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1日訊】(亞洲時報Julian Gearing 撰文) 1月26日，被中共關押的西藏僧人丹增德勒仁波切（Tenzin Delek Rinpoche）被改判為無期徒刑。中國宣稱，丹增德勒在緩刑期內表現良好，故而減刑。這位西藏僧人在2002年12月因實施恐怖爆炸、煽動分裂國家罪被死刑，緩期2年執行。目前，丹增德勒被關押在四川某秘密監獄；同他一起被捕的“共犯”洛讓頓珠（Lobsang Dondrup）已在2003年被執行槍決。

人權觀察亞洲部執行長亞當斯(Brad Adams)說，“很高興看到中國依法治國方面取得進步。但關押丹增德勒，完全違背了國際準則。”

流亡藏人稱，對丹增德勒的審判完全是走過場。有消息說，刑訊逼供後，兩人終於“認罪”；在審判時，他們被強制保持沈默。總部在倫敦的西藏資訊網(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負責人鐵裏·多丁（Thierry Dodin）說，當外國政府向中共表示抗議時，北京以“涉及國家機密”為由，拒絕公開審判。審判中，二被告未能享有正當的司法程式，包括沒有得到充分的律師代表；判決書和起訴書也沒有公開，二人上訴的權利也被剝奪。西藏流亡政府（印度達蘭薩拉）發言人Thubten Samphel說，“丹增德勒和洛讓頓珠因涉嫌幾宗爆炸案而被捕，但是北京當局卻提供不出任何站得住腳的證據。”

丹增德勒因2002年這場審判而引起海外關注；而在此之前，出了四川甘孜州理塘縣，就沒人知道丹增德勒這個人。現在，流亡藏人和支持者視他為鬥士，抗議藏人受到的不公待遇。好些國家還舉行了燭光祈禱和絕食抗議，要求中共釋放丹增德勒。

中共的新華社引述監獄官員的話說，他在緩刑期內表現良好，很可能會被減刑。人權觀察亞洲部資深研究員斯皮格爾 (Mickey Spiegel)已預料到丹增德勒會被判無期。他說，“（中共）完全沒有必要[槍斃他]，這樣只會引來更廣泛的國際批評。”

雖然獲得減刑，從其他藏人在監獄被折磨致死或者釋放之時已無人形的遭遇不難預見丹增德勒也將命運多舛。紮西彭措（Tashi Phuntsog）的遭遇，或許就是丹增德勒的命運。這位被稱為丹增德勒之“左膀右臂”的僧人在丹增德勒被捕的10天之後，也遭到中國警方拘捕，而後被判入獄7年。服刑2年零9個月後，他1月6日獲釋。“人權觀察”亞洲部主任布瑞德·亞當斯表示：“他在入獄時是一名健康的四十歲成人。而三年之後出獄時，卻已經被徹底摧垮了……政府應該作出解釋，為什麼一名被監管之下的人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目前，他已經無法行走和用語言清楚地表示自己的意圖。

1950年，也就是中共和平解放西藏的那年，丹增德勒出生在四川甘孜州理塘縣。七歲，開始上僧侶學校。後來，當學習佛教轉入地下時，他依然堅持學習。跟1959年逃往印度的達賴喇嘛不同，他目睹了眾多僧人被殺的文化大革命。

到了鄧小平年代，政府略為開明，1980年，胡耀邦曾經以中共總書記的身份向西藏人民道歉。重振西藏佛教的機會到來。

十多年來，丹增德勒一直是中國當局迫害的對象。他幫助建造寺院、孤兒院、學校和老人院。在中共控制藏人地區時，他冒著風險為當地人建寺廟、學校。此外，中國還對其家人、友人和支持者也進行了壓制。

丹增德勒堅信實用主義。他試圖同官方一起合作，而不是對抗。但1982年，他仍被迫逃往印度。也就是這個時候，達賴喇嘛封他為Geshe Adon Phuntsog的“轉世靈童”，並給他改名為丹增德勒。在印度僧侶學校學習了幾年，他認為局勢好轉，於是1987年返回西藏。

然而，好景不常，局勢再次發生變化。1997年鄧小平逝世，北京的對藏政策又轉向強硬，甚至開始插手轉世靈童的認定。1995年，北京政府主持揀選了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與此同時，藏人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所揀選班禪喇嘛轉世靈童及其父母被拘禁起來，至今下落不明。西藏人權組織堅持表示，那個當時還不到十歲的孩子是世界上年齡最小的政治犯。

從丹增德勒被判終身監禁就可以看出北京的意圖：切斷喇嘛和僧侶學校的聯繫，彈壓西藏宗教的發展。

9·11後，中共宣佈，將不遺餘力地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這實際上演變為打擊異見人士，加強對西部，尤其是不“安分守己”的西藏和新疆的控制。正如西藏事務專家Colin Mackerras指出，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一直讓中共寢食難安。

