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一梟：希望在“民間”
【大紀元1月18日訊】民間，即“民間力量”或“民間社會”，指不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的生活空間、社會秩序、有生力量。一個文明進步和諧發展的社會，應該是政治、經濟和民間三大 “力量”相互博弈的社會，政府和“民間”是現代社會、公民社會不可或缺的必要構件。即使是漫長的君主專制的封建社會（姑用此名稱），大多數王朝也給“民間”留下了相當的存在和發展空間。中共執政以來對社會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控制，堪稱史無前例，黨和國家籠罩一切佔領一切壟斷一切吞噬一切，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理論、輿論等所有資源盡入其無所不在的魔掌之中，一切民間力量、民間聲音都在其扼殺之例。曾幾何時，全社會清一色、一元化的只有一個主義、一個腦袋、一種聲音。
八十年代以來，自上而下的經濟體制改革為民間力量的形成和釋放創造了一定的條件，促成了中共體制從極權主義向威權主義轉移，國人個體意識、權利意識開始覺醒，社會從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尤其是八九對學運的鎮壓，更加擦亮了民眾眼晴，增強了人們分清是非善惡的能力，從而對專制政權產生了愈來愈強烈的不滿、反抗情緒，令中共的權威和信譽土崩瓦解。用《紅樓夢》中鳳姐的話說，“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已盡上來了”。
六四事件仿佛一道歷史的分水嶺，民間與官方的信譽和道義份量徹底掉了過來，中共批啥啥香，禁啥啥響，抓誰誰成英雄。中共宣傳部門不得不從“主動進動”一變而為“被動防守”，中共對異已的迫害和鎮壓不得不從公開轉向地下，從冠冕堂皇變得鬼鬼祟祟，政治問題非政治解決，甚至採取類似黑社會、黑手黨的手段。龔自珍《尊隱》曰：京師失道，京師輕而山中之勢重，不但人民，連祖宗神靈也對於京師悲觀失望矚望於山中之民。文中所描寫的晚清社會危機四伏、日暮途窮的景象和京師勢輕、山中勢重的局面，正是當今局勢的寫照。龔氏文中與京師處處對立的山中，指的就是民間力量。
民間力量的壯大和發展，首先表現在民間人士公共事務中的影響和作用不斷擴大。例如，在打假、“防艾”、反腐、扶貧幫困、文物保護、保護母親河、喝止怒江大壩工程、珠海嫖娼事件等等活動、工作或事件的背後，都活躍著“民間”巨大的影子，而且很多“工作”始終是或多數是“民間”在唱主角，政府或迫不得已才出場敷衍幾句，或一開始唱反角，後來又扮演“下山搶桃子”的卑劣角色。如艾滋病防治工作，被譽為“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的河南省中醫學院退休教授高耀潔，從1996年開始自費進行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她自費40多萬元出版了30萬冊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無償資助了164名艾滋病人遺孤。她還先後走訪了河南省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以觸目驚心的事實揭露了河南農村艾滋病患者緣於1995年興起的“賣血經濟”。但是，高耀潔的行動一開始不但沒有得到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反而處處受到刁難。她收到了世界衛生理事會的 [健康人權獎]的獎牌、獎金和路費，政府卻不准她親自去領獎。政府還一直禁止或阻攔她去各地做預防愛滋病的演講，理由是她有政治問題。地方官員多方阻撓她的工作，在海外媒體報導河南艾滋病問題以後，還指責她和敵對勢利勾結。還有，萬延海的愛知行動項目進入有組織活動以來，項目人員相繼受到各種調查和滋擾，萬延海被迫辭職，萬先生個人還曾被北京國家安全局關押了一個月！迫於聯合國的壓力和面臨愛滋病局勢的異常嚴重性，政府才不得不羞羞搭搭地公開一些愛滋真相並略予關注，卻來大肆宣傳“我國政府十分重視艾滋病防治工作”雲雲，欺人乎，欺天乎！
其次，民間力量壯大和活躍，表現在民間維權運動的風起雲湧和從個體性維權向群體性維權的發展趨勢。由於政治上受盡壓迫、經濟上受盡剝削而淪為弱勢群體的廣大民眾的權利意識逐漸覺醒，對於社會不公和自身的苦難越來越敏感，民間自發的維權活動此伏彼起，而且參與人數越來越多，範圍越來越廣、規模越來越大。由百姓、私有企業、社團狀告政府、政府部門和官員的民告官的紀錄不斷被刷新；市民、職工為了爭取合法權益和基本生存權而遊行、示威、集會抗爭；農民的抗爭活動更是野火四起。據《看中國》報導，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內部通報：十月份，全國有十七個省（區）、直轄市屬下一百二十二個縣的農村，先後發生了七百O五次農民遊行、示威、集會的抗爭活動，有二百多萬人次參加。在無處伸冤、官逼民反的情況下，忍無可忍的農民起來抗爭，公安、武警出動鎮壓，造成損害、傷亡的有八十二起；忍無可忍的農民衝擊縣市黨政機關，事件中總共有三百二十多人傷亡，其中，農民有兩百多人受傷，傷重死亡的有數十人。事件中有近百輛公安、政府車輛被怒不可遏的農民砸毀、焚毀，二十多所政府建築物被不同程度損壞，有十五所政府倉庫被搬走近二千七百多萬元的輕工商品。具有重要政治象徵意義的天安門廣場已成為自焚、自殺、跳樓等極端抗爭、激進維權行動的多發地。各地大規模官民衝突也在增多，如重慶萬州區幾萬民眾包圍區政府的流血事件和四川漢源發生的中共建政以來最大的民眾集體衝擊政府事件。
