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9日訊】當一個又一個曾經在人權自由遠遠落後於香港的地方如台灣、南韓、南非等地——已民主起飛，普選出自己的最高領導人時，香港的民主派還只是停留在以極屈辱的條件下爭奪立法機關半數的議席……這樣羞家的事若發生在法國，肯定已有人要上斷頭台，在美國也起碼會有獨立革命 ……

　　我在近二十年前開始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曾經相當熱衷，在八九年六四屠殺後尤甚，我一度以為香港人已經擺脫了一點中國錘煉了千年的奴才遺毒。但不用十年，我已頗肯定，香港人仍是以奴才佔絕大多數，發展民主幾乎是不可能的。正如當年積極協作前港督楊慕琦推動民主政改，但為華人冷待的的輔政司麥道軻（David MacDougall）於四十年後回顧說，「若一群人不想自治，而你偏要去推動他們自治，當中的困難，是不容低估的。」（見曾銳生教授著 Democracy Shelved《被擱置的民主》）

奴隸和奴隸主合作無間

　　問題不僅是被統治的沒有興趣當家作主，中國統治當局也不想民眾當家作主，對一切倡議人民當家作主的言、行趕盡殺絕。最近，在香港以長期推動文化思想知名的馬國明反思香港的困局時說「任何保證都不及政治上自決來得實際。政治上的自決正好是非殖民地化的一種表現。只有政治自決才可能培養本地的政治人才，才能發展出一套切合本地形勢的體制。」在我來說，這只是現代文明人視之為理所當然而近於沉悶的常識，決無石破天驚之處，但對一般國人或領導人來說依然是觸犯「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條的原始人類大忌。在中國大陸或香港等超保守傳統華人社區發表這樣的言論，需要的不是才智，而是相當的道德良知和勇氣。

　　果然，隔了三天香港《文匯報》（七月十四日︶就以《嚴重違反常識的奇文》為題，痛擊馬國明：「作者以此煽動港人追求『政治自決』，已不是一般意義的言論自由問題。某報︵即《明報》）於二○○○年五月四曰發表鍾祖康《台灣有權獨立》一文，其分裂國家的謬論當時就受到社會廣泛抨擊。事隔四年，某報又發表鼓吹港人追求『政治自決』的文章，令讀者感到驚訝。」

　　到今天，即使是香港的民主人士仍普遍聞政治自決而色變。年前涂謹申訪台後為了避免中共指其支持台獨，居然搬出乃父的大一統思想家訓來，說幼承庭訓，從來反對台灣自決。能夠在這個燙手議題上也能訴諸祖訓、面面俱圓，不需要辛苦自己的腦袋，實在是非常幸福的事。

御用學者劉兆佳的民主緩行論

　　中國統治者不但死不肯承認無數中國人寧願被外國殖民政府統治這個事實，也拒絕讓其國民自己當家作主，堅持一切必須由黨領導。單從香港的例子已經看到，中國統治者必要時會寧願維持殖民專制統治，也不會讓當地中國人發展民主。香港的民主發展其實早已萬事俱備，只因中共的箝制。御用學者劉兆佳教授曾經搜索枯腸，據「條件論」找到一個香港現階段難以全面民主的理由，就是說香港沒有政治領袖！但民主制度精髓之一不就是凡夫俗子也可治國嗎？而且，要是香港真的缺乏政治領袖，劉教授多年來指導主子壓制民主之道，本身不正就是香港培養不出政治領袖的原因之一？這跟香港左派工會一邊說要爭取工人權益卻一邊致力建設壓制所有人︵包括工人︶權益的政制一樣，有異曲同工之處。

　　要是劉教授以香港人奴性太重為緩行民主的理由，我反而覺得可以商榷。畢竟中國統治者之所以那麼容易箝制民眾，一大原因也是因為國人普遍奴性深重。一個巴掌拍不響，奴隸與奴隸主關係之形成，通常是要雙方合力才能完事的。香港民主（更不要說中國民主）墮落到今天這個田地，無論是做奴隸主的（如黨中央、董建華或是揚言「長毛」梁國雄當選就會移民的胡應湘之流），還是做奴隸的（包括筆者自己），都有責任。但我認為在香港議會內胡混廿載的民主派人士責任尤大。就如魯迅說的那樣﹐「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中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裡……。」

