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岳芸報導)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傅利曼曾經在1988與趙紫陽會談，趙請教這位遠道而來的經濟學者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建言。傅利曼暢言一些放諸四海皆準的自由市場大原則，趙表示要好好來研究那些建議。傅利曼並比較了趙紫陽與江澤民的不同之處。

1976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傅利曼曾經去過中國大陸三次，分別是在1980、1988、1993，第二次行程最重要的事就是與趙紫陽見面。根據傅利曼與其夫人在1998年合著的自傳《兩個幸運的人》(1999年台灣先覺出版社發行中文版)，傅利曼認為趙雖然沒受過經濟學的教育，卻是頗能得其精髓。

傅利曼與趙紫陽會面時，趙一開始就說：「在經濟學方面你是個大教授，我是個小學生。」接著，趙紫陽詳細介紹了中國的情況，傅利曼認為「他(趙紫陽)對經濟情勢、市場運作的了解是十分深入廣泛的。」他的說明「條理分明、簡單易懂」，傅利曼聽了回應道：「你對中國經濟情況的分析，我覺得你是天生的教授！」

趙紫陽聞之哈哈大笑，說道：「我只讀過中學。」

傅利曼回答：「一個人在學校的時間和他所具備的學養是兩回事。有些人在學校念了許多年，但沒有什麼學問；有些人在學校受教育時間不長，但很有學問。」

趙紫陽展現對改革的堅定決心

在他們兩人的會面，傅利曼對趙紫陽很深刻的印象是：「趙認為重大改革確有必要，並表示出對改革的開放態度。」

傅利曼認為趙紫陽在描述中國經濟情勢與面臨的問題時，提起有個要點：「本黨十三次代表大會，確定我們經濟運行的機制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這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表示，這兩機制組合是不可行的，但趙在接下來的談話與回應傅利曼時都流露出，了解這兩個機制有先天上的矛盾，江澤民則沒有這種認識。「趙真正了解開放市場的意義何在，江澤民則未必。」傅利曼道。

「他是真的相信妥善利用市場機能可以促進經濟成長，增加共產的穩定與權力，不是要讓黨細密的控制經濟發展，而是要去促進人民的福祉與繁榮。」傅利曼說雖然不同意趙的這種理念，但絕不懷疑他的誠意。

通常趙紫陽會客時間在半小時左右，傅利曼提到，可是那次的會談則長達兩小時。

在兩人的對話裡，傅利曼表示，相隔八年，此次前來，發覺中國已有極大的改變，改革已有很大的進步。趙紫陽回應，中國已改革十年，見到八年前後不同的變化，主要也顯露出了經濟的活力，不過還是面臨到很多複雜的問題。

中國首要改革的三大問題

提綱挈領來說，趙紫陽首要改革中國以下三大問題：價格改革、治理通貨膨脹、實行企業分股制。第三點是針對國營企業的一大改造，趙說這點是受到聯邦德國的啟發。趙堅決的向傅利曼表示：「中國改革的方向是不會變的，會一步一步堅定不移的走下去。」

對於給中國大陸的建言，傅利曼說：「經濟學有一條重要而簡單的規律，就是人們花自己的錢比花別人的錢謹慎。這解釋了為什麼鄉鎮企業比國營企業來的有效率，私營企業又是最高的原因。因此，中央權力下放是個關鍵，下放得越多越好。」

談到權力下放的問題，傅利曼表示：「企業要有活力，最主要是創造一個競爭的環境。……我建議中國政府取消許可證。無論是鄉鎮企業或是私人企業都要讓它們有競爭。」

最後傅利曼重申：「改革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不要半途陷入『膠著』，南斯拉夫是個先例。如果南斯拉夫的工人可以轉讓產權的話，情況就會不一樣了。我非常贊成總書記剛才說的，中國改革要繼續下去，方向不會變的話。」

傅利曼補充說明，香港、南韓、台灣、新加坡等地發展得很快，三十年的成就等於西方兩百年。最成功的例子就是香港，因為中央的干預最少。他並誠心祝願「中國人民更加富強，希望中國改革成功，為人類進步做出更大的貢獻。」趙紫陽則表示：「我和同事們會好好研究你的建議。總之，中國的改革是不會變的。」

事後的回憶，傅利曼也有對於天安門事件的描述：「趙非常清楚鎮壓會失去權力，但仍然拒絕對示威者給予強力鎮壓。」在天安門廣場聽到趙感性的說：「將不會再見到大家了。」現場聞此語者告訴傅利曼：「許多人當場掉下了眼淚。」

1993年，傅利曼夫婦再次回到北京，邀請單位也辦了一場午餐會，許多在1988年共餐的人都在場。傅利曼說：「那是一個感人的場合，來來回回的討論，每個人都對趙紫陽時期充滿了回憶和惆悵。」

第三次中國行與江澤民會談

1993年傅利曼夫婦的中國行，在上海時有機會與代表各界的九位客人共進早餐，來自國營與私人企業的都有。在激烈的討論裡，儘管大家都認為私人企業利多於弊，可是國營企業私有化的過程並不順利。傅利曼舉了一例：

有位國營企業的代表，努力依照趙紫陽與傅利曼在1988年討論的方針，把國營企業公司化，而不是私有化，但卻碰到非常大的阻力，因為國營企業的經理不願放棄原先的權力。

那時外國投資中國所帶來的影響已廣受注意，傅利曼說：「(這)其實是好壞參半的。外資如果以公平的條件與本國資本競爭，它就是好事；外資如果是受到政府優惠條件的吸引才來，就不是好事。這種投資是要付出代價的。」

傅利曼說這次行程最值得一記的是在北京與中共總書記兼國家總理江澤民會面。江首先要客人發表意見，傅利曼講了十分鐘左右，談金融問題、複式匯率、提供外資過度優惠等的看法。接著，江滔滔不絕講了約略有四十五分鐘，而他們預計的會談時間是一小時。傅利曼說：「我估計江澤民可能根本不打算聽我們必須說的話。」

江澤民在會談裡，一直提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觀點與趙紫陽、傅利曼大不相同。江認為市場應純屬中心嚴格控制的機制，並且推舉日本和新加坡，以為日本戰後的成功發展是由通產省主導，新加坡的成功則歸功於李光耀。傅利曼說：「這些模式對於江澤民有吸引力，因為使得中央政府居於領導地位，在採取市場機制爭取成長與繁榮時，維持自己權力與重要性。」

中國實驗最有希望的階段

回顧三次中國行，傅利曼認為第二次造訪，可能要算是正值「中國實驗最有希望的階段」。當他重新檢視兩次訪問所做的筆記，才發覺到1980至1988年間的變化是多麼的劇烈。經濟自由有限度的開放，大幅改變了中國的外貌，由此更加深了他對自由市場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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