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9日訊】中國人權1月28日新聞稿： 中國人權得到一份文件，稱記錄了跟被罷免的党中央書記趙紫陽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次談話。文中引用趙紫陽的話，指趙紫陽盼望中國能夠走漸進式民主的道路，以免遭受“革命”之災。

中國人權通過趙紫陽改革時的智囊人物、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獲得這份文件（原文附后）。陳一諮現居美國，他是從一位于2004年夏末訪問過趙紫陽的趙的友人處得到這份文件的，這位友人記錄了趙紫陽對中國政治狀況的分析和判斷。陳一諮認為這份文件是可靠的，但又通過其它渠道對文中內容的真實性進行了确認。中國人權將這份文件發表出來，以給大家了解中國對政治异見人士持續鎮壓的情況提供一個透視點。

這份文件稱趙紫陽進行了下述的評論：

— 中國目前搞的資本主義的方式將阻止中國走向更大的進步；共產党控制所有資源的基本事實不變，腐敗就控制不了。

— 目前的中國就像是慈禧太后統治下拒絕改革、贊同鎮壓的晚清，在被八國聯軍羞辱后，想要改革時，已經太晚了，已經由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了。今日的中國，“到社會情緒無法承受的時候，不能預料會發生什么事”。

— 中國曾經有机會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進行有效的改革，但是他只是對經濟改革很放手，對于政治體制改革“他很警惕”。趙紫陽本人贊同漸進式政治改革，但這既不會讓激進派滿意，也不會讓保守派滿意；對此他沒有“實力”來應付。

中國人權主席劉青說，趙紫陽所遭受的長期迫害是他与其他官員對政治改革意見不同的結果，趙紫陽只是由于堅持自己的原則而遭受終身監禁是對中國司法的諷刺。這份文件也許對如何認識中國過去二十年來政治發展及對异見聲音不斷進行壓制所采用的政治原則，給我們提供一個非常寶貴的看法。

附：原文《叩訪富強胡同六號》

無名士

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和趙紫陽家有很好的友誼。六四以后，隨著當局對趙紫陽的看管越來越嚴，在中國政治氛圍中自然而然訓練出的謹慎使我家漸漸和他們斷了聯系。今年因為一個偶然的机會，我和趙紫陽的儿子聯系上了。對于我，趙紫陽不僅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立下丰功偉績的領袖，不僅是制止血腥屠殺的偉大政治家，而且是長輩，是親人。如今，經歷過六四以及了解改革開放初期之艱難的正直的中國人，都會對軟禁于破舊小院的趙紫陽心生同情，而我更覺得不能不為他做點什么。我非常想見到他，哪怕僅僅是向他傳遞一分敬重，一分愛戴，讓他知道，許許多多的普通中國人在惦念著他。

夏末的一天，我在細雨中來到富強胡同。

緊鄰著繁華的王府井，小胡同越發顯得蒼涼靜謐。6號院灰牆上圍著一圈鐵絲网，門旁牆上鑲嵌著的“北京市重點保護四合院”石匾旁注有“非開放單位”的提示，身著黃綠軍裝的兩個警衛站在大紅門口，在周圍的古舊灰暗中顯得十分扎眼，這一切都暗示著住戶的不同尋常。

我走上前，警衛問我有什么事，我說找趙家老五。他讓我按門鈴。門鈴響了以后，門上打開了一個小窗口，露出一雙警惕的眼睛。我再自報找老五，門開了，一個工作人員挺客气地問我，你有證件嗎？我拿出身份證，原以為他看一下就還給我，沒料到他說，一會儿再還給你。后來知道，來客的證件都要登記。

從旁邊繞過大概是工作人員住的前院，小通道上有一排白柵欄，有人搬開柵欄讓我進去，我就到了趙家人的居住區。

五軍已在等我，把我帶到老爺子的屋里。

這個房間坐南朝北，一大排窗戶面對院子，但按照老北京的習慣，這并不是最适合居住的房子。東牆一排黃色的書架，像是七八十年代的机關用具，一張黑色大寫字台上零散地擺放著書刊，旁邊有一張電動按摩椅，椅子前面放著一個紅色的鐵皮暖水瓶，是那种在很多人家里早已見不到的舊式暖水瓶，他自己倒開水。椅子后面放著氧气瓶，西牆一排電視音響，兩個單人沙發靠著南牆，門口還有一個塑料三角架擺著雜物，陳舊的地板已被擦得紅漆脫落了。這就是趙老爺子的書房兼客廳。

坐在按摩椅上的老爺子站起來迎接我。他比15年前最后一次在電視上露面消瘦了許多，但精神還好。我握著他的手，說，趙叔叔，我們很想念你，我們大家都很想念你。他說，知道知道。

