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0日訊】一九四九年深夏﹐我第一次跨進了中學大門。這是當時全縣唯一的一個中學﹐初中﹑高中完整﹐全日制教學。學校地處縣城十里之外的農村﹐校舍古雅﹐環境優美﹐人文質朴。學生來自全縣各地﹐都是住校就讀。每個年級一個班﹐學生多則五十人﹐少則三十人。

入學不久﹐學校組織學生﹐利用晚飯後的時間去附近農村為農民掃盲。一般是一個年歲較大的高中生帶一個年歲較小的初中生﹐組成一個掃盲小組。

一天﹐匆匆忙忙吃完晚飯﹐一個高中老大哥帶着我趕赴一個村莊去掃盲。當時我真是興致勃勃﹑歡欣雀躍﹐覺得也能像參加革命的幹部一樣去為農民服務了。記得﹐當時天氣晴朗﹐晚風和煦﹐水田裡插下不久的晚稻秧苗嫩綠挺拔。此起彼伏的田間蛙鳴﹐好像在為我們歡呼﹐路邊搖曳的野花小草﹐好像在向我們招手。

可惜我們沒有時間欣賞這大好風光﹐匆匆忙忙趕了十來裡田間小路﹐來到一所農村小學。遠遠望去﹐學校就像一個小小的土圍子﹐干打壘的土牆圍成一個四方形。土牆由於風化已經高低不一﹑坑凹不平。正面牆的中間是大門﹐大門外是個一畝地大小的操場。大門兩側的土牆上﹐用白石灰新近涂寫的大標語非常醒目﹕打倒地主﹐分田分地。

我們正走近大門時﹐出來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熱情招呼我們說﹕“請老師跟我來這邊教室”。

當我們剛剛跨進大門﹐就從正面草屋中傳來非常悽慘的哭求﹕“先生﹐請行行好﹐救救我們吧﹐我們是冤枉的呀﹗”我給這突如其來的刺人心肺的聲音震撼住了。

“先生﹐行行好吧﹗”“先生﹐行行好吧﹗”接連又是數聲哭求。我以為我們走錯了地方﹐不該跨進這道門﹐或是主人在有意讓我們接受某種教育。

這時主人突然變成一付兇狠的面孔﹐一面大聲向正屋吼叫﹕“不許叫﹐誰叫誰挨揍”﹐一面大步向正屋走去﹐順手抄起屋邊的一根一米長的已經染滿血跡的木棍﹐朝着一個雙手被捆綁着吊起的中年婦女﹐沒頭沒腦抽打。眼看那個婦女的頭臉鮮血淋漓﹐身上從上到下血跡交疊成片。那種叫人難以承受的撕心裂肺的慘叫劃破天空﹑迴蕩在土圍的小小院牆內﹐久久不得消失。我真後悔不該到這裡來﹐沒想到遭遇到這樣噩夢般的事情。

由於整個校舍也只是正面和左右兩側三溜破舊茅草屋﹐草屋的正面都無牆﹑無門﹑無窗﹐屋內可以一眼看到底。所謂教室都是用土坯和木板搭成的活動式課桌﹑課凳。正屋中的課桌﹑課凳都已被拆除﹐一眼就看到﹐在屋中有八﹑九個人被分別吊在四根屋樑上。他們大多被打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只能奄奄一息地呻吟着。是因為怕屋梁經不起那麼大的承重﹐還是說有意讓這些人活着受罪﹐那些被吊的人都是踮腳可以着地﹐不至吊死﹐也不至全部重量落到屋樑上。

和那個中年婦女吊在一根樑上的還有一個六十歲上下的老人和一個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可能是一家三代。老人和年輕人都已被打得血跡斑斑﹑頭臉變形﹐只剩奄奄一息﹐發出微弱的呻吟。在另外三根樑上各吊着兩人﹐多為中年男子。和那個一老一少一樣﹐都被打得血肉模糊﹑幾乎不省人事了。還有一個三十歲上下的婦女﹐口中不斷地在自言自語着什麼。

