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日訊】百年亂世出英雄

二十世紀是中國的亂世。頭十年，帝國傾覆、權力崩盤；接下來，是四十年的改朝換代大混戰，其間日本人更趁火打劫；再接下來，中國進入重新「大一統」的毛澤東時代，卻仍然「天下大亂」；再接下來，輪到鄧小平收拾殘局，歷史終於氣急敗壞地回到了世紀之初的起點——「人民共和國」貂續狗尾，走上了大清國開創的「改革開放」之路。

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的政治英雄鄧小平剝去了中共政權的馬列主義外衣，重拾起百年前萌生的「中體」與「西學」相融合的富強夢想。而在慈禧與鄧小平之間，七十年裏曾經叱風雲的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則隨風而去、與時俱退，被無情地湮滅在歷史沈重的記憶中。

亂點「英雄譜」

孫中山是民國之父，他以反清革命的符號性標識人物和「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原創人身份，名正言順地進入中華偉人祠。然而，他的政治遺産要麽被僞繼承人盜用、挪用，要麽被僞執法者封存、凍結。袁世凱是清廷的心腹重臣兼亂臣賊子、民國的國家元首兼竊國大盜，他把有限的政治本錢消耗殆盡，未留下可供繼承的遺物。不過，袁世凱復辟帝制之舉，也並未成爲空穀絕音，以袁爲鑒、再接再勵者不乏其人。倒是袁世凱的失敗，給了後世政客一劑苦口良藥：復辟不可明修棧道，帝制何妨暗渡陳倉？

鄧沿襲慈禧政治變革路線

袁世凱以降，群雄蜂起，相互爭當革命事業的獨家代理人，競相標榜中華民族的唯一救世主。在帝制的塵埃尚未落定之際，中國又産生了若干非凡的「偉人」。政治冤家毛澤東和蔣介石，破軍閥、抗日寇，他們是臨時的戰術合作者；收拾故土、重整江山，他們是永遠的戰略競爭者。都想獨吞辛亥革命的政治果實，都想主宰走向不明的未來中國。蔣介石沒有成功，丟失大陸，敗走臺灣；毛澤東也沒有成功，政治烏煙瘴氣，經濟一塌糊塗。兩人的命運也大致相似，生前不可一世，身後人亡政息，「反攻大陸」已成空談，「反修防修」淪爲笑柄。

將孫袁蔣毛一筆勾銷，慈禧太后和鄧小平串起了一條貫穿首尾的世紀主線。這兩個人地位相似，都是「僭主」——「實至而名不歸」的最高統治者，卻自操廢立之權，欲變「祖宗成法」，「穩定壓倒一切」，圖保「萬世基業」。

慈禧是「改革開放」當仁不讓的老前輩，經濟改革有「洋務自強」運動，政治改革有「晚清新政」創舉，但前者經不住甲午年的鐵血考驗，後者被革命的浪潮一舉否決。鄧小平發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翻版「洋務運動」——由他擔任「總設計師」的「對外開放、對內搞活」遠遠超過了慈禧的規模。鄧小平鎮壓了胡耀邦、趙紫陽的兩度「戊戌變法」——他的兩位「光緒帝」先後被廢黜，他的「康梁」和「六君子」們則多達千萬計，不得不動用坦克和機槍去倉皇應對，最後，鄧小平也沿襲了慈禧的政治變革路線——一推、二拖、三打壓，四個堅持、一百年不動搖。

毛澤東的「變態帝制」

辛亥革命後，中國的核心問題一直是：如何維護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統一國家，如何構造一套「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權力體系，如何建立一種「皇恩不再浩蕩」的社會秩序。這個核心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不僅如此，解決這一問題的努力，在辛亥革命之後不久就被擱置、被放棄、被遺忘。毛澤東把這一核心問題置換爲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如何實現共産主義的僞問題，置換問題的目的也只有一個，就是要在「社會主義」的火力掩護下復辟帝制，掌握皇帝般的絕對權力，成爲不叫皇帝的「萬歲萬萬歲」，建立、實現和維護一個隱性的、穩定的「變態帝制」。

毛澤東是「變態帝制」的終身實踐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不過就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體制與中國傳統帝制的緊密結合：社會主義是傳統帝制的現代包裝，傳統帝制是社會主義的深層結構。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恰如其時地充當了中共的理論道具，給赤裸裸的權欲遮羞，給改朝換代罩上一層階級革命的時尚外衣。党、貧下中農、工人階級、紅衛兵、軍宣隊、革委會等等「新生事物」，都是只有臨時性實用價值的權力工具。

毛澤東的農業集體化、工業國有化政策體現了某種「社會主義」的意圖，這既是爲了建設一個「全新的社會」，也是爲了裝點一個古老的制度。「社會主義改造」的實際結果，與馬克思關於「工人直接掌握生産資料」、「生産者自治」、「高度民主」和「權力消亡」、「無差別社會」、「自由王國」的所謂共産主義理想南轅北轍。

