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檸：警雲密布的告別
【大紀元1月31日訊】到達地鐵八寶山站的時候，是清晨7點45分，時間尚早，乘客不多。兩側的月台上，有幾個人往來逡巡，有穿制服的警察，有的一看便知是便衣。出站看了看，五六級的西北風勁吹，冷得鑽心。地鐵站旁邊和後面的便道上，停滿了警車。玉泉路從東往西方向，車流如織，從西往東方向，被交通管制，除公共汽車以外的其他車輛均需繞行。
正在等朋友的當兒，迎面走來了小說家北村和兩位女性。握手寒暄之後，才知道他雖然老早就登記、申請，但因其名字上了另外一個名單，被“治喪委員會”從參加告別儀式的名單中拿掉，所以沒有入場券，不得其門而入。8點35分，朋友們會齊，一起步行前往。在路上，又碰到不止三位朋友，大都因為沒有拿到入場卷而在路邊等候、觀望。
沿著由警察和警車組成的“胡同”往前走，不一會就到了西門（告別儀式的入口）。像其他準備入場的人一樣，我手裡拿著被用作入場券的、由“趙紫陽同志治喪工作小組”正式印刷的“訃告”，排隊等候“驗票”。好容易輪到我，把訃告遞給警察。警察上下看了看我，“哪單位的？”“外企雇員”，我答道。“有身份證明嗎？”我怔了一下，大腦迅速啟動，為什麼別人不問，單問我？難道有什麼“問題”……短短的幾秒鐘，把最近半年來發表過的文章急速地在腦海中過了一遍，確認“無虞”，我拿出身份證。警察接過身份證，又給旁邊的另一個警察看了看，放我進去了。後來我才明白，雖然前一天晚上，大家相約“正裝”出席紫陽告別儀式，但也許是星期六，加上天氣太冷的緣故，真正“踐約”的並沒有幾個人。只有筆者，西裝革履，系著暗色的領帶，頭髮又特長，大約被當成了日本或海外華文媒體的記者，遭到了擋駕。
八寶山有好幾個遺體告別廳，此次告別紫陽的“第一告別廳”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廳，甚至有一點局促。人們在警察和“工作人員”的安排下，在告別廳的門外排起了長隊。兩個入口均有警察把守，出去一撥放一撥，走得很慢，隊伍拉得特長。站隊的時候，不斷有人互相打招呼。我看見吳思、盧躍剛、王光澤等朋友在隊伍中，萬盛書園的老闆劉蘇裡和女友，拿著花籃和挽聯也站在隊伍中。我和俊秀對蘇裡說，自己帶來的鮮花不可能讓帶進去，蘇裡執拗地說，試一試吧。這時，人群中有閃光燈閃了一下，旁邊的便衣馬上警告說，不許拍照。蘇裡的女友說，如果你們家裡的人死了，也不許嗎？便衣說，“這是上面的規定。”蘇裡說，既然是上面的規定，“那就請你睜一隻眼閉一支眼吧，別忒較真了。”
終於排到了告別廳的門口。門楣上方掛一條黑色的橫幅，但沒寫任何文字，左右兩側各懸掛一朵用黃布紮成的菊花。在大門右側，一群便衣的後面，一個女人在操縱一架攝像機，把所有進門的人一一攝入鏡頭。我想，她大約是負有特殊使命的人，不像是記者。因為，國內外幾乎所有記者、媒體人，大都被擋西門外，一切與採訪、報導有關的拍攝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被要求5個人站成一排，一起進入告別廳。紫陽躺在那裡，頭朝北，鬢髮如雪。在哀樂聲中，我們向他三鞠躬，作最後的訣別。抬起頭，看見前面牆上懸掛著“沉痛悼念趙紫陽同志”的橫幅，沒有通常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追悼會上常見的“永垂不朽”的字樣，下面是在富強胡同6號的靈堂中見過的那張身穿淺藍色恤襯的遺像。他微笑著，透出一介布衣、身在江湖的“在野”氣質，與遺體上覆蓋的鐮刀斧頭構成了一種強烈的反諷效果。身穿藏藍色孝服的家屬在出口處站成一排，與前來告別的人一一握手、致謝。大軍、二軍、女兒、長媳等大多數親屬，本來已經在20日前往富強胡同6號吊唁的時候見過一面。第二次握手，讓我再次體會到這個家族成員的謙恭、親和而又不失知性、自尊的高貴氣質。在門口，我們每個人得到了一張落款為“北京市東城區燈市口西街富強胡同六號”的、聖誕卡尺寸的素白信封，裡面是一張對折的紫陽遺像，上面印有燙銀的主人的手書簽字。打開來看，在富強胡同6號小院外景的水印上，印有兩行字：謝謝大家──樑伯琪攜全體子女及孫輩。
在告別時，大約受到警雲密布的恐怖氛圍的刺激，人多少有些麻木。出了告別廳，被外面的冷風一吹，不覺打了個冷戰，但感覺好像也隨之復活了似的。看到周圍密布的警察、便衣及各種掛著胸牌的可疑的“工作人員”，突然悲從中來，痛感16年來中國的政治沒有進步，蹉跎了最好的時機，在21世紀的“全球化”時代，我們仍舊生活在警察國家，自由、民主依然遙遙無期，吾輩悲夫……竟再也抑制不住眼中的淚水，失聲痛泣。
在我後面出來的俊秀也哭了。我們倆站在對面的牆根底下，一任眼淚流淌。後面一位女士從告別室出來，我把相機地給她，請她幫我們拍一張流淚的照片。在她剛要按下快門的時候，一位身材高大的便衣擋在鏡頭前，“這裡不讓照相”。“可背景是牆呀，是什麼地方根本看不出來的”，女士替我們爭辯道。 “不要跟他說什麼”，我拿過相機，對女士說。我想以無言表示憤怒，但其實，此時的無言就是無言，除了說明我們的弱勢和他的牛逼以外什麼都不是。後來，在整理照片時，我發現，其實那位女士已經按下了快門，但沒有我們，只有從右上方呈45度角伸進的一個擰著眉毛的猙獰面孔。我雖有潔癖，有點“硌應”，但我終於沒有從內存中刪掉，而是把這張另類的圖片存了下來。
從西門進來的人，告別之後，必須從東門出去，裡面的人與擁擠在西門外的人群全然無法交流，一切被安排得井然有序。我們一行人出了東門，風變弱，氣溫開始回升，天也藍了許多。東門外的停車場上，說不清有多少輛警車。有一輛墨綠色的、有連體大公共那麼大的巨型“巴士”停在那裡，從前面的標誌能看出那是一輛“奔馳”，車身上分別用中英文寫著“警察”、“Police”的字樣，車體上開有一些圓孔，車窗一開一合，不時有制服警官上上下下。筆者孤陋寡聞，從來沒見過如此龐然大物的警車。薛野告訴我，那是從國外進口的防暴車。我張大了嘴，好奇地從遠處張望。
以防暴車為背景，一行人合影留念，是1月29日在八寶山的最後的節目。一位朋友帶了家屬來，孩子那天真童稚的笑容仿佛點綴、沖淡著一排大人滿臉的肅穆和背景中墨綠色防暴車的恐怖。
離開八寶山，在紫竹院附近的川菜館聚餐的時候，接到了關於新華社通稿內容的速報。“……犯了嚴重的錯誤”雲雲告訴我們，趙家在對趙紫陽評價問題上與當局達成的最終“協調結果”是一種多麼無奈的狀況。雖然事前並沒有抱任何過高的期望，但在那一瞬，我還是感到了齒冷，想起了一個詞：鞭屍。
(劉檸為北京獨立撰稿人)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