信仰就會趁虛而入，最終把政治問題攪合到宗教問題中去了。
誰都知道宗教信仰是一种“超凡”的信仰，和民主的信仰的“普通”性質是絕對不同的，因此，在“普通生活”和“普通事物”中建立起我們對民主的信仰，就是我們應當為之努力的目標。對普通事物或者普通制度的信仰，就是我們所說的現代性，這种現代性表現在政治上，就是人對民主制度的選擇。有了這樣的看法，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就可以被轉移為民主化。民主化是這樣的一個過程，所有被卷入了這個運動的人不一定都在個人的意義上面臨一個民主化的問題，這個過程允許那些根本不相信民主的人生活在民主社會和民主秩序之中，而不允許有任何的例外，但是這樣的情況若還變成了另外的一种情況，即大多數人對民主喪失了信心或者表現出了冷漠，那么維系民主制度賴以運轉所需要的因素就有可能趨于瓦解。民主制度中的公平、正義和美感都不是現成的，都需要人去發現和挖掘。民主對人來說盡管是一個客觀的東西，但是這個客觀的東西同我們所生活著的物理世界的客觀事物是兩碼子事，是一個帶著人的主觀的意向所做成的客觀的東西，所以取掉了這些主觀的東西之后，他就變成一個干枯的數字性的東西了。在我們中國目前的那些多得無法計算清楚的“民主選票”上面，不就是我們可以看到不被信仰的民主的遺留物嗎？10多年前，我生活在中國，那時咸陽市在選舉市人大代表時，選票上出現了“孫悟空”、“豬八戒”這樣的名字就可以很好地說明問題。
五、問題和對策
中國民主的确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但是誰來關心這樣的問題？值得我們每一個人來認真的思考。首先我們應該明白，中國的專制分子無心關心這些問題，道理很簡單，有選舉制度存在就不會有接班人制度；再則，中國的民主的問題在許多的場合下也都是由他們造成的，可謂“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普通人在自己的生活的范圍內也很難過問這些問題，專制制度是嚴禁人民參与政治的，所以，在中國，知識分子就變成了有能力和有精力關心這樣的問題的最佳人選了。但是誰都知道在過去的 歲月中，知識分子所受到的嚴重傷害使得這個階級在失去了它的階級地位之后，很難發揮其作用，到今天為止中國的知識分子不是以階級的身份而是以個人的身份影響中國社會的，所以影響力是極其有限的，把這樣的現象同中國革命前社會上階級分化的事情聯系起來看，中國知識分子沒有西方知識分子那种影響社會的能力和傳統的事情是十分明顯的，知識分子和人民的關系也因為中間階級（中產階級）的缺位而保持著傳統的社會“鴻溝”。就以上的論述來開說，我看真正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就是中國的民運人士了。
中國現在不是簡單地缺少民主，而是我們的民主在遭到不成功的實踐后不能夠恢复元气。也就是說民主不被大多數人所信仰。現代社會有一個壓迫一切人的效益問題在內，而民主這樣的東西卻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才可能顯示出效益，因此在那些民主化剛剛起步的國家中，民主甚至被認為是一种負效益，与這樣的情況有關的還是當現代民主國家內的大量問題在通過自由的國際傳媒而廣泛被報道時，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損害了“冷戰時期”所形成的民主的形象，而專制的國家對這樣的事情的大肆宣揚也已經构成了統治術的一部分。其實，這都是外部的情況，更為重要的是我們中國的內部情況，那就是中國人民在過去的時間里所認識和所實踐過的那些民主如果被某些人認為是“渣滓”的東西，那么民主對于我們而言應該是什么的問題就非常的突出了。恰恰是，我們必須對待和必須研究的民主就在這樣的一种民主，因為無論怎么說它已經构成了我們民主的一部分，而不管我們對這樣的部分采取什么樣的看法和態度。同任何事物一樣，我們也有新的民主，但是這樣的新民主如果不能夠同那些原有的舊民主結合起來，變成為一個民主的統一體，我們就作不成民主這樣的大事業。民主的确有它的過去的歷史，但是所有過去了的民主也都是當下的民主的道理我們應該懂得。
民主是一個當下的制度，但是這樣的制度的力量卻存在于過去的時間和歲月之中，所以，當我們在觀察民主時得出了我們中國過去的文化和智慧不能夠服務于民主時，我們就沒有很好的理解民主，這樣的事情如果可以同我們中國社會100多年前發生的“民主革命”聯系起來，我們認為這樣的革命也沒有民主可言，也是錯誤的。尋找民主這樣的事情上有一點象尋找“上帝”，我們非得要上升到一個高度不可。再則，民主的體系是一個兼容并蓄的東西，所以你想在一個意義上建立民主的意義，并且把對民主的信仰維系在一個意義的層面上，那么你的民主的信仰就不可能牢固。
