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日訊】今日中國文字獄集滿清皇帝和納粹帝國之大成。但文字獄沒有辦法消滅文字。

在中國大陸，要想獲得某些身邊的消息，其途徑歷來都有“出口轉內銷”的“中國特色”——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中共中央宣傳部近日下發正式文件，將焦國標、余傑、李銳、茅于軾、王怡及姚立法等六人列入禁止報導名單。我看到這則消息並不感到意外，近年來我已多次聽到過類似的“封殺令”和“黑名單”。中宣部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出臺一張“黑名單”，嚴令出版社不得出版在這張“黑名單”上的作家和學者的著作，電視、電臺、報刊雜誌等媒體上也不得出現這些人的名字。有時最高領導還會親自“點名”，被“金口玉言”殃及的“思想出格人士”只好“銷聲匿迹”了。

有趣的是，堂堂一個執掌全國文宣大權的中宣部，從來沒有將這樣的文件送到過作爲當事人的我的手中。即便是二零零零年中國現代文學館單方面撕毀勞動合同，剝奪我應有的工作權利，“據說”也是緣于中宣部部長丁關根給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的一通電話。當我去作協辦公廳“討說法”的時候，沒有一個官員敢於承認他們是在“奉旨辦事”，沒有一個官員敢於供出命令他們的後臺老闆來。作爲執政黨的“喉舌”部門，中宣部做事卻像地下黨一樣偷偷摸摸，真讓人感到既可氣又可笑。

在中國歷史上，文字獄一直很興盛。滿清王朝的文字獄最多，僅舉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個例子：西元一七七七年，即乾隆四十二年，書生王錫侯被人告到江西新昌縣衙，罪名是他編撰的《字貫》一書中有“狂妄悖逆”之語。時年六十三歲的王錫侯多年科舉不第，轉而發奮著書，《字貫》是他花費十七年時間寫出的一本簡明字典。他希望這部體例新穎、資料豐富的工具書能成爲士人案頭的必讀書，但他萬萬沒有想到，這部書卻爲他帶來了殺身之禍。在這部字典中，他略略批評了一下《康熙字典》，雲：“然而貫穿之難也！今《康熙字典》所收四萬六千字有奇，學者查此遺彼，舉一漏十，每每苦於終篇掩卷而仍茫然。”在字典中還出現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皇帝的名字，沒有按照規定缺筆“避諱”。他之所以在“凡例”中將三位皇帝的名字如實寫出，是想提醒士子們不要忘記了避諱。

接到舉報之後，新昌縣令不敢怠慢，立即將此事稟報江西巡撫海成。海成命令幕友們仔細檢查《字貫》，確實發現了上述問題，但認爲該書只是“狂妄不法”，還算不上“悖逆”。於是，海成便擬了奏摺，向乾隆皇帝稟明案情，建議革去王錫侯舉人的功名，以便進一步審理定罪。同時，還將《字貫》原書恭呈禦覽。

乾隆一番“禦覽”之後，大發雷霆。他親自批示說：“罪不容誅，應造大逆律問擬。”乾隆還痛斥海城“雙眼無珠”、“天良盡昧”，居然沒有發現連如此可惡的“悖逆”之處。於是，王錫侯迅速被押解到京。幾天之內，大學士、九卿會同刑部便拿出了這樁“大案要案”的處理意見：請旨照大逆律將王錫侯淩遲處死，他的子孫、弟侄及妻媳二十一人照律緣坐，家產沒收入官，王錫侯所著一切書籍通令各省查繳銷毀。乾隆皇帝假惺惺地“法外開恩”，將王錫侯“從寬”改爲斬立決，其子孫王霖等七人改爲斬監侯，秋後處決，妻媳及年未歲之子給功臣之家爲奴。王錫侯的全部家產，連同鍋碗瓢盆、小豬母雞通通加在一起，也僅有七十多兩銀子。一個清貧而迂腐的老夫子就這樣家破人亡了。

