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0日訊】四、體制內異見的必然性

後極權社會來自極權統治在高層的自然蛻變，也來自底層社會的逐漸覺醒，二者的合力導致極權社會自身無法阻止的腐爛。波蘭著名異見者米奇尼克論及八十年代的波蘭時說：“爲什麽是後極權的？因爲權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ｉｓｓｔｉｌｌｔｏｔａｌｕｔａｒｉａｎ），但是社會已經不再是，社會已經是反對極權的，它在反抗和創建自己獨立的機構，其結果導向一個我們稱之爲公民社會的某種東西，即托克維爾意義上的公民社會。這就是我們試圖做的：建立一個公民社會。”（《反權威的造反——丹尼•科恩－邦迪訪談米奇尼克（１９８７）》崔衛平譯）在此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向後極權社會轉化的起點，甚至不是在毛澤東死後，而是始於林彪事件的震撼。極權者毛澤東雖然還在，但社會中已經出現了懷疑毛澤東的暗潮，正是這種對毛式極權的社會性不滿的暗中積累，才會釀成１９７６年民間自發的“四五天安門運動”。而毛澤東隨後的自然死亡，加速了極權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崩潰和社會底層起而掙脫極權枷鎖的過程。

在毛死後的後極權時代，中國社會在政治上的主要變化是：

１，政權雖然不再具有實施極權統治的合法性及其能力，但獨裁者們在既得利益和思想僵化的雙重作用下，仍然要拼命維持毛式極權統治的最大遺産：一黨專政體制。

２，統治者雖然依舊把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奉爲主流意識形態，但共産烏托邦的理想早已破滅，曾經有過的真誠信念已經淪爲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統治工具，所以，獨裁寡頭們要不斷對正統意識形態進行權宜性的調整（從鄧小平理論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再到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

３，現政權的統治效力走向了層層遞減和力不從心的衰敗。政權雖然還無法擺脫運動化口號化的統治慣性，但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老百姓已經對運動和口號失去內在的熱情，作爲個體的官民也不再甘於充當政權的齒輪或螺絲釘，而已經變成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利祿之徒。

所以，後毛澤東時代的體制內異見能夠存在並堅持發聲，實乃世界大勢之遽變與中國發展之急需的互動結果，它標誌著中國正處在一個由言論管制向言論自由的過渡期，此過渡期是由內外條件的合力促成的。

毛死後，體制內外要求對外開放和對內改革的呼聲完全一致，對外開放是學習和模仿西方國家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對內改革是汲取毛時代的慘痛教訓而摸索新的現代化路徑：毛澤東之所以讓中國和國人付出超常的慘重代價，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毛澤東不允許任何有違於他個人的權力意志的不同聲音的生存，無論是黨外的右派們，還是黨內的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無論是高舉造反旗幟的紅衛兵，還是緊跟毛澤東的林彪們。所以，改革開放在意識形態領域始於“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必然釋放出體制內外的異見。儘管，當朝權貴仍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道統，但這個陳舊的道統已經得不到社會各階層的道義認同。儘管，當朝權貴基於既得利益的考慮，對思想解放採取一種機會主義的收放策略，但每一次有限制的釋放之後，當局意欲讓釋放出的異見完全收回已經絕無可能。於是，體制內外的異見就在這種不斷的收放迴圈中累積下來，而且，在內外壓力之下的不得不放，造成了異見的量的擴張和質的提升，在不斷突破官方言禁的邊界的同時，也在擴展著民間話語的空間。

儘管，八九前是政治改革最爲活躍的時期，而六四後是政治改革基本停滯的時期，但體制內外異見的數量和質量卻有著巨大差異：八九之前，體制內異見主要局限於精英範圍內，異見發表的平臺也是傳統的官方媒體，境外媒體上的異見向大陸的傳播受到種種限制，其影響面還很狹隘。但八九之後，首先是異見的數量迅猛增長，收聽所謂“敵臺”的普通百姓的人數劇增，特別是９０年代中後期以來，借助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異見的數量更得到超越性的增長，不僅精英們的異見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平民百姓也可以通過網路平臺發表異見，互聯網不但成爲發表和傳播異見的最佳工具，也成爲製造新的著名異見人士的工具，以至於，網路異見變成了當下大陸的公共輿論的基礎，現在活躍於大陸輿論界的許多著名網路寫手，皆是互聯網造就的新一代“網路意見領袖”。其次，異見的質量也有了八十年代難以想象的提升，比如，新一代自由知識份子的異見質量，已經遠遠超過八十年代崛起的那批自由知識份子的發言；再如，曾經引起過轟動效應的李慎之、李銳、焦國標和盧躍剛等人的言論，在立場的鮮明和思想的深度等方面，也都遠遠超過八十年代最開明的體制內異見。

