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5日訊】關於儒學及其它

我以為，研究佛學，在哲學、邏輯、思想史，宗教等方面都有很大作用。至於儒學研究，主要是研究其對社會、對人的影響，對中國歷史，中國思想史、對人的思想，社會政治的影響等等。儒學本身，其實是一個以道德理論為中心的很保守的理論體系。在思想深度上，遠不及佛、老等學派。因為其大談倫理的理論與日常生活及社會關係密切，才為講求實際，實用主義的中國人所普遍關注。我看新儒學的著作。所謂新儒學大師，其智力水平及思想水平，我不敢恭維。其學說，多牽強附會。歷史上的專門的儒學家們，也大多顯得平庸。所以新儒學就其崇儒這一方面說來，並無多少可取之處。

儒學作為一個專制主義學派，其專制性，雖然遠不像法家那樣殘忍，殘暴、反動、反人性，甚至慘無人道，也沒有基督教等宗教專制那樣殘酷，當然更沒有近現代的”主義”專制酷烈，但畢竟是一個專制主義學派，法家學派由於其反人道、反人性的殘暴性，所以從韓非創立該一學派起，及到其隨秦皇朝滅亡，而為人民起義消滅為止，不過存在了短短數十年時間。把韓非子之前的法術家稱為法家，甚至把”廢秦苛法”的劉邦，獨尊儒術的漢武帝都稱為法家，乃是完全四人幫之流的胡說八道。

秦皇朝為法家理論的實現提供了舞臺，並以法家理論為基礎而施行其暴政，秦皇朝是法家，專制的典型，但其結果，只是使中國人民，首先是農民與知識份子，認識了兩者的反動性。從而揭竿而起，將其消滅。其中許多法家壞蛋如秦始皇、李斯、趙高等等，被永遠地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在以後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他們為中國人，其中首先是為中國農民，所切齒痛恨。只有在兩千多年後，才有類似法家的壞蛋們，四人幫和毛澤東之流，上演了一場”評法批儒”的短暫的鬧劇和醜劇，把臭名昭著的法家，重新捧上天。其中包括韓非、秦始皇、李斯等等。

現在秦始皇等人似乎還有一點香氣，其實，秦以後兩千多年歷史中，除了極個別統治者和知識份子外，他們在中國人，尤其在中國農民中，一直是很臭的。五、六十年代後忽然香起來，也不過香了很短的時間，今後將如過去的兩千年一樣，仍然是很臭的。農民之所以最痛恨他們，並且最先揭杆而起，乃是因農民受他們的害最深，特別是秦始皇隋煬帝那樣的徭役制度，使農民深惡痛絕。

類似法家的，是近代現代的”主義”專制，其代表性的”主義”專制，就是希特勒的民族(或譯國家)社會主義的專制，習慣上所稱的法西斯主義，其實是墨索尼裏的專利。這種主義專制也因其殘暴性，統治時間也難以久長。其中包括林彪、四人幫、波爾希特之類的法西斯主義，包括吳奈溫之類的緬甸式的社會主義，各種法西斯主義往往冠上社會主義，尤其是民族社會主義，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名牌，是有其內在原因的。我在七九年八零年的文章中就曾主張否定社會主義這一名稱。

宗教專制的殘暴性小一些，所以政教合一的專制統治延續時間長一些，像歐洲中世紀的宗教專制長達數百年一千年。目前還有許多政教合一或規定國教的國家，還有以宗教教規治國的主張及實踐，例如不少伊斯蘭國家。連達賴喇嘛，似乎迄今尚未宣佈奉行政教分離的根本原則。