要知道在民主的體系之中不存在統一的、統合的學說或者哲學，也沒有一個標准的民主的思想，因此這樣的情況就決定了民主的信仰不可能如共產主義的那樣，民主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民主之神，所以這也決定了民主不可能被人們用宗教的方式所信仰，于是分析民主的信仰這樣的事情就必然地面臨著一個對所信之物的确定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如果被我們看成是民主信仰的一個難點，那我們就有可能抓住了事物的要害。也正是從這樣的要害性問題著眼，我認為建立民主的信仰的行為就在于我們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建立起這樣的思考問題的方式，那就是我們在尋找一种政治制度時，必須對它的利弊做一個完全的衡量，在這樣的衡量行為當中，當我們發現民主是利最大而弊最小的一种制度時，我們就選擇民主。當然，這樣的選擇同我們中國人以前“選擇”共產主義的情形有一個根本的區別，那就是我們明明知道自己選擇了一种“有問題”的制度。所以，同以前的我們比較起來，今天的我們的進步在于我們知道了人類政治生活中不可能存在沒有問題的制度。因此，你若還要過一种政治的生活，這樣的生活又要求最大的合理和減少最不合理的事情，你就只能選擇民主，盡管它充滿了問題或者本身就是問題。我們人類絕對沒有福分拿到象共產主義那樣的沒有任何缺陷的制度——21世紀的人類智慧只能夠處在這個水平上！
在過去的時間內，我們對人類智慧這樣的東西做出了一個很不切實際的想象，認為在任何領域和任何情況下人類智慧的投入都可以收到相應的收益，所以，我們認為只要人類的智慧被運用于某一個特定的方向上，就會改變事物的本性——共產主義就是這樣設計出來的，也是這樣被我們接受的。現在，我們終于明白了，在人類的政治事務中，一個“技術含量很高”的政治制度的設計是不是就可取——這樣的問題已經有了一個答案。相反，對比地看來“技術含量比較底”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可取已，就在于人們肯定了它的普通性。就純粹的技術觀點來看待問題，當年，毛澤東認為劉少奇是修正主義、林彪是共產主義的叛徒、鄧小平是“還在走的走資派”都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是要斷定這樁公案所需要的知識和能力，卻不是一般人所能夠具備的，就是那些“水平很高”的人，也是不能夠胜任的。因為這里不容許“法官”的存在，所以不可能對它做出公平意義上的“裁判”；比較地看來，民主的情況就不一樣了，在剛剛結束了的美國第44 屆總統大選中，從技術上确定布什胜而里克敗的事情卻是任何一個普通人的智慧和知識都所能夠“裁判”的事情，所以，我們中國普通人即使坐在了中國的電視机前也可以精神的方式參与這樣的“裁判”，何況美國人民自己！
誰能夠保證說民主的選舉就不欺騙人民呢？民主政治沒有做出過類似的承諾，但是，我們必須相信在民主的方式中圍繞政權而展開來的騙人的東西肯定是比較少的，且又是人們能夠接受的。人類生活中有各式各樣的游戲，其中有許多的游戲具有欺騙人的性質，但是只要這樣的欺騙性質在事先是公開的，并且所有愿意參与游戲的人都在參与上享有平等的權利，那么這樣的游戲卻會產生出積極的社會意義的事情有誰會否認呢？比如玩股票、抽彩票這樣的行為就是如此，你在股票上發了財，或者抽彩時中了頭獎，你不也是同樣受到人們的青睞嗎？把民主的選舉同這樣的事情聯系起來看，你在思考民主是什么的時候，就不會眼睛望天上看了。你信仰民主，事實上是信仰你生活中已經有了的東西，這樣的東西你只要尊重它，那么它就屬于你，你也就屬于它！如果你認為在共產主義的時候才會有民主，那么，你就等著吧。
六、民運人士必須信仰民主
說民運人士不信仰民主，那豈不是自相矛盾，但是中國海外民運隊伍當中就發生了這樣的自相矛盾的事情。現在，我們中間出現了一种很不好的現象，那就是一個人只要是反對共產党的，我們就認為他是民運人士，而這樣的簡單式的認定造成了民運隊伍的混雜，從而影響了民運隊伍做為團隊和集體所應當發揮的作用。這樣的局面不是一天或者二天內形成的，而是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慢慢地促成的。所以，海外民運人士除個別的小組織的情況外，整體上的民運隊伍還不成體統，這就嚴重地損害了民運人士對中國民主化運動的領導權。于是這樣的事情相關的是，在民運人士中間也沒有形成一個大體可以互相溝通的認識和思想。所以大家伙就處在了各自為戰的水平上。如果說目前這樣的事情只可能擺出給中國人“看”的“陣勢”（就是大家常說的“作秀”），那么把民主化后的中國民主政治“雛形”也給展示開來，這怎么能夠吸引中國人民對民主的興趣和希望呢？我以為這樣的事情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很好地來思考。我相信許多的民運人士在意識上不會“炮打”民主，但是在潛意識上或者在我們的行為和舉動上“炮打”民主這樣的事情我看是絕對不少的。