雖然，獨裁體制仍然存在於現實政治之中，但其政治合法性已經在人們心中腐爛，決無可能長時間地主宰中國的未來；雖然，自由憲政在現實中還無法兌現，卻得到了民意的內心認同，中國未來在制度選擇上的人心所向和大勢所趨，必定要逐漸走向自由民主。特別是經過八九運動的正面啓蒙和六四大屠殺的反面教訓，人權意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公民權利已經逐步變成從農民、工人到商人、知識份子共同爭取的目標，即便說是全民性目標也不過分。

這個過渡期的特徵是：正統意識形態失效和恐怖統治威懾力下降的曖昧而灰色的時期，一黨天下的僵化表層之下，湧動著、沸騰著日益多元化的個人、集團、階層，他們的利益訴求，或多或少，皆與黨的核心利益不相協調；也都會有這樣那樣的不滿，或直接喊出來，或隱諱說出來。

也只有在這樣的過渡期，那些不肯依附於當朝權貴的老黨員和老幹部，那些不肯說假話的體制內知識份子和其他人士，才能生存下來並贏得國內外輿論的尊重。如果回到毛澤東的極權時代，他們絕無存在的可能，右派們和彭德懷們的命運就是明證。因爲，毛澤東對黨內異見的全盤誅殺，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風時期，王明等親蘇派和王實味等異見知識份子的命運早已見證了毛式極權的極端霸道和殘酷。

後極權時代的中國，讓一部分人在物質上先富起來的同時，也讓另一部分先知先覺且有勇氣的人在言論上“先自由起來”——儘管這種自由僅僅是“半吊子自由”。正如吳思先生在《李銳爲什麽能夠存在》一文所言，在當下中國，“我們就看到了一種特殊的政治格局，近似‘貴族民主’或曰‘等級制民主’的格局。一部分人先‘公民’起來，有了比平民百姓更大的自由空間，比較多地享受了憲法承諾的公民權利。這種格局是在雙方鬥智鬥勇、用盡各自的招數之後形成的，是雙方選定了最佳策略之後形成的。這是一種自發內生的格局，誰也不欠誰，誰也無奈誰，無須任何一方的恩典或謙讓，就這樣維持著穩定和均勢。這種有等級制色彩的民主和自由的存在，也可以算作當代政治領域的潛規則。”

五、體制內異見的獨特力量

體制內異見所受到的國內外輿論的關注程度，往往高於體制外異見，這在有些體制外異見者看來有欠公平：“同樣的異見，體制外一直在說，說得比體制內尖銳直接，付出的個人代價也更大，卻受不到足夠的關注；而體制內某人偶爾發聲，不必那麽尖銳，也不必付出那麽大的個人代價，卻能得到廣泛的關注和高度的評價。”有的分析如是說。

然而，我以爲，海內外輿論重視體制內異見，源於體制內異見不同於體制外異見的獨特作用。

（一）體制內異見存在的本身，既標誌中共體制絕非鐵板一塊而是在日益分化，也會對中共政權的保守統治構成挑戰和壓力。

因爲，體制內的分化，不只是各類利益集團之間的爭權奪利，更是涉及到價值觀的根本衝突。從胡耀邦、趙紫陽時代開始，從中共的最高層到最底層，體制內的開明派和保守派的分化已經涉及到大是大非——關於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問題，關於改革的基本路徑的選擇——出現涇渭分明的歧途：當局還需要毛澤東亡靈的庇護，而體制內異見者卻唾棄毛澤東亡靈；當局還要全力維護獨裁體制，他們卻一再批判獨裁體制；當局要固守擱置政改的跛足改革，他們卻堅持呼籲政治改革。