而儒家學說以”禮”為核心，以”仁”為外衣（這是我七三年在批判當時的紅人楊榮國時提過的看法，有關文章當時曾寄往中央一些報刊，底稿和副本後來被抄走或毀壞），具有比較溫和的特點。因此，儒家專制延續時間長達二千多年，如果不是西方外界入侵，大約還會長期延續下去。然而，儘管由於其溫和特點，短期內危害並不大，但長期積累，其危害性也並不比其他專制小。過去許多學者到處尋找中國社會兩千多年停滯不前的原因，卻對明擺在眼前的一個根本原因視而不見。這個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的儒學專制。這種視而不見的可笑現象，乃是因為這些學者的眼睛，往往是被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唯物主義(所謂歷史唯物主義)，被物質生產力和經濟決定論等謬論所蒙住了。其中有的人也可能不信馬列主義，但卻不知不覺接受經濟決定論。

當然也有的儒學家不願承認這一點，不過，這裏需要看重指出的是，我們講的是儒學專制，而不是簡單的儒學本身。歐洲中世紀的停滯、黑暗、同樣是由於宗教專制而不是宗教本身。奴隸社會末期的蠻族入侵，對歐洲的破壞則是大規模倒退，而不是恩格斯高度讚揚的進步，但這裏指的是”停滯”問題。這裏的專制，包括思想，政治等各方面專制。因為在自由社會中，各種意識包括學派，宗教、主義等等，可以自由存在和競爭，並不會造成停滯，只有思想專制，包括古代學派專制、宗教專制、主義專制，以及政治專制，才會造成停滯。

新儒學贊楊儒學在東亞國家現代化中的作用，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其實，東亞國家的現代化，恰恰是在逐步破除儒學思想專制，以及逐步破除其政治專制的過程中實現的。如果它有什麽似乎有益的作用的話，好像只有一個，這就是推遲獨立人格的形成及反專制主義思想的覺醒，從而推遲矛盾的爆發，使人際關係帶有一種家長制色彩的和諧，使經濟能在這種和諧外衣的保護下，去利用西方科學技術，從而得以較快發展。其典型是日本，包括日本企業內部的和諧及社會和諧。但正因為這種儒學及家長制傳統，使日本國民創造性太少，在理論及科學上建樹太少，與日本這樣一個經濟大國很不相稱。這種和諧，尤其是其中的社會和諧，如果沒有政治變革的適當超前，是不可能的。

戰後日本的政治變革適當超前，使日本得以保持社會穩定；而韓國的政治變革有點滯後，社會和諧就差一些。但韓國企業內部看來仍比較和諧。這種以犧性人的獨立人格，人的自由及人的某些方面本性的經濟發展，是否值得，仍可懷疑。如日本人就常自我批評為經濟動物。事實上，希特勒的專制統治也曾在經濟上創造奇跡，專制主義往往能依靠犧牲人的利益的強制勞動等，使經濟在短期內得到快速發展，但隨後很快成為經濟發展的阻力。

所以，作為專制主義學派，儒學從總體上是必須否定的，但一些具體有用的東西，卻應該加以肯定。例如，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像這類論述，還是頗有道理的。尤其在道德倫理方面，儒家的許多原則，其實是人類應該共同遵守的道德準則，更不能否定。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首先都是階級的道德，否定非階級的人類共同的道德，這是完全錯誤的。類似毛澤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類說法，荒謬之極，是把人類非本質的異化，階級異化推作普遍規律，以人的非本質的階級性否定人類本質的共性，從各方面，包括從道德方面分裂人類，挑動人類之間矛盾、仇恨和鬥爭的反動學說。

信筆所指，寫了以上這些，只是隨便談談。我研究的是人文科學基礎理論，形成的是以人和人們發展為中心的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理論體系，對儒學只是順便涉及。

由於儒學，尤其由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矛盾哲學，鬥爭哲學，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理論，以及以經濟為中心（翻譯成日常語言就”金錢第一”，或”圍著金錢轉”）的理論體系及戰略路線（或基本路線），造成了我們民族素質的低下及大滑坡。今後的中心，應該是人的發展，首要任務是提高民族素質。

摘自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三日一信(//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