我第一次看到如此慘烈殘酷的場面。儘管我以前多次看到過死人的人頭（見系列一）﹐但至少那是已經死過了的人。而這種人為製造的臨近死亡的活人場面無論如何讓我難以承受。我拉了一下學長的衣角說﹕“我們回去吧”。

學長還未來得及回答﹐主人從正屋轉回來﹐並向我們解釋說﹕“不用理她。他們都是本鄉的地主﹐一個個都不老實﹐不打不認賬。明天鄉土改工作隊要在這學校操場開鬥爭大會﹐給他們事先松點皮﹐明天開會就老實了。”他說這話的神情就好像是在告訴你明天農民要在學校操場打場一樣的平靜。

主人把我們引進左側的教室﹐我也只能隨直就彎跟着他們去了。屋裡面已經坐了十幾個人。大都是二十歲以下的年輕農民﹐也有幾個上了年紀的。

首次教學﹐當然是學長先行示範。他走到黑板前﹐介紹一下自己的姓名﹐後又介紹了我的姓名。他從口袋裡掏出事先準備好的粉筆﹐在黑板上寫了一個扁擔長的“一”字﹐開始了掃盲教課。

難以置信的是﹐這些來參加識字學習的農民似乎完全麻木不仁﹑對正屋發生的一切毫無反應。也許他們在這之前已經耳濡目染﹑習以為常了﹔也許像剛纔的那位青年一樣﹐親自死命抽打過這批被吊的人了。

我在後排外側木板找了個地方坐下﹐一言不發。我默默地詢問自己﹐為什麼一些人對如此殘忍的事實毫無反應﹖為什麼有些人毫無畏懼地親手製造這些可怕的慘劇。也許是我的感情太脆弱了﹐每次看到抽打他人時﹐似乎自己身上也會感到疼痛。這個弱點在以後多年黨的階級斗爭教育中也無法扭轉過來。

儘管教室內平靜無恙﹐教字識字的朗誦頻頻響起﹐但就在這朗朗之聲的間隙﹐還是不斷聽到正屋傳來的一陣陣呻吟﹐及夾雜其中的模糊不清的哭訴。由於我的心緊緊系于其上﹐我似乎聽到的全是那些呻吟和哭訴﹐而對室內的朗朗誦讀卻充耳不聞。那個在我眼前被打得鮮血淋漓的婦女﹐一直反復地自言自語。儘管斷斷續續﹐我還是聽清了她訴說的內容。她反復訴說她家不是地主﹐她家的十幾畝地是舅爺一年前典當給他們的。她家被定地主是冤枉的。另一位婦女自言自語地反復叫着她的孩子的名字﹕“龍兒﹐你死得冤枉呵﹗該我死的。——龍兒﹐該我死的﹐你死得太冤枉了。——”

天漸漸地暗下來﹐識字課終於結束了。我坐在那塊木板上﹐前後也不過三﹑四十分鐘﹐就如同坐在針毯上度過了三﹑四十個小時。來時﹐行前老師交給我的任務是向老大哥見習﹐以後可以自己獨立擔當任務。可是﹐這次我來這裡﹐既未見﹐又未習。我和學長心情都很沉痛﹐默默地踏上回校的小路。我告訴學長聽到那兩個婦女的訴說。他說﹐明天這些人大概都要處決﹐再大的冤枉也沒有人聽了。我的心更是冰上加霜﹐久久不得回暖。

半個世紀之後﹐當我讀到辛灝年先生《回顧中共的土改和鎮反運動》一文時﹐我仍然脊樑出汗﹐頭髮豎起。根據當時中共中央「將土改中的打擊面規定在新解區農民總戶數的百分之八﹑農民總人口百分之十」的指示精神﹐中國大陸農村至少有三千萬農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即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批判﹑鬥爭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萬以上的地主遭遇了鎮壓並被剝奪了所有的財產。像我在這一農村小學所看到的慘劇不知道在中國大地上發生了多少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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