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7日訊】“父母官”–舊時百姓對州縣地方官員的稱呼，大約始自唐宋。但凡主政一方之官吏，必稱自己是“愛民如子”。故黎庶黔首也就甘為“子民”，跪磕連連一如搗蒜的了。

治人者為“父母”，受人治者為“子民”，如此相沿成習，便成了傳承的觀念：一種尊卑有序的“正名”——一種滲入潛意識（心理學稱之為“動力定型”）的“禦民”之術。有道是：“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由此推論，“也無不是的父母官”了。故所以衙門公堂，高挂著的，多是“明鏡高懸”或“恩澤鄉閭”的題匾。這，雖是引古憶昔，卻並非已經過時。因為時至今日，我們在許多場合，依然可以看見或聽到尊稱“父母官”的（也有官員們心安理得以此自稱的）。讓人難免有所感觸：這不正好印證了古今一貫的“官本位”制，和根深蒂固的國民劣性（奴性）麽？人們至今不肯捨棄，將“父母官”時不時地念叨，恰恰說明了此一烙印的深透和沈重！

但，時移事殊，世界潮流的湧動不能不對傳統有所觸動。上世紀初，源於西歐的“公民”與“公僕”兩詞，漸漸地為國人所認知。何謂公民？乃是具有國籍，並根據憲法規定，享有權利且承擔義務的人。它一有“憲法”為依持，二有應享之權利——這正是被剝奪了一切，僅有勞役的子民們所不敢奢望的。何謂公僕？即一反以往，主權在民，視政府官員為人民大眾之僕役，並非是什麽“父母官”。從父母官移位到公僕，從子民移位到公民，如此一來，豈不發生了思想觀念之大顛覆，大變化了麽？！

然而，事情並非如此地簡單，因為還有一個“名”與“實”的問題。也就是說，有了憲法，有了公民、公僕的名份，並不等於有了實際應得的。不妨回顧一下歷史：在國民黨主政時期，有“五權憲法”，有關於公民權利義務的詳細律文，有從軍政過渡到憲政的許諾。但，實際兌現的有多少？李公朴、聞一多的死於非命，各黨派為爭民主而被取締，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檢查封殺，等等。但，彼時人們不甘心被箝制受役使，投身於革命洪流，唱著跳著，迎來了“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於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我們有了一個“人民政府”，繼而有了一部新的“憲法”，一幅充滿自信的共産主義理想藍圖。公民的義務與權利（包括集會結社的自由、言論出版的自由、遷徙自由等等）確鑿無疑地寫在了這個根本大法之中。而這些正是民眾血汗凝聚的結晶，久久期盼的一天終於到來了！然而，始料不及的是，也僅只曇花一現而已。眾所周知的是，政治鬥爭群眾運動接連不斷，經歷了二十年的反復折騰，“憲法”形同於廢紙，而領袖的所謂“語錄”，則被奉為整人的金科玉律。以至於有一天忽然發現，在接連的大內鬥大倒退之後，國家和社會已瀕臨崩潰的邊緣了！

之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撥亂反正”，是改革開放，然後是憲法的修改，是對公民權利的再度重申和保證；之後，便是再一次的雀躍歡呼，是“小平，您好！”是希望和確信的又一次湧現。然而，自“民主牆”事件起，轉眼之間，“六四”的激烈槍聲，又一次打破了中國公民們一廂情願的美夢。今日重提舊事，十五年卻已白白地流逝。而今天的情勢，也好有一比，譬如百足之蟲，雖頹而猶頑。頹者，其五臟俱已腐爛；頑者，爪牙仍是鋒利，臨終猶作拼掙。其龐大軀體，潛在能量，固然不可以小覰，但終究宿命已定，此之謂事物代謝之必然也！

過程終將過去，結局也可預料，此本無疑義。但疑義依然會有，便是結局之後會是如何？一百多年的近現代史，中國人有過太多的期望，太多的歡呼，太多的破滅，和太多的痛楚創傷。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點，由不同的人群，一次又一次高喊民主自由口號，一次又一次寄希望於憲法與法治，又一次接一次地破滅失望。從祖先到子孫，一代代上演著同一出命運的悲劇，周而復始地重蹈覆轍。此情此景，遍觀世界各國，卻是極為罕見。這也就不能不讓你我問一聲“我們何以走不出這個怪圈”？

對此，歷來有許多解析，無非是專制主義的傳統、國民的劣根性、領袖個人氣質使然等，也只泛泛而談，難以解釋百年以來，何以一再因循反復而為其牢牢控制？何以專制政治屢革而不能除？卻以不同的面貌與口號，甚至以“人民共和”名義，久久困擾神州大地？對此，有一點必須予以指出：世界各國的進步，均有社會改革的發動作為契機而推進。但中國情況卻是特殊：屢革屢改而不能（或不願）深入，屢革屢改而不能（或不願）觸及統治權。維新變法不須說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非其不欲深入，因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強大，故而不能也；抗日勝利，和平建設在望，而內戰又啓，是欲有作為而不可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機絕好，但因領袖意志及其個人之好惡，革不應有之革，改不應有之改，黑白顛倒，是非混淆――主宰國運之領袖，為一已之私欲權力，不願革故鼎新走民主政治之路。毛之後，為收拾文革殘局，當局擎起了“改革開放”大旗。今日看來，經濟建設成效確實卓有可觀。迫於形勢與潮流，對言論與遷徙也有所放寬，但於一黨專制政體，於新聞輿論及集會結社等問題上，因擔心權位之易手，故仍是嚴禁牢控――故而改革也就前緊後松，淺嘗輒止――不願也不敢深入下去以謀求徹底。

之所以如此，一言蔽之：傳統觀念與體制架構的根深蒂固導致了積重難返。傳統觀念塑造了國民性格，給它打上了“奴性”的印記；加以愚民政策的操控，群眾盲信，狂熱崇拜（文化大革命便是明證）。但另一方面，國人的靈魂深處也藏有權欲（所謂的“人人心中有個小毛澤東”）。“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就這樣，奴性與權欲在國人心中兼而有之，隨氣候境遇的轉換或此消或彼長（而個性與能量卻又因人而異分有強弱）。對於毛說來，深諳古代之縱橫捭闔：目的明確，只在於執掌最高權柄――卻以“主義”與“為人民服務”為旗號。手段不擇，古今中外拿來便是，但能為我所用即可。若是細察，你會看到前後面孔的截然不同，一個是禮賢下士的謙謙領導，一個是頤使氣指的現代帝王。一切皆是權宜之用，隨形勢與需要作“變臉”之術（從五七年初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鼓動鳴放，到數月後殺氣騰騰的反右），就這一點來看，毛無疑是集古今權術之大成者。

可見，“怪圈”的詭秘，即在於它那“黑洞”般的歷史深厚的吸附。其根基是民眾的愚昧和盲從——但若是愚昧盲從附靈於十數億國民之身而驟然發威時，你能夠想像它的那種聲勢嗎？而其基層至頂端，則疊疊架架，是龐大的統治機器。仿佛章魚密集的觸手與吸盤，上下交織合圍，産生了一股巨大的吸附引力，産生出一個疏而不漏的怪圈——它們無所不包且又周而復始——故不僅是個人，即使社會與時代也都絕難逃逸。

（待續）

－－源自《議報》162期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