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5日訊】自由時報記者羅碧╱特稿

「沒有值班費、沒有車子接送，而且趕到醫院救人不成，說不定還可能會發生醫療糾紛，第二天還有工作要做…；邱小妹妹被送到台中就醫，為什麼不怪打她的父親？要怪我們沒有醫德？…」如果這是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醫護人員的委屈，那麼可以預見的是，類似事件還會再發生。

如果是制度有缺失或不合理的地方可以檢討，但是回歸到問題的本質是，究竟誰有權力可以掌管生死？而市井小民又有誰可以決定自己的生病時間呢？如果醫師和醫院都以投資報酬率來衡量他們對病人付出的時間及心力，在決定是否要親自診療前，都先衡量一下，「划不划得來？」「值不值得？」那麼這個社會也病得太嚴重了，即使華佗再世也回天乏術。

我們不敢奢求每位醫師都有現代史懷哲無私奉獻的精神，也不敢祈求醫院毫無利潤地天天義診，但是誰能保證自己不會半夜生病？

如果醫師不值班、值班時間不在醫院內、習慣用電話掌控病情、沒有親自巡房探視病人，已經成慣例，醫療工作者也認為是理所當然時，我們只能說，這是台灣的悲哀，也是極大的恥辱，竟連愛心也有打烊及休息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