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薇：苦難是我的財富
【大紀元1月2日訊】小時候外婆給我講過一個故事：在古時的印度，有一位名叫摩訶迦葉的大富長者，他有數不清的財產和一位德貌俱佳的太太。有一天，他突然看破了眼前的榮華富貴來到佛陀的坐下，成為了一名靠托缽乞食為生的修道人。他每天的工作是：經行宴坐於林泉樹下，安享“禪”的喜悅。一天上午，這位迦葉尊者見到路邊的土地上坐著一個討飯的老婆婆，就彎下腰來向她乞討說：“請你施捨一點食物給我好嗎!?”老婆婆驚訝地看著尊者說：“我只有半碗已經發了酸的稀粥。”尊者誠懇地說：“這對修道人來說已經很好了。”……一口氣吃光了老婆婆施捨的那半碗稀粥，尊者高興地向她祝福，然後對身邊的同修們說：“我已經有了足夠的力量支持我的生命延續到明天，那麼這世界上還有甚麼值得我去奢求呢?”這個故事伴隨著我走過了幾十年的苦難歲月，每當我覓得一點點的食物，常常都會暗自地慶幸“又有了支持我活到明天的力量。”
追尋逝去的記憶
１９７５年，“文革”中的一個最不幸的日子，我不堪忍受殘酷的迫害，突然失去了寶貴的記憶。在以後二十幾年的艱辛歲月中，我生活在一個沒有過去、沒有思想、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空裡。直到世紀末，我的腦海裡零零星星地閃爍出了一些曾經發生過的片段，這時我才發現自己已變成了一位六十多歲跛腳的老婦。這些閃爍的片段逐漸地連接成了我逝去多年的記憶：１９５８年，新潮活潑、熱愛藝術的我只有十九歲。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幾個同學一起來到版畫大師馬達的家。無論是誰都不會料到，三年以後我竟嫁給了這個比我大出許多的男人，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崇拜他。在我的心目中，馬達的藝術和人品是世界上最最完美的詩篇。
第一次走進馬達的家，撲面而來的是塞滿了整個世界的畫冊和古董。剛開始跟馬達接觸，我發現他不苟言笑、待人冷淡，除了藝術之外根本就甚麼也不談。那時我跟他學習版畫，一有時間就翻看他的畫冊、把玩他的古董：列賓的《伏爾加河上的縴夫》、柯勒惠支的《戰爭組畫》、門采爾的《煉鋼爐前》以及那氣魄深沉雄大的漢代石刻、流動如生的唐人線畫和精巧細膩的明清木刻都曾讓我心歎神往。
在馬達早年的作品中，《轟炸出雲艦》最使我感到震撼。關於這幅畫，馬達講述了一個催人淚下的故事：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寇向上海、吳淞發動了瘋狂的進攻。中國軍隊奮起還擊，在激烈的戰鬥中，空軍二大隊的一架戰機不幸被敵軍炮火擊中了油箱，飛行員沉崇誨毅然駕機撞向日軍旗艦“出雲號”，英雄就是這樣在重創敵酋後壯烈殉國了。當時，馬達正居住在戰亂中的上海。親歷了這一切，藝術家的心深深地被打動了。據此，他１９３８年在武漢創作了這幅宣傳抗日的木刻畫。
時間久了，我瞭解到了很多關於馬達這個資深藝術家的歷史：他１９２７年參加共產黨人葉挺、張太雷領導的廣州暴動，負傷後逃亡到了上海；１９３１年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投身於魯迅先生的麾下成為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開拓者之一；抗日戰爭爆發後，馬達來到武漢發起組織了“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不久他又來到延安，在那陝北的土窯洞裡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木刻家，其中包括世界著名的版畫大師古元和天津市文化局老局長張映雪同志。那時，他設計的“新四軍臂章”，現在還珍藏在“中國軍事博物館”裡；１９４９年馬達擔任天津市美協主席，他不僅培養出了張德育、杜滋齡等一大批年輕的藝術家，還硬頂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將“泥人張”、“楊柳青年畫”等流傳於民間的“市井藝術”推入了大雅之堂。
