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7日報導】（中央社台北二十七日電）即將接任行政院長的謝長廷今天發表「合作共生，開創安定新局」一文，強調台灣可以選擇「合作共生」的「非零」安定新局；「合作共生」機制的產生，將是台灣跨越進步與倒退的臨界點。在「合作共生」的「非零」年代裡，台灣將能夠大步邁向「正常、完整、進步、美麗而偉大的國家」。
謝長廷發表「合作共生，開創安定新局─我對當前政局的看法」一文，全文如下：
「…那是相信的年代，也是懷疑的年代；那是光明的時節，也是黑暗的時節；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在直奔天堂，我們也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狄更斯「雙城記」，首章「年代」）
終結亂象 台灣樂觀
二十一世紀的最初幾年，對於台灣人民，是一個怎麼樣的年代？朝野的對抗、政黨的惡鬥、國會的空轉、族群的對立，使得許多人對國家的前途抱持著悲觀的態度，社會瀰漫著懷疑、憂鬱的論調。但是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人和我一樣，對未來充滿了樂觀。因為我知道，這一切的不安與煩悶，是台灣即將邁入新時代的前兆。
領導人沒有悲觀的權利。做為高雄的市長，一個城市的領導者，我沒有理由悲觀，否則就無法為這個城市指出願景，領導這個城市積極向前。在未來，做為國家行政團隊的領導者，我更不能存有任何悲觀的心態。社會需要信心；為民眾建立信心，是領導者無可旁貸的責任。就個人的人生哲學而言，我也是採取一種樂觀的進步主義立場。
我認為，人通常能夠從過去吸取經驗，創造更好的文明。人類的歷史不停向前，每到一個新的階段，總有新的社會政治機制產生。新機制的產生，目的是解決舊機制所無法解決的問題。
歷史上，資本主義發達到某個階段，貧富差距造成社會瀕臨瓦解，福利國家便應運而生。國際貿易發達到了某個階段，為了解決爭議、降低壁壘，GATT以及WTO便應運而生。台灣的民主化，也是同樣歷史邏輯的產物。當追求更多自主、自由的人民，不願再接受威權政府高壓手段的統治，舊的戒嚴體制就被打破，新的民主機制應運而生。
最晦暗的時刻，就是光明時代的開端。當前政治的亂象，不會持續下去。亂的現象，無非是在告訴我們，舊的遊戲規則，已經無法規範我們所面對的狀況。該是用新的思維，創造更精緻的系統，來回應時代挑戰的時候了。當新的社會機制創生，也就是人類的文明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台灣此時，就是處在新的政治機制創生，國家發展與文明躍升的關鍵時刻。
文明進步 合作共生
人類文明進步的邏輯是什麼呢？我認為，無非就是「合作共生」的理性思維，取代了非理性或反理性的「自存」本能，而在當時的社會中取得主導地位。
「合作共生」，是我多年閱讀、觀察與思考所得的人生觀、世界觀與歷史觀。我認為，當一個社會裡大多數人，以「自存」的本能在生活，則這個社會的一般性是為「非理性」。當社會的多數人，在「自存」、「利己」之外，還能夠以「利他」、「共生」的思維來生活，這個社會就成為較高層次的「理性」社會。
台灣在戒嚴時代，是一個非理性社會。而民主化之後的階段，則是從非理性向理性社會過渡。其間的差異，在於人們能否建立信任，進行合作，利己利他，謀求共生。
為什麼「合作共生」符合較高層次的理性呢？在科學上應用廣泛的「賽局理論」（Game Theory）可以解釋。
一位當代美國作家、思想家羅伯賴特（RobertWright）寫過一本重要的書，叫做「非零年代──人類命運的邏輯」（Nonzero──The Logic of HumanDestiny）。他採用「賽局理論」來分析「合作共生」與文明發展的關係，其主旨與我的理念有相當的吻合。
簡言之，人類的進步，是以「非零」（non-zero）的社會機制取代「零和」（zero-sum）的社會機制。所謂「零和」，是指參與賽局的各方，其利益總和是固定的：一方的勝利，就是另一方的失敗。一方的獲得，就是另一方的損失。「非零」則不然。「非零」環境下，利益的總和是可以擴大的。各方都可以因為其他人的參與，而獲得「雙贏」或「多贏」的結果。
「零和」是簡單的，「非零」是複雜的。社會從「零和」向「非零」演進，發展出愈趨複雜的系統，文明即獲得進化。系統向「非零」轉化失敗，回到「零和」狀態，文明就退化或毀滅。人類社會今天所面臨的是比過去更複雜的問題，需要更複雜的系統才能夠處z。在政治上，我們必須創造比過去更細緻的系統，將「零和」的賽局，轉變為「非零」的互動關係，才有可能解決過去在「零和」思維下找不到出路的難題。
台灣當前最重要的兩個政治問題，也就是台灣的政黨政治以及台海的兩岸關係，過去都落入「零和」賽局的困境。所謂國會多數與少數的傳統談法，就是標準的「零和」思維──只要有一方是多數，另一方就是少數；這裡面沒有妥協合作。台海兩岸對於主權問題的爭執，也是典型的「零和」思維──主權是不可分割、非此即彼的；繼續膠著於「零和」性質的主權議題，台海僵局就無法打開。940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