儘管在六四後，黨內開明派基本被逐出決策層，但體制內異見並沒有消失，而是作爲輿論壓力的一部分延續至今。也正是由於要求政治改革的體制內異見的始終在場，才讓固守跛足改革的中共高層，不但承受著來自體制外異見和國際主流社會的壓力，也時刻感到來自體制內的壓力。而且，從李慎之、李銳、蔣彥永、焦國標、盧躍剛、沙葉新等人的言論來看，體制內異見已經越來越與體制外異見趨同，如果僅從異見本身的價值取向上看，二者之間已經分不出你我，共同挑戰獨裁政權，共同擴張不同於官方主旋律之外的民間空間。這樣的壓力之於掌權者來說，應對起來遠比對付體制外壓力更爲棘手。

（二）體制內異見是測試現政權的人心向背的最靈敏指標。

文革後期，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已經開始顯現，最初的改革開放使這種危機稍有緩解，但跛足改革的弊端日益凸現，兩極分化和腐敗引發越來越深廣的不滿，體制內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不斷高漲，所以才有八九運動的發生。六四大屠殺，使徒手市民和學生蹀血長街的同時，也擊碎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中共現行制度的道義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不僅來自它在民間價值評判中的腐爛，更來自它在體制內人士心中的急劇貶值。就連中共官員們也只是基於利益驅動而擁戴現行制度，對一黨獨裁的正當性不再有信念上的確認。統治權力與政治權威之間、統治效力和政權合法性之間、強制的表面穩定與潛在的社會危機之間、官方意識與民間意識之間的巨大斷裂，導致統治效力層層遞減，民衆的服從只是出於不得已，歌功頌德也大都是假意應付。異見者在體制內級別和社會聲譽越高，就越能凸現現行體制的合法性危機和管制失靈的廣度和深度。人們會說：連老黨員都不忠於中共政權，連老資格的黨內高官都不再相信這個制度，而且都敢於公開抨擊這個制度，難道它還能長得了嗎？

（三）體制內異見更能夠揭示被黑箱長期封鎖的某些敏感內幕。

體制內異見者更瞭解體制黑幕後的內情，他們一旦公開發言，往往能夠揭示外界難以瞭解的黑幕。這樣的揭示，不僅令黑幕背後的中共政權極爲尷尬，也會深化全社會對現政權及其黑箱制度的邪惡本質的認識。在八十年代，劉賓雁、蘇曉康、戴晴等人的報告文學作品，在九十年代，李銳先生對“廬山會議”的回憶和對毛澤東批判，在２００３年，李昌平先生的《我向總理說實話》、章詒和女士的《往事並不如煙》、陳桂棣夫婦的《中國農民調查》等著作，之所以皆能在當時引起社會的關注並成爲輿論熱點，就在於他們的文字揭出大量黑箱裏的醜陋內幕。再如，蔣彥永先生如不是３０１醫院的高階軍醫，就不可能知道被現行政權隱瞞的ＳＡＲＳ危機的真相；他爲六四正名的上書，披露了他所親歷的救助六四死傷者的情況，以及中共高層在六四問題上的分歧；盧躍剛給趙勇的公開信，也披露了不少歷屆團中央如何管理“中青報”的內幕；黃金高的給“人民網”投書，更是披露腐敗勢力已經形成“官、商、匪”相互勾結的巨大網路，他們對反腐敗的抵制和制肘的猖獗氣焰，不但令黨委書記一籌莫展，而且反腐書記的生命也時刻受到威脅。黃金高所披露的反腐敗之艱難經歷，自然會讓人聯想到號稱“朱青天”的前總理朱鎔基在反腐上的無可奈何。

顯然，如果不是體制內異見人士的揭露，所有這些黑幕很難陸續爆光。

（四）體制內異見者享有比其他人更大的“半吊子言論自由”。

在當下中國，體制內異見者擁有其他異見者難以擁有的雙重資源：既擁有體制內的制度及人脈資源，又擁有體制外的民間道義資源，二者的結合使之遠比體制外異見者更具有得道多助的優勢。首先，體制內異見者大都是具有一定黨內地位和社會聲望的知名人士，要麽是老黨員、老幹部，要麽是著名的教授、學者、作家、記者，他們在體制內外都有廣泛的人際關係，而他們的政治身份、體制內位置及其資歷，難於被官方定義爲“敵對勢力”。