民主派交白卷面無愧色

　　當一個又一個曾經在人權自由遠遠落後於香港的地方如台灣、南韓、南非等地在過去十至二十年間已一一民主起飛，普選出自己的最高領導人時，香港的民主派還只是停留在以極屈辱的條件下爭奪立法機關半數的議席，而且也是明知是如水中撈月，甚至即使爭取得到，立法會的權力也如木乃伊一樣的被重重捆綁，而且當選後還要宣誓擁護那份沒有奴隸參與制訂的奴隸契約基本法。這樣羞家的事若發生在法國，肯定已有人要上斷頭台，在美國也起碼會有獨立革命，在南韓會有人擲汽油彈和自焚，在日本會有人自行剖腹自盡，唯獨在香港，一眾其實比司馬遷更屈辱的所謂民主人士（卻沒有受宮刑的司馬遷的成就），特別是資深的民主人士，居然仍可以繼續面無愧色、一派捨我其誰的聲稱捍衛香港民主，又再慷慨激昂的參與立法會選舉，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這令最單純的人也不得不懷疑，究竟這批民主派真的有甚麼像南非曼德拉或台灣民進黨那樣的民主鴻圖大計，還是只是響應鄧小平的號召「讓一小部份人先富起來」，眼裡只有每年逾兩百萬（港元）的議員薪津。這樣巨額的議員薪津，就如香港特首的薪酬一樣，放諸全球都是一流的。單單一個議員四年下來的薪津已達八百萬，真箇是拿來與董建華單打獨鬥也足以鏖戰幾百個回合。莫說兩百萬，若是有心有力﹐在香港二十萬一年已經足以讓你心無旁鶩的作「搞事份子」了。但連任又連任，四年又四年，八百萬又八百萬，香港的民主進程因他們推進了幾吋？據我所知，議員還是首先修身齊家的多。

任人宰割的順民難言民主

　　所以，鑑古知今，到現在我還看不到香港有哪一個立法會的所謂民主鬥士真的是不可或缺的。我也不敢對他們再抱甚麼期望。不過，理解政棍的心理不難，難以理解的是居然有那麼多已經被生活壓得半死、已在輪候跳樓，和已被政府和立法會議員愚弄半生的蟻民居然也像那些候選人那樣，熱情如火的投入這樣的選舉活動，將投票率推至空前的五成五。將票投給保皇黨，固然是為虎作倀，獎勵無恥，但將票投給長期交白卷的民主派，也是縱容無能。香港的民主派結果只協助了當局佈置了美輪美奐的假民主櫥窗。若問假民主是否一定比真獨裁好？包括殷海光等思想家和民主先驅就不同意，因為假民主會混淆概念、污染語言，難以防範，反而真獨裁明刀明槍，容易對症下藥。香港立法會選舉只是一場炮製假民主的假戲，卻有那麼多選民跟候選人聲嘶力竭地假戲真做，場面實在滑稽。對此，國魂魯迅也語妙絕倫：「在中國要尋求滑稽，不可看所謂滑稽文，倒要看所謂正經事，但必須想一想。」

　　所以說，香港的廣大選民要不是與候選人狼狽為奸，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但奇怪卻有評論員以「第一世界選民、第三世界選務」來形容這次選舉。我以為，這次選舉從選民、候選人到選務都十九屬第三世界貨色︵如果沒有第四世界的話︶。難道逆來順受、無法不守︵包括惡法︶、低首下心、耐性過人的就是優質選民？甚或為虎作倀也是優質選民？通觀人類奴隸史，民主從來都不屬於這樣的順民？從歐洲、美洲到亞洲的民主國家，有哪一國的人民像香港人那樣逆來順受、奴顏婢膝的？以香港選民的性格，莫說不會介意二零零七年沒有普選，即使到二一零零年也沒有普選，他們至多也只會繼續很有秩序、很有耐性地上街遊行，然後和平散去，而民主派議員則繼續以捍衛民主為選舉口號，直至永遠。

──轉自《開放》(//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