我又驚奇地發現：馬達其人很像我前面提到的那個迦葉尊者，他以極端淡泊的心境、無慾無求地對待生活，又以宗教般的虔誠膜拜藝術。只要有半碗稀粥和一支畫筆，他就可以不去奢求這世間上的一切；但無論如何我也不能把眼前這位藝術家與當年在廣州暴動中狂舞著大砍刀，參與肉搏巷戰的少年武士聯繫在一起。
藝術是一柄神聖的雙刃劍
剛剛認識馬達的時候，他正醉心於漢魏六朝石刻畫像的研究，其目的是為了創造出一種“更好的版畫”。六十年代初正值全國人民餓著肚子的非常時期，馬達的創作也正是因此有感而發。他磚刻了一幅《杜甫像》，以弘揚杜陵布衣那“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的崇高理想。最讓我難忘的是，他把這幅畫當做生日禮物贈給了我。從那時起，馬達相得益彰的人品和藝術改變了我的一生，也促成了我青年時期人格的形成。
１９６１年，當母親聽到我決定要嫁給馬達的消息時頓時驚得張大了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她第一次走進了博物館一樣的馬達小樓時，看見床上靜靜地躺著一套用了二十多年還是抗戰時期的被褥，突然大哭了起來……。最後，我還是嫁給了馬達，這僅僅是因為我崇拜這個精研藝術、而不屑於權術的人。
１９６６年，在社會上一片“打、砸、搶”的浪潮中，我們的兒子出生了。孩子剛出滿月，一群“紅衛兵小將”闖進了我的家，他們搗毀“四舊”的行動儼然就是電影裡的“日本憲兵”。父親目睹了這一切，當年他充當中國抗聯的情報員，曾經潛伏在日本鬼子的巢穴裡，與最最兇殘的野獸們鬥智鬥勇。但這次他卻被“紅衛兵小將”們嚇破了膽，一個星期以後竟在極度的恐懼中撒手人寰了。這也是我有生以來，遭受到的最最沉重的打擊之一。
江青的“二二一講話”出籠以後，中國的文化人陷入了亙古未有的災難之中。保護過馬達的滑富強和白金等青年作者們先後都失去了自由。馬達本人作為天津市美協的主席更成了當然的重災區，他每天都要被強迫站在一個高高的小凳子上，接受長達五、六個小時批鬥。花甲之年的馬達，在一次批鬥時體力不支昏厥了過去，喪心病狂的造反派們竄上來就是一頓亂拳猛揍……
１９７０年，馬達和我帶著年幼的孩子被遣送到了郊外的大南河村，落腳在一間８平方米的小倉庫裡。夏季小倉庫多處漏雨，由於地勢較低雨水還會毫不客氣地擠進門來，我們一家三口經常生活在２０厘米深的水裡。那幾年，我幾乎幹過田裡所有的農活：挑水、拉車、種菜甚至是挖河泥。但就是在這種境遇下，我還是幫助馬達在衣箱裡秘藏了一套《送子天王圖》和《敦煌飛天》的摹本。他常常趁著人們尚未醒來的黎明時分，悄悄地打開這流動如生的唐人線畫，細細地揣摩其中的真諦。在那光怪陸離的時代裡，這足以給我們全家帶來滅頂之災，但馬達還是甘願冒這個風險。
過了幾年，馬達又開始畫畫了，但突然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某造反派惦記上了我們在天津市裡儲存東西的房子(昆明路２６０號)。他帶著一大群打手，乘著三輛吉普車，來到大南河村的小土屋裡，以折斷老畫家的右手相威脅劫走了昆明路的房門鑰匙。為了顯示“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臨走時他還下令砸毀這裡所有的泥塑作品。後來有消息說：馬達多年精心蒐集的大量藝術珍品和他大半生的畫作都被洗劫一空了。