其次，他們本身大都歷經磨難，且具有做人的起碼良知，所以，公開發表與體制要求完全不同的異見，是痛定思痛後的最後選擇。更重要的是，覺醒之後的他們，大都不求官場上的功名利祿，而只求良心的安頓、對社會的盡責和民間的聲譽。所以，他們也就自然不在乎體制的利誘和不太怕官府的威逼，而能夠以大義凜然的公開言論對付陰暗委瑣的威逼利誘。在良知和權力的較量中，見不得陽光的陰謀政治一旦面對看得見的公開良知，烏紗帽和其他既得利益也好，威脅打壓也罷，這些體制用來進行要挾或收買的手段，也就失去了傳統的優勢及其主要效力。正如哈維爾所言：極權制度及其權勢者最害怕“活在真實中”的“無權者的權力”。

最後，以往的資歷、聲望和現在的人格，又使他們雖身在體制內卻在道義上享有廣泛的國內外聲譽，他們所具有的得道多助的道義優勢令中共的打壓理虧氣癟。所以，中共難以象對付體制外異見者那樣對他們下手，這就使他們享有“反體制的特權或豁免權”。他們在體制內的資格越老、官場輩分越高、現在的社會聲譽越好，也就越享有“說三道四的特權”。處置體制外知名異見者的先收監、再流放的傳統手法，很難用於體制內著名異見者身上。他們的存在爲官方打壓出了一道難題：不整肅不行，害怕星火燎原的連鎖效應；但整肅太狠也不行，害怕造就道義英雄和引來國內外的巨大道義壓力。所以，中共現政權對體制內異見，基本處於束手無策的應對窘境中，無論是警告和勸誘，還是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其威懾作用日益下降。

中共整治體制內的著名異見人士，無非就是以下幾招：

１，由黨組織或單位領導出面來警告和勸誘他們，或通過對其親人（妻子和父母）施加壓力來降服他們。雖然，這一招極爲流氓，因爲顧及親人的遭遇和感受是異見者的軟肋，中共就是要衝著這個軟肋下手。但由於現在的異見者家人基本上能夠理解他們的言行，所以這些下流手腕，也已經基本不起作用。

２，對他們進行組織性或行政性的處罰（如開除黨籍，降級、減工資、直到開除公職）。但在當下的中國，這樣的處罰，既無法爲他們帶來聲譽損失，也無法威脅到他們的基本生活，因爲離開體制就難以爲生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加之那些知名的體制內異見者大都具有較高的社會聲望和生存能力，不愁找不到飯碗，從而是“砸飯碗”的威懾效力越來越弱（比如，劉軍寧被社科院開除，文化部的藝術研究院主動接受了他；現代文學館背棄合同、拒絕接收余杰，他卻在受雇於一家國有企業）。

３，最後的一招就是刑事處罰，但把著名體制內異見者關進監獄，就等於最大道義成全。處罰越重，被處罰的異見者的聲譽就越高，萬一關出個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對於現政權來說就是得不償失的決策：諾貝爾和平獎乃世界公認的最高的道義獎勵，具有著雙重的象徵性意義：該獎項對異見者的道義肯定就是獨裁制度的道義否定。一個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關進監獄的政權，就等於用高昂的政治成本在國際上宣判了自己的道義死刑，並造就出再也難以壓制的政治反對派領袖。當然，獨裁政權打壓出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並不太容易。但過於嚴厲的打壓，起碼會讓自稱堅持改革的現政權在國際上大大丟分，並把體制內異見者逼成體制外的持不同政見者，既沒有了單位的內部控制一環，又可能引來更激烈的反抗，到頭來還是會成倍地增加政權的統治成本。所以，中共對體制內異見者很少採取刑事處罰。

也就是說，體制內異見者群體已經成爲現行體制的“燙手山芋”，極大地增加了中共鎮壓的難度和成本。

（五）體制內異見爲整個社會的異見提供了某種程度的激勵和保護作用。

一個獨裁社會的言論自由，大都開始於敢言者的以頭撞牆，來自獨裁體制內部的叛逆聲音，具有更強的顛覆作用。身爲前蘇聯導彈之父的薩哈洛夫，他的叛逆對極權體制的瓦解作用顯然高於體制外異見者；身爲蘇共總書記的戈巴契夫的叛逆，導致了長達７０年極權大廈的轟然坍塌。當下中國，體制內異見者的敢言而又相對安全的獨特境遇，既在制度高牆上掘出一個突破言禁的洞，又爲其他的敢言者提供一道護衛的屏障；既是對大衆的啓蒙，又對其他身份的良知未泯者提供道義示範。德高望重的體制內異見者越是大膽敢言，就越能帶動中年一代，中年一代又可以帶動青年一代，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真話英雄，代不乏人的連續積累，有助於民間社會的從無到有。在此意義上，民間希望出現越來越多的體制內異見者，以便改善中國民間反對運動的嚴重缺陷：代際之間連續積累的斷裂。