同時，互聯網的誕生為民間維權大開了方便之門，網□維權活動已成為中文網一大獨特景觀。孫志剛案、劉荻案、杜導斌案、孫大午案、南都案、李思怡案、黃靜案、鄭恩寵案、福建及河北的萬人罷免昏官案等等案件以及反乙肝歧視等訴訟，無不體現出網□的力量。正如王怡所言，我們看到的這些個案，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和網絡上的輿論和努力有著密切的聯繫。網絡、媒體、知識界，正在構成民間維權浪潮三足鼎立的框架。
民間力量壯大的另一重要表現，是民間輿論明顯增強和民間價值評判“唯我獨尊”。上述溫和或激烈的民眾維權、抗爭運動，基本上都是由充分的輿論動員所激發的。互聯網適時地出現，為民間輿論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它洩露了大量被中共視為“國家機密”的事實真相，如官場腐敗的醜聞、專制邪惡的真面目，讓許許多多見不得人的醜事、惡事和黑幕，大白於天下，以致共產黨成了謊言、暴力的同義詞乃至反動、邪惡的象徵，“在人們的社會評價系統中，‘國家’和‘公有’的至上地位大幅度貶值，如同被拋棄的過時明星；而‘民間’ 和‘私有’的地位則大幅度升值，甚至就是由卑賤走向尊貴。”（劉曉波）；同時，它為民主、自由、法治、人權、憲政等思想和理念提供了極佳的傳播平台，從理論上挖空了專制主義的牆角。互聯網為民間輿論和興起活躍和發展、為社會動員能力的增強提供了巨大的技術支持。
同時，民間力量的壯大和活躍，還表現在體制內異見力量的異軍突起。或者說，體制內異見力量就是民間力量的特殊表現。“民間”與“朝廷”不是非黑即白的封閉領域，二者之間不存在一成不變的組織邊界，構成“民間”之“民”，應包括活躍於“民間”或站在“民間立場”發言的各種具有政治身份的人物，如海內外的民運人士，體制內進步力量。正受到官方媒體炮轟的公共知識分子和“意見領袖”，許多人就是身在體制內而心在民間、立足民間的。
在一些不觸及特權統治痛處的“無傷大雅”的公共事務中，中共逐步允許民間力量有限參與和表達，但一涉及到“政治”，則依然寸土不讓。中共絕不允許民眾組成能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為自己代言的社會團體。由於受到嚴厲防範和打壓，至今為止國內的民間力量依然是分散的星星之火，多數時候只能各自為戰，無法形成一定的組織，從而在根本上制約了民間社會的形成和民間力量的“表達”。但群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得道多助的各路民間力量的興起、聚集和成長，乃必然之勢，星星之火，終將燎原。權力在官方，道義在民間。如果說官方是代表專制特權、代表卑鄙腐敗、代表邪惡反動的“三個代表”，那麼，“民間”就是健康、進步力量的代表，就是善良、高尚、正義的象徵。“民間”充滿了生機和活力，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當然，民間情緒是多元的，民間聲音是喧囂的，民間表達難免泥沙俱下，難免混雜著非理性的乃至民族主義之類的噪音，但這不影響民間主流精神的健康。光明不在朝而在野，道義不在京師而在山中，希望不在官府而在民間。恩格斯曾經指出：“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種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民間力量正是在對代表政統的神聖事物及秩序的褻瀆和叛逆中產生的。“民間” 的活躍和日益高漲，意味著官方價值系統的貶值和意識形態的衰敗，意味著失道的專制主義的喪鐘已被敲響！大廈將傾，末日不遠，“夜之漫漫，□旦不鳴，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龔自珍《尊隱》）
是尊重“民間”建立政府與民間力量相配合的合作式格局，還是簡單地使用國家權威強力限制、排擠“民間”，是順應民心民意時代潮流，與“民間”握手、對話、交流、良性互動（如孫志剛案所表現的那樣，把民間運動的合理訴求吸吶進政府決策之中），尋求民族大和解的契機，還是防“民”如賊與“民”為敵逆時代大潮而動，是當前中共不容迴避的一個問題，也是擺在中共面前的一道歷史選擇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