我在一個單人沙發上坐下來。我說，五軍說你肺不好，說話气喘，那我給你說點外面的事情，你要是累了，或者不該說的，五軍提醒我，我就不說了。老爺子說，沒關系，我能說話。

我告訴他今年最受關注兩本書是《往事并不如煙》和《中國農民調查》，他說，“我都看了。”

“你知道后來被禁了？”我問。

“知道，分兩個階段，先是不宣傳，不批判，還有一個不什么？”

“不炒作吧？”其實我也說不大准。

“后來不讓賣了。”老人接話說。

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他也看了，還知道《南方都市報》案任仲夷、吳南生都給省委寫了信，還是判了8年。

我說：“你消息很靈通啊！”

老爺子有點得意地說：“有些人告訴我各种消息。”

我說，我給你講講我在党校了解的情況吧。

我就講了党校教授怎么把各种觀點往“三個代表”的筐里裝；講了關于法制建設、党大還是法大的不同觀點；講了一党專制与皇權政治的比較，講到一個教授對政治體制改革前景的懮慮，說“政治體制改革，也就是真正實現法治，我是看不到了，我的儿子也看不到，我的孫子能不能看到我不敢說”，等等。他听得很有興趣，說：“党校現在很敢講啊！”

我說，我听的課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教授照本宣科講老話，有三分之一比較左或者說是教條，而有一些教授講得相當客觀甚至前衛，很尖銳，很實際。我感覺党校許多教員都有過出國考察學習西方政治的机會，對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作了許多研究。

老爺子說：“現在中國的明白人越來越多了。”

他頓了頓又說，“其實現在的領導人也明白，但是他們沒有辦法改變現狀。現在的領導人沒有理想,沒有信念，他們不知道要把中國帶到哪里去。

中國的一党專政是歷史形成的。共產党認為打了天下就得坐天下，中國老百姓也認可打天下者坐天下的老傳統。問題在于，中國共產党是按照列宁主義建設的党，它控制了全國的所有資源。過去搞計划經濟，平均主義，大鍋飯，也就是多一點少一點的區別，毛主席也不過是建個別墅嘛！可是搞市場經濟了，私人擁有資本、財產合理合法了，共產党就必然會腐敗，有權勢的人必然會利用他們對資源的控制權把社會財富變成自己的私有財產。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一党專政下搞商品經濟，肯定會產生腐敗。但是像中國這樣，腐敗的面這樣廣，腐敗的速度這樣快，腐敗的程度這樣嚴重，這是全世界都少見的。審計署最近審計出許多嚴重案件，各地貪官也殺了不少了，沒用！共產党控制所有資源的基本事實不變，腐敗就控制不了。

印尼蘇哈托軍人政權也很腐敗，他那一家人也很厲害，但是和中國比，因為這個軍人政權沒有掌握國家的全部資源，不至于像中國這樣，腐敗滲透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滲透進每個角落。”

這時候老爺子的小女儿紐妞進來了，我們打過招呼，老爺子接著剛才的話題，憤怒地說：“中國現在搞的是最坏的資本主義！西方早期資本主義也坏，但可以逐漸走向進步，走向文明，而中國這個最坏的資本主義不可能走向進步！”

我說：“其實，也可以有些辦法限制腐敗呀！比方說，給媒體充分行使輿論監督的權力，對各种貪污行為、對各种違反科學的決策及時曝光，可以使官員的行為有所顧忌，這是對党有利的呀，而且成本很低，可是為什么中宣部老是阻止輿論監督，老是限制媒體呢？”

老爺子說：“他們害怕。他們害怕裂開一條縫，各种矛盾沖出來弄得不可收拾。他們必須維護他們自己和他們代表的一群人的既得利益。胡溫，不知道他們對政治體制改革怎么想，即使他們有想法，也很難，要得罪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很難。”

我問：“那以后怎么辦呢？”

老爺子說：“沒治了。”大概是看出我沒想到他竟用河南口音說出這句北京話，他用手指在空中寫著“治”字：“就是北京人說的‘沒治了’。沒有辦法了。”

他咳嗽了一下，接著說：“有人給我講清末的歷史。戊戌變法不過只是一些改良而已，比起后來的晚清新政，新政的變革還徹底一些，但慈禧不能接受，把變法鎮壓了。到八國聯軍打到北京，她也知道政權已經爛得無法維持，后來她自己搞新政。可是晚了，新政推不動，孫中山就領導辛亥革命了。”

“中國的問題怎么解決呢？”我們問。

“誰都不愿意出現劇烈動蕩的局面，包括海外的民運人士，也不希望中國通過暴力動蕩改變舊體制。可是像現在這樣發展下去，到社會情緒無法承受的時候，不能預料會發生什么事。”

