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5日訊】從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國進入了接連不斷的思想鬥爭運動當中。它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從思想批判開始而以組織處理告終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目的是用強制力量消滅異己思想。但思想深藏在人的腦袋裏面，如果本人不願意，外力是改造不了也消滅不了的，於是強制的手段便不斷升級，直到砍掉堅持異己思想的腦袋。

文化大革命是這種運動的頂點，一切都已達到極端。「達於極端，走向反面」，隨著毛澤東的去世，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在中國興起。這是為了擺脫毛的禁錮，使中國回到世界文明軌道的思想前提。然而思想解放進一步發展，必然危及一黨專政，因此很快便被鄧小平指責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並重新啓用毛式思想鬥爭，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自由化運動」。

一九八九年中國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被認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結果」。因此「六四」一役，不但使手無寸鐵的學生和無辜百姓遭到血腥屠殺，而且被指控為「黑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也被一網打盡。

然而這種最強硬的「武器批判」也沒能消滅異己思想。相反，以消滅別人的思想為目的的思想鬥爭運動，卻把自己消滅了。因為批判者一切思想武器都已用光，剩下的只有坦克和機關槍了。此後當權者也曾幾次恢復毛式思想鬥爭運動，以便把全國的思想「統一」到自己的旗幟下面來。然而那個時代已經過去，批判者的招式早已用完，再也耍不出新的花樣，而且人們也早已厭倦，沒有任何人能把群眾重新「運動」起來，再開展一次「大批判」運動了。

這樣，在中國大地上肆虐四十年的思想鬥爭運動終於結束了。這種運動不同於中國古代的文字獄，也不同於史達林的「古拉格」。它是當代中國獨有的毀滅人的尊嚴和摧殘人類良知的暴政。這種暴政對中華民族造成了極其深痛的精神創傷，恐怕幾代人都難以平復。造孽者為了逃脫懲罰，總想把這些災難從歷史上抹去。然而這是辦不到的，因為這種傷痛是整個民族的記憶。個別人的思想可能「改造」，個別人的記憶可能遺忘，但是整個民族的思想是「改造」不了的，整個民族的記憶也是無法抹掉的。

中國知識界中和我同時代的人，大概沒有哪一個能在這幾十年的鬥爭裏置身事外。我由於工作的關係，曾經長期處於思想鬥爭運動的風暴中心，因而有近距離觀察的機會和切身的感受。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我因「自由化」而失去自由的日子裏，更有充裕的時間回首往事，能夠重新審視自己的坎坷經歷和四十年的風雲變幻。恢復自由以後，我用了幾年的時間進行研究和寫作，決心把這四十年中國思想界殘酷鬥爭的基本輪廓刻劃出來，使它作為親歷者的一份記錄保存下來。

一九九八年，我的書終於寫出來了，這就是《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我的讀者在中國，這本書本來應該在大陸出版，但卻找不到出版者，萬般無奈，只好送到享有出版自由的香港。自己的書不能和自己的讀者見面，真是一個作者最大的悲哀。

本世紀初，我曾在香港住過一段時間。因為愛看《爭鳴》雜誌，索性把老的《爭鳴》也找來看看。這時我才發現，原來編寫《中國思想運動史》的時候，忽略了香港的作用。處在自由天地的香港出版物，雖然不能在大陸正式發行，但資訊封鎖不住，它們對大陸的影響是很有份量的。拿《爭鳴》來說，它早在一九七七年就突破思想禁區，反對思想壟斷。當大陸的思想解放運動興起之後，《爭鳴》和它的姊妹刊物《動向》便成為這個運動在海外的一支精銳的生力軍。

當我在香港瀏覽以前出版的《爭鳴》時，意外地發現這個雜誌的主編溫輝寫的社論和專論當中，有不少獨到的見解。有些見解在今天已經成為很多人的共識，但在當時卻是空穀足音，難能可貴。在中國面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有些重要問題是他率先提出來的。作為當代中國思想史的一個研究者，把先行者闖過禁區的腳印記下來，是我的責任。在《中國思想運動史》中，我已經這樣做了，但卻僅限於中國大陸的知識界，而香港當時卻在我的視野之外。這裏只舉一個例子以見一斑。

中共的「四個現代化」，只限於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即只搞技術層面的現代化，而不要社會制度的現代化，特別是政治制度，絕對不搞現代化，只能堅持一黨專政。這和清末的洋務運動一樣。洋務運動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現在是「獨裁為體，四化為用」。溫輝是最早發現這個問題的人，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他為《爭鳴》寫的社論題目就是《無民主化即無現代化》。他沒有像一九七九年有人把民主和「四化」並列為「第五個現代化」，而是把民主作為四化的前提和統帥，並且響亮地喊出：「必須用一化帶動四化！」在人們都為「四化」感到滿足的時候，能夠清醒地看出問題之所在，並且把民主這一「化」提到這樣高度，溫輝是中國理論界的第一人。

二十多年來，《爭鳴》雜誌一直和中國的改革開放風雨同舟。特別使人欣慰的是，當中國大陸的思想解放運動遭到摧殘之後，《爭鳴》在香港舉起自由民主的旗幟，繼續在思想解放的大道上前進。儘管北方寒風凜冽，這裏卻是百花盛開。這時我才察覺到，原來寫《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的時候，沒有顧及香港這塊園地，忽略了包括《爭鳴》雜誌在內的香港思想界的作用，實在是不應有的疏漏。

作為彌補，商得作者同意，選出若干文章，由我加上一些按語編成這本《爭鳴之音》。其所以叫作「爭鳴之音」，一是因為入選文章全部出自《爭鳴》雜誌，二是這些文章都是和中共當局爭鳴的。

習慣於「輿論一律」的中國共產黨，一向愛聽悅耳的鶯歌燕語，不愛聽逆耳忠言。特別是一些神經衰弱的官員，一聽到直言不諱的批評，便會大驚失色，以為人家要「顛覆」自己的政權。其實連古代帝王都知道「兼聽則明」，至於現代民主社會，言論自由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公民權利。當權者不但要洗耳恭聽各種批評建議，而且要保護反對者要求執政者下臺的權利，只要這種要求不訴諸暴力。

民主國家也正由於言論自由和反對派的存在，才使當政者經常處在民間的批評、監督和反對聲中而不致濫用權力，並能及時發現和糾正錯誤，從而使社會在穩定中不斷進步。

中國之所以能出現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災難和「六四」屠城那樣的民族悲劇，就因為一黨專政，沒有權力制衡，聽不得批評，更容不得反對派。在這種情況下，包括《爭鳴》在內的一些香港報刊，實際上起到了某種「反對派」的作用。中共雖然不喜歡，但《爭鳴》的言論確實是「忠言逆耳利於行」。中共高層如果真想把中國的事情辦好，確實可以從他們不愛聽的諍言當中得到不少教益，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爭鳴之音》不但會受到讀者歡迎，而且應當成為中共的「幹部必讀」，因為它能使掌權者聽到不同的聲音，從而使頭腦變得清醒，而這些聲音是他們從「黨的喉舌」那裏根本聽不到的。當然，這些話只能是對良知未泯者說的。至於在「唯權是戀，唯錢是斂」的人面前，這話不過是對牛彈琴而已。

二○○四年六月於北京

注：《爭鳴之音—溫輝文選》將於十一月出版

（《爭鳴》雜誌2004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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