就從上面的事情來分析，民運人士對民主的信仰達到了什么樣的程度，這的确是一個懸而未解的問題。在民主网站和刊物上，你瀏覽許多文章，便可以發現我們的問題，這些問題用一句話來表達，那就是說我們的民主信仰不堅定。我們要在中國推進民主化的進程，這一點儿也不假，但是要我們說出被信仰的民主是一個什么樣的東西時，就可以發現我們的不足。我們在許多的情況下，把民主僅僅當成為一种未來的東西，從而割斷了它同過去的民主的聯系，于是我們就無意識地重复了毛澤東和共產党的那一种錯誤——“在白紙上繪畫繡花”。如果民主的建設真的是如同繪畫繡花之類的事情，那么，我們的确可以象毛澤東所說的那樣，畫世界上“最好的畫”，繡世界上“最好的花”，事實上根本就不是這回事，民主的建設是需要基礎的，所以任何一個民族如果不能夠把民主制度同自己本民族的文化、風俗、習慣、思想等等用价值的方式聯系起來，那么民主對于它而言就等于是空中樓閣。
把一個民族的民主制度的建設比作為一項社會建筑工程，這樣的工程的地基的奠定就只能夠是民族的“本土”。不明白這樣的道理，我們還停留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那個水平上以為某些民族的文化不适應民主，不能夠接受民主的制度，那豈不是我們自己的錯誤。就在今天，這樣的錯誤在我們民運隊伍中不是隨處可見嗎？所以，我們認為我們如果陷入了100多年前許多西方知識分子所犯過的那种錯誤當中去而不能夠自拔，你不就是把自己放到了當年的馬克思所處的那個位置上了嗎？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把哈維爾的一句話送給你就再好也不過了，那話說“明明不是上帝的人偏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就難免會“導致殘酷的后果”。馬克思雖然是19世紀的人，但是馬克思的這樣的思想來源于18世紀，因此，就這樣的情況來看，馬克思犯了“扮演上帝”的錯誤也許情有可原，但是我們生活在21 世紀的人卻要重复他的錯誤就說不過去了。明白了這一點還不夠，還要知道馬克思主義其所以能夠在上一個世紀成功的進入到我們中國，除了大家都說到的那些原因之外，我所要說的是它“借”了是我們中國人一心要學習西方民主的那股“東風”。今天，當我們坐下來要認真地清理這些當年的“陳年老帳”時，教訓如何變成為經驗的事情，不就是對我們的一种考驗嗎？
進一步的分析表明，民主能不能解決問題——這乃是民主信仰的核心部分，圍繞這樣的核心部分展開研究，就是我們當盡之義務。如果我們認為民主能夠解決問題，這樣的認識的另一頭必然會牽扯到民主在過去的時間內有沒有解決問題？如果說沒有的話，那么原因由是什么？也正是在這樣的一連串的問題和問題的追尋中，才有可能尋找到我們信仰民主的道路。“我信民主”——這僅僅是一句話，這話要能夠真正表達出一种民主的信仰的話，就只能通過我們對于民主的不斷地學習才能夠做到。庶几，我們應該認識到學習民主的過程同時也是确立民主信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堅強我們的民主信仰的最好的辦法不是別的，而是：學習、學習、再學習！
學習民主的事情之對于我們來說，有兩种的方式：一种是拾人牙慧，吃人家嚼過的饃；另一种辦法是發揮我們自己的聰明才智，把我們的民族在近100多年的時間內的“學習民主”的全部的歷史和過程加以研究，從中尋找出我們真正的經驗与教訓。前一种的學習，用魯迅的話說就叫“拿來主義”，這樣的主義我們已經搞得很多的了，我們已經先后從西方“拿來”了馬克思主義；從俄國“拿來”了列宁主義、斯大林主義，難道現在還要“拿來”一個什么主義嗎？不，我們再不能作這樣的傻事了，我們應該附下身去觀察我們民族土地上的花花草草，去仔細地辨認和精心地去呵護那些民主的苗苗，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最終地建設成我們民族的民主花園！@
2005年1月6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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