我們聚精會神地繼續听老人說：“中國當時有一個歷史机會，中國只有一個人能夠搞政治體制改革，就是鄧小平！”他加重語气說：“只有鄧小平有這個能力和實力！”

“搞經濟體制改革，鄧小平是下決心的，他看到中國窮，他要發展經濟。

鄧小平的治國理念是富國強兵。他多次說，我們經濟發展了，我們就有錢壯大軍事力量，我們就會成為世界強國。他希望中國強大。我和他共事這么多年，經濟改革他很放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但對于政治體制改革，他很警惕。后來經常引用他的一次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就是說制度好坏人不能做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要變坏的那個講話，不知是在哪個場合講的，我沒有听到。他好像以后也不再這樣講。

鄧小平很看重效率。他不喜歡討論，他喜歡高度集權，甚至決策人越少越好。他經常舉的一個例子是蘇聯出兵阿富汗。他說，政治局開個會，第二天就出兵了！美國能做到嗎？美國誰是政府？總統是政府？國會是政府？議會是政府？誰說了也不算，一個事翻來复去討論半天也決定不了。

鄧小平喜歡說‘拍板’，他常說，看准了的事就去做，就‘拍板’！他不喜歡討論，后來也反對爭論姓資姓社。

他不喜歡權力分散。起草十三大報告的時候，他打電話來特別強調：‘你可不要有三權分立的意思呀！一點影子都不要有！’體改委搞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計划，他大概也只是翻了翻，看看有沒有講三權分立。我認為,他希望共產党強大,他對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設想。即使想過改革政治體制,但當他看到波蘭團結工會鬧大了,出了問題,認為不能搞了。”

我問：“領導人如果好，那中國就好，如果不好呢？把國家的命運交給几個人，這不是很冒險嗎？我是說，這個賭注下得太單一，不是很危險嗎？”

“所以他很注意接班人。”老人說。我不想討論接班人問題，太敏感。

我接著問：“那個時候鄧家也有人到美國留學了，沒跟他介紹過美國的政治體制嗎？”我想起不久前看過的一本政治小說《遺囑》，里面描述了鄧的子女和父輩討論各种體制的情景。

老爺子依然很認真地回答我的問題：“一個,是那個時候出國的人還沒認識到學習外國的政治體制。另外也和他的性格有關系。鄧小平不喜歡聊天，他不愛說話。”我說，這從他子女對他的回憶文章里也可以看到。

“他和毛主席不同，毛主席喜歡聊天，海闊天空，無邊無際，也許讓听的人云里霧里迷迷糊糊，可是他愛聊。鄧小平不愛說話，他意志堅定，性格剛強，但是他不想搞政治體制改革。現在就更難了。”

這時候我問：“如果不發生六四，你能搞政治體制改革嗎？”

他想了想，說；“不能。我也不能。”

“為什么？”

他好一陣沒有回答。妞妞催他：“人家問你為什么不能，你還沒回答呢！”

老爺子緩緩地說：“我沒有實力。那么大的國家，那么龐大的干部隊伍，牽動那么多人的利益，我沒有這個實力。”

我沒再繼續問“實力”究竟是什么。

老爺子思索著說：“我會搞開明政治。我想過讓民主党派發展，我說過，為什么只在政協里有民主党派的活動？人大代表是按地區組團的，為什么人大沒有民主党派？反正共產党還占多數嘛。我還想過像解放初期那樣，讓党外人士、民主党派人士當部長、當副總理。”

他忽然想起似的說：“那個字是我改的。原來說‘共產党領導下的多党合作’，我把那個‘下’字刪了。我注意過，一直到現在都是說‘共產党領導的多党合作’。”

五軍插話說：“‘領導’和‘領導下’有區別嗎？”

老人有點自嘲地說：“唉，也是文字游戲吧。但我當時确實有這個想法，去掉這個‘下’字，表示各政党之間是平等的。改這個字的時候沒作解釋，沒炒作，改就改了。如果解釋一下，也許還改不了。記得一天凌晨，當時在人大工作的鄧小平的女儿給鮑彤打電話說，我們家老爺子對發展民主党派的話是隨便說說的，不能當真，可別寫進報告。鄧和我的想法不一樣。”

他像是自言自語地說：“如果我搞，民主政治會緩慢推進的。”他的聲音透出一种冷靜的自信。

我說：“如果緩慢改革，激進派會指責你改革不到位，保守派會攻擊你改亂了。”

老爺子說：“是的，所以說，我沒有實力呀！”

我問：“那個時候你們體改委有沒有一個改革藍圖呢？比方說，那几年我們的報紙上就討論過國體、政體的問題，我就很想知道中央對未來的國家有什么构想，五十年后國家體制是什么樣，八十年后什么樣？”