案子還沒有了結。江西巡撫海成也難逃其咎。海成本來是乾隆在封疆大吏中樹立的收繳禁書的典型，他在江西收繳禁書八千多部，居全國之首。海成的做法是雙管齊下：一方面頒佈詔令，命令各州縣將地保招集起來，讓地保挨家挨戶收繳禁書，如果沒有完成任務，則拿州官縣官是問；另一方面也給予獻書者以豐厚的補償，由政府發給原來書價一倍的補貼。乾隆曾經命令各地仿造江西的這種做法。這次海成卻栽了。乾隆先是“傳旨嚴行審飭”，繼而“交部嚴加議處”，然後“革職交刑部治罪”，直到刑部擬斬立決，他才裝模作樣地“從寬發落”以示“皇恩浩蕩”——從斬立決改爲斬監侯，秋後處決。海成是乾隆朝文字獄中第一個因爲查處不力而被判處死刑的地方大員。乾隆毫不掩飾地宣稱，處死海成的意圖就是“使封疆大臣喪良負恩者戒”！

乾隆朝的文字獄在有清一代數量最多、牽涉最廣、懲罰最重。乾隆皇帝大興文字獄的興趣來自于爺爺康熙、父親雍正的“遺傳基因”，而又將其發揚光大。在我看來，這些殘忍瘋狂的帝王都患上了一種特殊的“文字過敏症”——就像有些人是“花粉過敏症”患者，他們是“文字過敏症”患者。比如，像乾隆這樣一位號稱“詩人”的皇帝，雖然一輩子都在吟詩作賦，但骨子裏卻始終有一種“野蠻民族”的自卑感。作爲最高統治者，他時刻都在警惕著別人動搖、挑戰、乃至顛覆他的權力，而文字正是一種特殊而危險的武器。乾隆深知，只有柯斷了文字，才能柯斷思想；只有柯斷了思想，才能讓臣民都成爲順民，自己的帝國也才能“江山永遠不變色”。

在納粹德國，宣傳工作一直是法西斯黨的重點，而文字獄更是伴隨納粹政權的興起與滅亡始終。謊話大師戈培爾擔任“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達十二年之久，在他的努力下，謊言成了真話，說真話的人統統被送進了監獄。納粹的宣傳部部對文化界和知識界的著名人士均設有專案，其中附有詳細的調查材料，包括有關這些人對納粹制度態度的告密信件。該部的人員從最初的三百五十人迅速膨脹爲一千九百人。該部的地方機構爲地方宣傳辦公室，負責搜集本地區民情資料，以“報告”和“行動報告”兩種形式上呈國民教育和行動建議。地方宣傳辦公室的頭目經常去柏林，聽取戈培爾的宣傳指示和納粹高級頭目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形式報告，然後迅速在地方上展開行動。

希特勒剛剛染指政權，便祭起了文字獄的法寶。一九三三年五月，希特勒青年團等組織在柏林洪堡大學上演了“焚書日”的鬧劇，將兩萬多冊“非德意志文化”的書籍付之一炬。緊接著，在其他城市也紛紛開展了類似的焚書活動，被焚燒的物件乃是“對我們的前途起著壞作用的，或者打擊德意志思想、德國家庭和人民的動力的根基的”一切書籍。納粹當局進而開始有計劃地迫害和驅逐所謂“製造和傳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納粹當局先後公佈了七批被革除國籍、成爲不受法律保護者的名單。到了一九三八年底，共有五千名科學文化人士被迫流亡，還有更多的人選擇了“內心的流亡”。