中共拿丹增德勒開刀，只不過是其鎮壓藏區內佛教學校的一招：殺雞給猴看。在打壓丹增德勒的同時，北京還在削弱佛教的政治影響力，因為部分僧人希望獨立，而一些則希望完全自治。北京加強對藏傳佛教寺院的控制，禁止喇嘛們舉辦佛教活動，甚至要求藏人聲明不再承認達賴喇嘛的精神領袖地位。

不能娶妻成家的高僧又如何使其佛學代代不斷？活佛轉世制度很好地解決了這些問題。以前，西藏大大小小有幾千座寺院，每個寺院都有“朱古”、“堪布”、“格西”等上層僧侶。他們中大部分都是領主階層，既有宗教地位、政治地位，也有經濟特權和財產繼承問題，他們死後多數都可以尋覓“靈童”作為轉世。於是西藏出現了眾多的大小活佛。

但僧侶學校的高僧們紛紛流亡在外，並被中共稱為“國家統一的威脅”。中共更有機會去斬斷佛教同政治的聯繫。

鑒於宗教活動可能會對其統治造成影響，北京開始大肆鎮壓不願屈服的藏人。西藏流亡政府的發言人表示，“在丹增德勒和堪布晉美彭措的努力下，西藏不少宗教活動復蘇，中共不得不採取措施。除了共產黨外，另有信奉，總讓北京心裏不安。”

堪布晉美彭措就是一個例子。他抓住了文革後政策開明的機會，建立了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最盛時，弟子有7,000多藏人，還有漢人和外國的佛教徒。佛學院還一度被冠以“愛國主義”的稱號。

90 年代堪布在訪問美國等西方國家後，於印度拜見了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此時中國當局也開始注意堪布及五明佛學院的動向。2002年4月18日，中國當局通知五明佛學院必須將學生人數降到1,400人，之後其餘的7,000多名學生被強行驅離出寺院。由於中共對色達五明佛學院的摧毀和破壞，受到精神壓力的堪布於2004年1月圓寂。此後，佛學院鮮有教學活動。中共對其境內的基督教也“一視同仁”：取締向梵蒂岡教皇效忠的教堂，但允許同教皇劃清界限的教堂存在。

中國憲法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且“尊重和保護”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理論和實際總是有差距的。信徒在西藏的寺廟搖著法輪，朝聖者一步一拜地走去拉薩。這樣的情景，在西藏屢見不鮮，然而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在中共的監視之中。一旦發現他們藏有或展示達賴喇嘛的照片，中共會立即拘捕他們，罪名是違反國家政策。

去年2月，人權觀察就丹增德勒案寫了一份長達108頁的報告，批評中國政府濫用刑事訴訟以鎮壓藏區裏藏人政治，文化，和宗教表達的事實。其亞洲部資深研究員斯皮格爾 (Mickey Spiegel) 說，“儘管中國在法律改革方面大展言辭，但從丹增德勒的案件中顯示出，只要是有關於西藏，中國政府仍然不能容忍未受控制性的政治和宗教活動。”事實上，中共已決意打破藏佛教的政治影響力。

“1994年，（北京）開始在西藏自治區鎮壓[喇嘛]，後來轉至青海和四川。建新的寺廟需經中共嚴格審批，而且寺廟的僧人數目也有上限，同時寺廟的住持都必須是愛國主義者。”

這裏的“愛國主義”也就是擁護中共。“1996年，北京在西藏發動了愛國主義教育運動。措施包括，要求僧侶宣佈反對達賴喇嘛，支持中共選出的班禪喇嘛；驅逐那些表示異議的僧侶。支持達賴喇嘛就不再是宗教了，而是政治了。丹增德勒就是例子。”

1996年後，中共還要求僧侶們註冊。一些註冊了，一些被驅趕了，另一些則逃到印度。

丹增德勒沒有註冊，也不逃走。“他繼續修建寺廟，支持達賴喇嘛。他號召繼續發揚藏族文化、醫學和教育，結果成了官員的眼中釘。他們沒有完成中央政府的任務，當然感到丟臉。”

丹增德勒在2000年面對逮捕時的錄音文稿“最近我被國家宗教事務局和統一戰線工作部傳喚。他們告訴我‘你不能有十四世達賴喇嘛，少年班禪喇嘛或你自己的相片。’他們還說，‘這些相片愈放愈大，愈來愈大，你不能那麼做，你不能持有喇嘛的名銜。’我告訴他們……我不需要喇嘛的名銜；也不需要僧人的名號，但我需要的是做人的權利。”

向北京，而不是向達賴喇嘛效忠，這就是中共希望通過丹增德勒案傳達的資訊。(//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