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0日訊】共產黨這個邪靈，爲附體國家和人民，它宣揚「無神論」，說「世上沒有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解放自己」。它否定宇宙中偉大神的存在，但爲了維持一黨專制獨裁統治，卻大肆宣揚對其黨魁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鼓吹毛是「大救星」，是「紅太陽」，毛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大搞神化毛的造神運動。它用虐殺人的精神造神、逼人自殺造神、更用血腥殺人來造神，塗炭無數生靈，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中共首先虐殺的是人的經神，那時全國人民都被強迫必須天天讀毛的「紅寶書」；做事、講話、寫文章開頭都必須有毛的「語錄」；天天必「早祝、晚頌」、「早請示、晚彙報」；搞向毛獻忠心；狂熱的跳「忠字舞」等等，使中國成了一座瘋人院。我的工作單位中國科學院是科學研究單位，可根本不搞科研，每天只「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寫大字報、批「走資派」、鬥「牛鬼蛇神」、各派間相互「打派仗」。
每天上班要提前10分鐘到，按科室在樓道裏排好隊，讀毛的語錄，之後用右手舉著「小紅寶書」（毛語錄）有節奏的不停擺動，同時齊聲高呼「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林付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這叫「早祝」「早請示」，下班前也要同樣來一次，叫「晚頌」「晚彙報」。一次上班我晚到了一點，同事們都已排好隊開始「早祝」了，我跑過去，氣喘吁吁 的慌忙舉起「小紅寶書」，跟著擺動和高呼祝詞。剛落音，突然聽到對我的大聲喝斥「看你怎麽拿的紅寶書！」我一看，嚇了一身冷汗，心嘣嘣跳，原來匆忙中把「紅寶書」拿倒了，我急忙說：我罪該萬死！罪該萬死！那也不能饒，逼我寫檢查，寫了還說不深刻，再寫，還全室開會批判。
每週六要向毛「獻忠心」，在一個房間牆上掛著毛的像，人坐在四周，每人要輪流站到毛的像前，向毛交待自己內心最隱蔽的不好思想，坦白交待對共產黨、毛主席有什麽不忠心，不許有任何隱瞞，與宗教的懺悔一模一樣，並要發誓忠於共產黨、毛主席。每次都要挖空心思琢磨如何說，因爲你說沒有不好思想和「不忠」還不行。你若說真話，嚴重了就會立即被扣上反革命帽子挨批鬥，所以一定要想好，找些無關緊要的不好思想去「獻忠心」。我爲倒拿「紅寶書」而得多次站在毛像前，低頭認罪，表示要忠於毛主席、忠於黨等等，天天都處於慌恐之中，坐臥不安。還算慶幸，沒被打成反革命，但從此變得樹葉掉下來都怕砸著腦袋。共產黨魔教就是這樣整得人人自危，人人極度恐懼，不敢觸犯一點它造的「神」。
整個中華大地還都在狂熱的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堂堂的中科院，這科研的最高學府也不能倖免，在我們科研大樓裏，每層都有高音喇叭，一放「忠字歌」：「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老專家、老教授還是老幹部，都必須立即到樓道裏，隨音樂跳「忠字舞」。每個室都有經過訓練的人專門教，不會跳的也得跳，姿勢多可笑不管，只要表忠心，用群魔亂舞描述一點不過。連農村的小腳老太太也成隊的在馬路上跳「忠字舞」，另人作嘔。
毛每隔幾天就要發表一個「最新指示」，傳達毛的最新指示不能過夜，毛又總是半夜發指示，所以經常是正酣睡時，就突然被高音喇叭聲嚇醒，「快起來！」「有最新指示」！我們必須立即起床到辦公大樓集合，乘上解放牌大卡車，到二、三十裏遠的城裏，在中南海牆邊的西安門大街遊行，深更半夜中舉著小旗，振臂高呼：「堅決擁護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把毛主席的指示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到行動上！」等口號，遊一圈後再開回來。第二天還得照常上班，學習討論最新指示，寫表示忠心擁護的大字報等。
共產黨就是這樣強行用這些魔教的戒律，虐殺全國人民的精神，使全國人民變成被共產黨邪靈附體的麻木呆滯、沒有靈魂的軀殼，以樹毛和共產黨不可侵犯的淫威，打造毛是不可侵犯的「神」。