老爺子說：“沒想得那么遠，很難制訂時間表。中國的改革只能一步步走，邊改邊看。”

話題說到領導人和國家的關系。老爺子說：“毛主席對國家發展是有想法的，他想建設一個比蘇聯更好的社會主義。他羡慕蘇聯的經濟發展，但對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造成國內的恐怖气氛，他是反對的。解放以后他搞三反五反，1956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是真心希望建設一個光明的中國。他說急風暴雨的階級斗爭已經過去了，以后要和風細雨了，我想這都是他當時的真實想法。當時蘇聯認為我們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修正主義呀！”

這和我對毛澤東的認識有不同，我說：“毛澤東不是自己都說是陽謀嗎？”

老爺子說：“那是后來的托辭。原來社會上呀，民主人士呀，都說共產党的好話，一讓提意見，各种意見鋪天蓋地，有的很尖銳，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我當時在廣東管農業，座談會上一些人指著鼻子罵，真受不了呀！后來接到中央電報，說要‘ 硬著頭皮頂住’，鄧小平也到廣東來做報告，說放長線釣大魚，那就是打招呼准備反右派了。對當時的大鳴大放，各級干部有意見；后來反右派，民主人士說是‘陰謀’，毛主席就說是‘陽謀’，是回擊党外人士，也是對各級干部的一种交代。共產党各級干部都沒學會听取不同意見。

當然，這以后毛主席就越搞越亂了。”

他揮揮手：“唉，現在說這些沒意思了。”

他更關注的是中國的未來，是政治體制改革。

“蘇聯赫魯曉夫是想改革的，但時机不好，太早。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很值得研究。他先搞總統制，以總統的身份搞改革，不是以共產党領導人的身份，就和共產党有區別了。蘇聯先搞政治體制改革，盡管現在問題很多，但是以后會有很大的發展，俄羅斯是有希望的。很明顯的是，盡管有困難，誰也不愿意回到過去，回也回不去了。”

老爺子按照自己的思路說：“改革造成蘇聯解體，這是現在對戈爾巴喬夫改革最大的非議，是指責最多的問題。”

我插話說：“蘇聯的民族矛盾本來就很突出，加盟共和國的體制也是相對松散的，蘇聯解體很難避免。”

老爺子說：“是的，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呀，如果開明一點的話，早該讓他們獨立了。但是白俄羅斯、烏克蘭很早就歸屬俄國，如果處理得好，是不該分离出去的。蘇聯的薩哈羅夫還是寫《古拉格群島》的索爾任尼琴，曾經寫過一個建議，如果按照他的思路，蘇聯的改革可能步子會更穩一點，社會動蕩會小一些。”

他接著又分析原加盟共和國和現獨聯體國家的過去和現狀……這些話題遠遠超過了我的學識，我已經跟不上他的思緒了。看看對面的挂鐘，已經交談了近兩個小時，而且主要是老人家說話，我怕他累了，就提出告辭。

我和老爺子拍了合影，祝福他健康，愿他多保重。臨別時他說：“我們今天只是隨便聊聊啊。”我說：“你放心，我知道。”我到后院看望了他的夫人梁伯琪阿姨。梁阿姨因青光眼已經雙目失明，去年患了一次中風，頭腦時而清楚時而糊涂。但她還能清楚地說出我們家人的名字，這讓我和妞妞高興不已。

走出小院，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我沒想到老爺子能和我講述這么宏觀的政治問題。欣慰的是，軟禁生活并沒能禁錮一個政治家的頭腦。在近兩個小時的交談中，這位85歲的老人思維清晰，反應敏捷。我深信在他那智慧的頭腦中一定還有許許多多對中國未來的思考，它們應當留給中國人民。我還有机會聆听到它們嗎？

三個月過去了。因為种种原因，我沒有再見到這位老人。但是和他的子女保持著來往。老人的病情發展很快，現在已經24小時都需要吸氧了。他的儿子告訴我，8月中的一天，大約是在老人家又一次住院回家之后，趙家子女對老人的生活管理提出了許多意見，比如經常斷電不能保證制氧机的工作等等，一位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到富強胡同看望了老人。這是十几年來的第一次。

老人听來人說過寒暄問候的話之后，突然說：“有一句話請你如實轉上去，如實！因為我以前說過的許多話，傳上去之后就變了樣。

我要說，我已經被軟禁十几年了，這种狀況再繼續下去，就是終身軟禁。這是要寫進歷史的！這對共產党的影響將是很坏的！”

今年10月17日是老人的85歲壽辰。我祝愿他健康，祝愿他長壽。可上蒼留給他的時間還有多少？留給當局的時間又有多少？

2004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