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先生的去世与1989民運及1976年的四五運動的對比

魏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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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30日訊】趙紫陽先生于1月17日离開這個世界,終年85歲。他的去世,引起了中共極大的恐慌。中共當局派出了武警、便衣和軍隊,封鎖了趙紫陽住宅附近和天安門廣場等敏感地區。趙紫陽的去世也引起了一大批希望中共下台的人士的關注。他們都在問:會不會像周恩來、胡耀邦去世那樣引發大規模的群眾抗議?或者問:為什么沒有引發大規模群眾抗議,你們中國人不是喜歡借死人罵活人嗎?

咱們中國人必須承認,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确有這种近乎懦弱的習俗。當人們想說而又不敢說的時候,借尸還魂,指桑罵槐,含沙射影等等曲折的表達方式就成為通常的選擇。但這在西方人的完全沉默或者大肆發作之外,似乎又多了一些選擇,多了一些中間的方式——既不是完全的懦弱又不是完全翻臉。這似乎成為一种优點。這几种中間選擇的最大优點就是給向前或向后都留有余地。而留有余地的前提是人們對向后退一步抱有能解決問題的希望,或者說對和平解決抱有希望。否則就只有向前一步撕破臉皮對抗的選擇了。

清明節是咱們中國人悼念死者的節日。28年前周恩來死的那個清明節,人們借口悼念周恩來,在天安門廣場聚眾鬧事,引發了著名的“四五”運動。那時候的人們還沒有考慮要不要共產党的制度,主流的口號是不要共產党內的一些人,而支持共產党內的那些人。具體說就是打倒以江青為首的毛澤東的繼承者,支持似乎是反毛的鄧小平集團。當時中國人的主流看法是:共產党的制度是好的,毛澤東的政策搞坏了。所以反掉毛的政策,一切都會變好。當時的中國人民對共產党仍給予極大的希望。說那些參加“四五”運動的人士反革命,的确是極大的冤枉。所以鄧小平、胡耀邦上台后,首先給“四五”運動參加者平反是順理成章,合乎共產党思維的明智之舉。實際上這种平反并沒有在党內引起多大的异議。

16年前的1989年,胡耀邦在會議上与党內保守派激烈爭吵時心臟病發作,住進醫院后不久就去世了。當時正在轟轟烈烈蓬勃發展中的民主運動,借著人們對這位敢說敢做的領導人遭遇的同情,達到一個高潮。89年的民主運動的主流口號仍然是不反共,但要求改變一党專制,要民主,要人權,要自由。這和1976年的四五運動有本質的區別。用中共的標准來衡量是貨真价實的反革命。因為他反的不是中共的某個派別,而是反對中共的制度,所以中共不可能給89民運平反。但是這場運動的最初設計者,仍然在仿照1976年的模式設計他們的策略。企圖用擁護趙紫陽打倒鄧小平的方式改變中共的路線,來達到改革而不是徹底改變制度的目標。運動的發展偏离了設計者的目標,是因為當時中國人的主流意識已不僅僅停留在要求改革的水平上。多數人認為應該改掉的是一党專政的制度,目標是實現西方式的民主。

28年前的第一次運動被“工人民兵”的棍棒擊潰了。 16年前的第二次運動就動員了几乎全社會的人上街。但這次當軍隊開著坦克進來屠殺手無寸鐵的人民的時候,被擊潰的不僅僅是少數人的信心,而是全社會對中共尚存的一點希望。沒有希望就不會有那么多人去白白浪費自己的生命,也就沒有了中間選擇——擁誰反誰,借尸還魂之類的形式了。這就是趙紫陽死后人們反應冷淡的真正原因。

這种反應冷淡對中共來說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因為它說明中國人的主流想法只有兩种選擇:或者忍辱繼續沉默,或者忍無可忍鋌而走險。實際上不同方式不同規模的鋌而走險,恰恰是最近几年中國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的主要形式。任何政府鎮壓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現代化的武器裝備也無法改變這個現實。在這种形勢下中共還取消了能起到一點緩和作用的“上訪制度”,的确是自掘墳墓,愚不可及。他們不敢利用趙紫陽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去欺騙人民,拉攏人民,則說明了他們虛弱和怯懦的性格——中共已很難經受任何大的風浪!

(魏京生基金會:www.weijingsheng.org)(//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不代表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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