這一次徹徹底底的抄家，粉碎了我惟一的夢。自從來到大南河這偏僻的鄉村，為了照顧馬達的生活，我不得不放棄了自己所鍾愛的藝術乃至一切。我渴望著有一天能結束這流放的生活，回到天津市裡去過幾天安頓的日子，畫幾筆自己想畫的畫兒，但這一切從那時起就都化作烏有……，那天夜裡我蹬著那輛破自行車，自己也不知道要到哪裏去，眼前飄動的全然是父親臨終時的形象，我眼前漸漸地變得一片模糊，驀然忘掉了這世間的一切，進入了一個不為人知的時空。
瞻視馬達
二十多年後，我從夢中醒來，才知道丈夫馬達早已過世多年了，這世界對我來說是那麼的陌生。面對鏡子裡的跛腳老婦，我已經認不出是我自己了。還好，我有一間夏季漏雨、冬季透風的破房子可以棲身；還有每月２００多元的生活費可以勉強維持生計；馬達的畫靜靜地睡在我的箱子裡，即使是在夢中我也會把它們視為聖物。
這些畫多是馬達在７０年代(我失憶前後)的作品，那也是他一生中生活最艱辛而藝術最輝煌的時代。為了獲得生活用水，我們扯起了一張大塑料布，把屋頂上流下來的雨水引進一個缸裡。周圍的環境中除了農民、莊稼、蔬菜之外就是渠水、牲畜和拖拉機。鄉村的一草一木，成為馬達藝術賴以生存的肥沃土壤。在中國文化人有史以來最屈辱的歲月裡，在那連吃水問題都難以解決的惡劣條件下，體弱多病的馬達竟將西洋木刻、漢唐繪畫以及多種民間美術的精髓取入他的作品，而另辟出了一個新的境界。
“刺骨寒風識驕松，春回氣暖更蔥蘢；朽株貌似傲霜骨，花開時節露原容。”，這是馬達在他迫死寒郊前吟詠出的一首詩。當時我們躲在一間冰冷的鄉間茅草篷裡，天上飛舞著鵝毛般的大雪。馬達的哮喘正在發作。他已經很久不能躺下睡覺了。為了不壓迫自己虛弱的肺，就只好跪伏在床上休息。伴隨著那沉重的呼吸，馬達的喉頭會發出來一種奇怪的聲響。缸裡還有一點點的水，讓人欣慰。但沒有醫生，更沒有一粒藥……
瞻視馬達的詩和畫，我體悟到了一種人的純真和生命的意義，隨之而暢遊在一個聖潔、安詳的世界裡，從而使靈魂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淨化。於是乎我以一種極平常的心態真誠地對待生活中發生的一切，在自己的領地裡儘可能地使殘酷的人生輕鬆起來。
“寒風颼颼雪皚皚，一撫傷痕一揚眉”，收房租或煤氣費的小姐叩響我的寒舍大門時，我常常是低吟著馬達落難中的小詩開門恭迎那“討債者”的光臨，然後很誠懇、很有禮貌地告訴她說：“對不起，我真的沒有錢給你……”。捉襟見肘時我就是這樣扮演著現實生活中的“白毛女”。……我終歸不是摩訶迦葉那樣的聖者，除了半碗稀粥的希求之外，我還有一個“奢望”，那就是能夠健康地活著，但我卻不敢挪用吃飯的錢去醫治自己通身的疾病。
這些年，我常常在思考一個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那就是“人存在的意義”。我覺得藝術和宗教在行為方式上雖然是大相逕庭的，但在精神上，在至善、至真、至純的追求上是一致的。就物慾與精神而言，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曾幾何時，為了信念我百折不回，現在還在試圖拯救那滾滾紅塵中被扭曲了的人性。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我完成了傳記文學《畫家馬達的一生》，更渴望著能讓馬達的畫(他生命的結晶)重見天日。我明白：僅靠我的節衣縮食，恐怕終其一生也沒有可能完成這個心願。但我的心卻超越了社會性的日常生活，進入到一個更為廣闊的精神空間。我亦夢亦醒地感受到：馬達的藝術和我都將化作永恆的“自在之靈”，飄逸在宇宙中、飛向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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