正處於後極權時代的中國，不但民間與官府之間的分殊日益明顯，民間力量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間和更大的迴旋餘地，體制外異見層出不窮、難以壓制，體制內也不再是鐵板一塊，體制內異見不斷出新，特別是那些觀念新、能力強、聲望高和勇氣壯的體制內人士，不僅在體制外如魚得水，而且在體制內也贏得了越來越大的言論空間。權力在官府而道義在民間的格局的形成，使體制內異見者和體制內秩序黨的社會聲譽完全不同，在國內民間和國際輿論之評價之中，前者贏得了普遍的讚譽和敬重，而後者遭到普遍的批評和鄙視。比如，六四屠殺和鎮壓法輪功等罪惡，已經成爲現政權和手上沾血的高官們難以擺脫的夢魘；在ＳＡＲＳ危機期間，說真話的老軍醫蔣彥永成爲中國良知的象徵，而向全世界撒謊的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卻淪爲中共謊言制度的代表，這種天壤之別的道義褒貶，爲體制內的其他官員們提供了正反面示範，向官員們施加著儘量別幹“髒活”的道義壓力。

（六）對“幹髒活”的執行者施加被釘上恥辱柱的道義壓力。

有權者道義日減，無權者道義日增，鎮壓者的惡行等於對被鎮壓者的道義成全，遂使民間道義對官府權力的博弈中的力量對比，越來越向民間道義傾斜。

所以，一個大權在握的政權，一個自稱“永遠偉光正”的執政黨，對體制內外的異見的打壓，卻越來越採取秘密的地下方式；而各級官員們，也想儘量少幹“髒活”，即便不得不幹，也要儘量做到不把壞事做絕，以便爲自己留有餘地，已經普遍地成爲體制內雇員的生存方式。其通常的作法是：

１，官員們大都具有兩面神面孔：“官場說鬼話，民間說人話”，即便不能完全放下官腔，起碼要在言詞上儘量顯得實在點兒、貼近民間趣味點兒。這與大陸百姓“公開說鬼話，私下說人話”的分裂人格，恰恰具有轉型期的一致性——正式規則無效而潛規則大行其道。

２，不得不幹髒活的人，往往把責任完全推給抽象的上級或組織，以便卸下或減少官員本人的責任。

３，不留下白紙黑字的作惡把柄，越來越採取口頭打招呼或電話通知的方式。

４，負責意識形態管制的官員，儘量不針對具體個人的實施管制，不想得罪被整肅的具體物件。

５，向被整肅物件和親朋好友解釋不得已的苦衷。最通常的解釋是“飯碗理論”：沒辦法，這是職業、飯碗，不幹就丟飯碗。

在六四後的被捕者中，許多人違心地認過錯，我本人也是其中之一，留下必須終身銘記和懺悔的恥辱。而在近些年入獄的異見者中，大多數人都能凜然面對中共的審判，新青年學會的四君子在法庭上的高貴表現，就是現在的異見者面對牢獄之災的象徵。

所以，六四後的李慎之先生敢說“不在刺刀下做官”；劉荻被捕後，杜導斌敢說“我願陪劉荻坐牢”；杜導斌被捕後，王怡、趙達功敢說“我願陪杜導斌坐牢”，北冥敢說“用我們的身體，填滿他們的監獄”；發表討伐中宣部的長篇檄文焦國標敢說“大不了回老家種地”；揭開反腐敗黑幕的黃金高敢說：已經準備好了“回歸農村種地。”……

所以，法輪功學員和地下基督徒，更因信仰的激勵而堅持不屈不撓的抗爭。法輪功信徒在被捕後仍然“真、善、忍”，出獄後仍然練功。

所以，被捕的基督教傳道人們，在監獄裏仍然向主祈禱，出獄後繼續傳道，並對警察說：“監獄不能讓我背叛我的主，但我仍然乞求上帝寬恕你，因爲你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麽。”以至於，就連監管這些信仰者的某些警察，也不能不承認他們是好人。

而這，正是未來的自由中國的真正希望。

２００４年９月７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民主中國》2004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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