共產黨邪靈更用血腥殺人來加持「造神」。在我們大樓的對面隔馬路是一條小溪，小溪邊是平坦的草地。1976年的一天，看見一大群公社的農民在那裏鬥地主，一些同事跑去看熱鬧，我不想去，就回到四樓的辦公室從窗子向外看，中間圍著被鬥的地主，人群高呼著 「打倒地主狗崽子！」等口號，群清越來越激憤，吼著 「打！」「打！」只見掄著棍子、扁擔等亂打起來，那地主早已扒在地上不動了，還在亂打，很快就被打死了，有幾個人當即就在小溪邊上挖坑，將打死的人放進去埋了，這夥暴徒才散去。我恐懼極了，心臟像停止了跳動，只覺頭暈，大白天衆目睽睽之下，就這麽將人活活打死了，無人制止，無人同情，連家屬都沒能見屍首就給埋了，這是吃人的社會，哪有什麽法制，太殘暴，太恐怖了，竟發生在20世紀的文明時代。共產黨就是明明用血腥殺人來警示不忠者的下場，讓你死，你就不能活，恐嚇人民必須把毛奉為「神明」。
爲維繫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共產黨將它的名字、畫像、塑像及有它的照片的報紙、雜誌等等都讓人奉爲不可侵犯的神物，稍有觸犯或無意中的失誤，就會被定成現行反革命，遭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親人爲免受牽連也被迫與之劃清界線，將受害者逼上自殺的絕路。這也是共產黨殺人「造神」運動的重要手段，以此使人民內心恐懼，擅抖，而不敢冒犯一點這中共魔教打造的「神」。而百姓在這種精神極度緊張的白色恐怖中，在毛的名字、畫像等多到幾乎無處不在的環境中，越是害怕謹慎、越是戰戰兢兢，卻越失誤多，而招來殺身之禍。
科技精英汪安球，就是這種冤魂。他是不到40歲的留蘇付博士，風華正茂，學術上很有造詣，是教授級研究員、自然地理研究室主任、正在培養的所長接班人。文化革命一開始就被扣上了「修正主義苗子」的帽子，遭到批判。他爲人處事老老實實，小心謹慎，是學究式的正人君子，只是一個「業務尖子」而已，並無什麽「罪行」，又極力表示認罪，贊同造反派，成爲較早被造反派「解放」的幹部。爲了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投靠在革命造反派的一個組織中，但苦於不會寫大批判文章，就發揮其寫毛筆字的特長，爲人抄寫大字報，每天熬夜，疲倦不堪。爲了「造神」的需要，寫大字報時，還必須在所有劉少奇的名字上打紅叉。1967年的一天，汪安球抄了一份很長的大字報，恰巧把「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字樣趕在上下兩行正相對的位置上，他在極度困倦和長期精神緊張中，稀裏糊塗的竟把紅叉打在了毛主席的名字上，屆時已是清晨，他沒來得及檢查，就貼了出去。一上班就被人發現了，全樓像炸了窩，他立即成爲十惡不赦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揪了出來。可憐！本想積極維護毛主席，而通宵達旦抄大字報，自己還全然不知就成了反革命。當時中科院各所都進駐了「工宣隊」（工人宣傳隊），正是北京清河毛紡廠的工人掌權，立刻召開大會進行批鬥，給他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帽子，在辦公樓的大廳裏，讓他跪在搓板上（洗衣服用的），脖子上掛著用鐵絲銓的沉重的木頭黑板，上面寫著「反革命分子汪安球」，名字上劃著大叉，鐵絲將脖子勒出了血印，讓他低頭向毛主席請罪，「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汪安球」！「砸爛汪安球的狗頭」！等口號聲震天，群情激昂，那時各派組織很多，相互爭鬥「打派仗」正激烈，對立面的「革命群衆組織」可算抓住了稻草，上臺發言者對他拳打腳踢，借機發泄派性鬥爭的怒氣。雖然大家都明知這只是汪的失誤，但爲了表現個人和自己一派的對毛主席的忠心和無產階級革命感情，誓死捍衛毛主席的決心，而都心狠手辣。而汪所在的革命造反派一方，爲了擺脫與現行反革命的關係，避免包庇、縱容的嫌疑，不但不幫汪解釋實情，反而更加凶殘的批鬥，還讓汪戴著沖天的高帽子，脖子上掛著反革命牌子，逼他自己敲著鑼，押到居民區去遊街示衆，任人唾罵凌辱。又將他押上大卡車，被兩個「造反派」扭著胳膊，按著腦袋「做飛機」，戴著高帽，卦著牌子，拉到中國科學院研究所集中的中關村去遊街示眾。他多次遭受了精神和肉體的虐待折磨，對他這麽個文弱書生，早已難以承受，到中關村遊街，各所有許多他留蘇的同學和科學界的朋友旁觀，使他人格掃地，知識份子的面子使他無地自容，對他是致命的打擊。全所的人無人敢出來說一句公道話，都明知是無意的失誤，是小題大做，但被共產黨的「造神」運動都嚇破了膽，得了恐懼症，唯恐自己沾邊，替汪說話，是包庇反革命，對毛的不忠，所以都寧左勿右，落井下石，黨性、階級性高於一切，完全沒有了人性。