今天的中國大陸，文字獄可謂是集滿清皇帝和納粹帝國之大成。表面上，中國似乎已然進入了一個“政治文明”的時代，但文字獄仍舊懸在每一個文化人的頭上，那些“文字過敏症”的患者們並沒有斷子絕孫，他們的後代仍舊高高在上地掌握著權柄。雖然今天的中共政權不會隨心所欲地像乾隆那樣將某人“淩遲處死”或者像希特勒那樣將某人驅逐出國，但是專制政權對文字及其背後的思想的恐懼和仇視是一脈相承的。關閉報刊、封殺作者、警告編輯、關押記者，種種下三濫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有一次，我在《中國經濟時報》發表一篇文章，評論某西方學者寫的一本遏制腐敗問題的著作。這篇文章引用了一個曾在《參考消息》上發表過資料：中國“光榮”地名列世界四大腐敗國家之中。這下可引起了軒然大波：如此污蔑中國的材料豈能使用！即使在《參考消息》上發佈過，但只要是被“某些人”所引用，那就是“別有用心”的了。於是，責任編輯遭到處分，我的文章再也不能在該報上發表了。還有一個更加荒誕的故事：《廣州日報》的餐飲娛樂版面上發表了一篇談論佛教素食的文章，其中有一道菜的名字叫“法輪常轉”。這下可被“審讀組”的老先生們抓住了辮子：這不是在影射法輪功嗎？編輯是如何“把關”的？編輯的警惕性哪去了？編輯受到嚴厲處分，該欄目也被停辦了很長時間。

胡錦濤全面掌權以來，文字獄不僅沒有減少，反倒變本加厲地增加了。《往事並不如煙》和《中國農民調查》相繼被禁，趙岩和師濤等仗義執言的記者先後被捕，《戰略與管理》和《同舟共進》等開明刊物被關閉或清洗。就我個人而言，我今年出版的幾本著作無一例外地全部被禁：《光與影——我的美國之旅》（東方出版社）、《鐵與犁——百年中日關係沈思錄》（長江文藝出版社）、《我的夢想在燃燒》（當代世界出版社）、《鐵屋中呐喊（修訂版）》（當代世界出版社）、《“曖昧的鄰居”——日本筆記》（光明日報出版社）。最迅速的一次，在新書出版之後不到一個星期，便被下令禁止發行。甚至還出現了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到市場上去查抄數千本書籍並立即焚毀的事件——各地新聞出版局對於宣傳部向來是惟命是從，難怪有朋友將“新聞出版總署”戲稱爲“新聞出版警署”。如此禁書和焚書的惡劣行徑，再次終結了某些人士所謂“胡溫新政”不切實際的幻想。這種與文明爲敵的文字獄，與滿清帝國和納粹政權有什麽差別呢？

那些實施文字獄的人，從最高領袖到中宣部的小官吏們，無不是嚴重的“文字過敏症”患者。這是一種相當複雜的病症，它的內因是對自由、民主這些人類基本價值觀念的恐慌和排斥，它的外因是對自己的面子和利益的死命扞衛，因此這種病症一般來說都是無藥可治的。“文字過敏症患者”像是一群生活在黑暗中的蝙蝠，只有在黑暗中，他們的統治秩序才能穩穩當當地維繫。所以他們從心底裏仇視光明，千方百計阻止光明的來臨。從古代的帝王、納粹的走卒到今天中共統治者們，都是嚴重的“文字過敏症患者”。中共依靠“槍桿子”和“筆桿子”起家，他們的“筆桿子”製造的乃是愚民和洗腦的謊言和假話，乃是歌功頌德、溜鬚拍馬的奉承話。偉大領袖們習慣了享受謊言、假話和奉承話，就再也不敢面對真話、實話和批評的話了。一旦後者出現，他們必然“過敏”，就像艾滋病患者身體的防疫機能出現漏洞一樣。他們的身體中缺乏承受真話、實話和批評的話的某種“??”。於是，他們便把相當一部分的時間和精力，用在了消滅真話、實話和批評的話上。他們企圖把整個中國變成一個沒有邊際的文字的監獄。一套沒有新聞出版法制約的、隱形的新聞出版審查制度，像章魚一樣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肆無忌憚地伸展著它的魔爪。

我不認爲文字獄能夠長久地維護少數統治者夢想的“穩定”，我也不認爲最後勝利屬於那些可憐又可惡的“文字過敏症患者”。“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就像沒有辦法堵住黃河一樣，文字獄沒有辦法消滅文字，“文字過敏症患者”們也無法阻擋思想的流淌和傳播。作爲一名立志用文字來揭示真相的寫作者，這正是我的信念所在。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轉自《人與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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