毛澤東從未單純地以社會理想的得失爲得失，卻一向以個人權力的得失爲得失，於是，一場以打破一切傳統爲己任的毛式革命，最終不過復辟了中國最大、最黑暗的傳統——悠久帝制的傳統。在這一名爲革命實爲復辟的過程中，充斥著政治報復、道德淪喪、法紀崩潰、經濟破壞、社會仇恨，中國的極權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均獲得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機會，它們與毛式社會主義一起，共同促進了帝制的神聖復活和變形。

鄧小平時代：變態帝制的衰落

毛澤東「變態帝制」的兩項遺産——獨裁專制政治與公有制計劃經濟，被鄧小平一分爲二、有取有棄。他試圖守住專制政治的門檻，同時放開公有制經濟的閘門，一邊修正社會主義的經濟綱領，一邊堅守社會主義的政治統治。一邊是農村承包、國企改革、經濟特區、市場經濟，另一邊是四個堅持、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自由化、鎮壓「六四」。這就是鄧小平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和「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體現了一條在僵化的政治基礎上實現宏偉的經濟現代化的「基本路線」。頑強地把本質上不相容的東西強扭在一起，這正是鄧小平的創舉，正如「一國兩制」是一個國體怪胎，鄧的整體戰略也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怪物。

農村的改革使農戶家庭成爲生産經營的基本單位，消滅了毛澤東的人民公社、三級所有，然而，公社、大隊、生産隊的三級政治架構卻被原樣保留，改制爲鄉鎮、村、組三級權力機構，仍然作爲專制機器的毛細血管和神經末梢起作用。這一政治的大敗筆，勾銷了農村經濟改革的小「奇迹」，「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初期成果，漸漸地被專制的大機器消蝕盡淨。城市的改革亦複如此。經濟主體多元化、經濟組織多樣化、經營模式現代化所結出的豐碩果實，也同樣被專制政治瓜分和侵吞，産生出一個官商聯盟政經通吃、貧富懸殊社會分化的新景觀。

鄧小平在矛盾中掙扎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使社會主義王朝「世俗化」、「去意識形態化」，毛澤東的「變態帝制」不再用馬克思的幽靈和政治運動的法寶作庇佑，轉而以經濟增長的成就做支撐。在鄧小平看來，經濟是「矛」，政治是「盾」，攻擊前進的經濟改革需要穩定安全的政治統治做後盾，改革是發展的手段，發展是改革的目的，而專制統治的有效性則既是改革和發展的基礎，又必須是改革和發展的唯一政治後果。鄧小平似乎相信，只要能夠實現經濟的現代化，那麽，紅色帝制就能夠長久支撐下去，而只要紅色帝制不垮臺，經濟現代化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然而，將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從社會主義的內涵中剝離，社會主義便僅僅成爲一個空洞的「名詞」。將階級鬥爭、革命理想從共產黨裏剝離，共產黨便還原爲一個赤裸裸的官僚統治集團，一具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鄧小平似乎並不明白，一個既沒有意識形態作「道統」，又沒有權力傳承規則作「法統」的「變態帝制」，是完全不可能維持下去的。一九八六年，鄧小平邁過他的第一個戊戌年，到了一九八九年，鄧遭遇了他的流血戊戌年，改革時代從此萎靡不振。從「六四」起，改革與穩定終於分道揚鑣，鄧小平的「兩手」再也無法協調一致，而他的個人傳奇也從此黯然失色。到了一九九二年，當「兩個基本點」只剩下一點的時候，鄧小平以南巡的方式挽救了另外的一點，使鄧小平時代得以持續，但是，「變態帝制」的衰落已無可挽回。

中共政權面臨晚清困局

中共政權的「變態帝制」在鄧小平時代的後期已經變得無所適從，鄧的繼承人江澤民、胡錦濤不得不在毛鄧之間左右搖擺、變幻不定。把變了形的帝制再變回傳統帝制是不可能的，哪怕只是向毛澤東的方向回歸，也因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截斷了歸途。已經失去靈魂的社會主義政治組織——黨政軍、公檢法、工青婦，再也無法「有機」組合進紅色帝制，成了一台控制失靈、各自爲政的破爛機器。中共政權再一次面臨晚清困局：越改革越喪失權威，越沒有權威越要改革。而若不從清除中共政權中的帝制餘孽入手，這一困局便無從化解。

鄧小平終究比毛澤東幸運，人走了，茶半溫。然而，鄧小平的政策雖然仍在持續，中共政權則已至末世。一個沒有靈魂的黨、一個腐朽的官僚機器、一個分化失序的社會、一個運轉失靈的體制、一個危機四伏的前途，正是鄧小平留給他的繼承者的政治遺産。

《爭鳴》雜誌2004年9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