更殘忍的是他的已有二個兒子的結髮妻子，是同所的科研人員，本是唯一的知心人，竟全然不顧多年夫妻之恩，堅決要與他這反革命劃清界線，捍衛毛的立場堅定，回到家裏得不到一句同情理解的安慰話，妻子不僅扳著冷冰冰的面孔，更絕情的與他分室而居，以表真正劃清界線。逼得汪安球再無活下去的勇氣，可憐的一個風華正茂的科技精英，被逼上絕路，當夜在自家厠所內懸樑自盡，直到第二天他妻子上厠所時才發現。人們感嘆才子短命，世態炎涼，更無法理解夫妻爲何如此絕情，其實這都是共產黨逼的，她爲了保護二個兒子不受傷害，只能狠心這樣做。實際她也沒能保護了兒子，上中學的大兒子在「黑五類」「反革命狗崽子」的重壓打擊下，小小年紀精神失常了。這悲劇的製造者、殺人的兇手就是共產黨魔教。
另一位同事滕俊是研究地圖編繪科學的業務尖子，三十多歲，上海人，丈夫也在同一研究所工作，有一個上小學的女兒，家庭和睦美滿。因其父是國民黨軍官，家庭出身不好，沒能參加「革命造反隊」，但她格外勤於工作，忠於職守，懷著對毛主席的一片赤誠，積極承擔著當時極少的科研生産任務，編繪特種地圖。她總是提前上班，做清潔、打開水爲大家服務等。汪安球事件發生後，更是謹小慎微，對自己嚴格要求。1972年她一次在清潔窗臺上擺放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塑像時，由於神經過度緊張，手忙腳亂，不慎失手將塑像掉在水泥地上打碎了，她驚慌之下，亂了方寸，擔心馬上就有同事來上班被發現，就沒加任何包裝掩飾，急忙把破碎的塑像丟出窗外，以爲六層的高樓，誰能確認是從哪個窗戶丟下去的呢。不想雪白的石膏碎片十分引人注目，一上班就被人發現了，確認這是一樁故意犯罪的現行反革命案件，全樓喧囂起來，保衛處人員更是按照碎像位置挨樓層查詢。而滕俊辦公室窗臺上的塑像是全室人人皆知的，突然不見了，事已不用查就十分清楚，當即就將滕俊揪了出來，她再解釋也無用，認定她是因對毛主席懷有刻骨的階級仇恨，而故意的階級報復。當即被群眾專政，送進了洗印照片的暗室關押起來。四圍是黑綠色的牆壁，無窗、黑洞洞無光線，只有通向外間的門開著，以便監視她，房裏只有她睡的一張單人床和一個洗手池。外間是有窗的辦公室，擺了二張床，爲24小時監視「反革命」的值班人睡的。那時中科院和各所已由「工宣隊」換成了「軍宣隊」掌權，軍代表說了算，開始只令滕俊本室的女同事值班，但時間一長實在負擔太重，本來也沒人願意幹這事，軍宣隊只好又下令全所的女同事都得輪流值班。八月份左右輪到了我值班，我十分不情願，但不敢不從，監管「反革命」你不去，就是對毛主席不忠的大問題，你是不是同情反革命啊！什麽帽子都會扣上來。我們值班的被告戒：不許與「反革命」說話，不許通任何外面的消息。時值北京盛夏十分悶熱，大樓周圍又都是莊稼和雜草，蚊子非常多，掛蚊帳還受不了，不知是誰從所裏領了「敵敵畏」滅蚊子，用後將瓶子放在外屋的床下，值班人員無人在意。
滕俊的床連蚊帳也沒有，牆本是黑綠色，在無光下看去全是漆黑的，簡直像掉在黑井裏一樣。她穿著一身深色的衣服，看不清她的面部表情，只見煞白的臉忽隱忽現，真像個鬼影，我感到有些發毛。她一刻也不停的繞牆邊轉來轉去，極度不安與絕望。一人孤獨的關在這十幾平方米的黑暗中，不許見丈夫、女兒，不許與任何人說話，晝夜被逼一遍又一遍的寫檢查，都被指責爲不深刻而通不過。父親是反動軍官，自己又是現行反革命，以後如何活？女兒怎麽辦！，這種心理的壓抑與精神折磨，何日是頭，真是生不如死。我只覺得她太冤枉，又太倒楣，實在不忍心看她，我想下次無論如何要找個藉口不來值班了。結果還沒等輪到我第二次值班，一天就突然聽說滕俊畏罪自殺了，我一下跌坐在椅子上，全身發軟。原來她不知何時拿到了滅蚊子的「敵敵畏」，把一瓶都喝了，胃燒灼時又喝了冷水，送到醫院時已無救了。一個鮮活的年輕生命，只一次的不小心，就被逼上黃泉，那悲涼無望的白臉，深深印在我的心中，一直揮之不去。
此外，文革中就我所知，因不堪忍受批鬥、打罵和凌辱等殘酷的無產階級專政，而被逼跳我們科研大樓身亡的就有三人，投河自盡的一人，上吊自殺一人，他們都是年富力強的中青年人。這些慘遭折磨，被逼上絕路的人已是家破人亡，卻仍要被開批判會，罵他們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是死有餘辜。共產黨就是用這種邪惡的虐殺來恐嚇人民，強行樹立其黨魁惡首的淫威的。
劉靜航
2004/12/30投稿
15/01/2005澳大紀元時報週末版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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