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4日訊】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順利落幕，完成了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接班換代，而胡錦濤時代正式拉開了帷幕。可是緊接著，我們又聽得中共官方壓制言論自由的一系列舉措，比如中宣部命令關閉《戰略與管理》雜誌，以及關閉北京大學的一個叫“一塌糊塗”的網站，原因是這些地方出現了所謂“出格”言論。這些案子並不一定是胡錦濤個人所為，但卻在在凸現出胡錦濤時代的兩難選擇：一方面是勃列日涅夫式執政的僵化風險，一方面是戈爾巴喬夫式改革的失序風險。

前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一上台，第一要務也是要加強蘇聯共產黨的“執政能力”，他認為前任領導人赫魯曉夫的改革措施導致了黨內“人心渙散”，所以勃列日涅夫通過強調“科學管理”以及“優化領導體制”，來加強蘇聯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勃列日涅夫的確是一位很有能力的技術官僚，在他的調控下，蘇聯的官僚體制各部門的協調能力以及效率大大提升，由上而下的控制機制全面加強。對蘇共來說，勃列日涅夫時代也許是無憂無慮的黃金時代，因為表面上一切都四平八穩。但是，深層次的危機卻在不斷積累，體制積弊越來越深，而最大的危險是這個執政黨全面僵化，失去了自我改革的能力，這是最終導致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再來看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上台時有很深的危機意識，蘇聯共產黨貌似強大，但在僵化的體制中已經日落西山，氣息奄奄，內外危機重重。戈爾巴喬夫的辦法是通過銳意的民主改革來挽回蘇共執政的頹勢，也就是所謂的“民主重建”。但是，戈爾巴喬夫顯然未能掌握好政治操作中的控制與穩定，在改革過程中造成經濟秩序的混亂，進而導致政治過程失序，直至蘇聯解體。

在理論上，胡錦濤會力圖避免這兩個前途，一方面要避免勃列日涅夫式的僵化，一方面要防止戈爾巴喬夫式的失序。但從國內的報章看，中共領導層似乎對失序的風險很重視，而對僵化的風險不夠重視。正因為此，僵化問題很可能成為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的最大隱患與危機。為什麼這樣說呢？這就回到上面談的言論自由的問題：僵化與壓制言論自由從來就是一對孿生兄弟，兩者互為因果，密不可分。也就是說，壓制言論自由必然導致僵化，而僵化又必然建立在壓制言論自由的基礎之上。所以，胡錦濤時代要想不重蹈勃列日涅夫的覆轍，就要逐漸放開言路，允許言論自由在中國生根開花。否則的話，僵化與死氣沉沉將是不可避免的前途，它會斷送當前的改革開放的大局，叫“慢性扼殺”。

另一方面，如果要避免戈爾巴喬夫的失序問題，就必須加強法制，亦即在法制的道路上，完成政治體制的改革。這比在人治的道路上完成改革要更少風險。可以說，政治體制的任何變革，都是中共自己向自己開刀，一旦啟動，這個過程的確很難預知，很難控制。所以，應該先從憲政體制的改革開始，先完成憲政框架的穩定結構，解決“黨比憲法大”的問題，這樣，政治改革就有一個既定的軌道或限制性條件，而任何人為的因素都不至於讓改革翻車。戈爾巴喬夫恰恰是在沒有穩定的憲政框架保障下推動改革的，也正是在這裡翻了車。

總之，自由與法制，缺一不可，而只有在它們的雙重保障下，胡錦濤時代才能超越“僵化”與“失序”的窠臼。為此，中國急需立兩部法，一是新聞出版法，以保證言論逐漸放開，有序擴大，最終達到公民發表個人意見的自由，真正做到“言者無罪”。其次是要有一部“憲法法院”法，以落實中國根本大法的維憲、釋憲機制。現在的情況是，憲法框架在共產黨執政行為中實現，而不是共產黨執政行為在憲法框架中實現。這種情況很危險，而這也正是為什麼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一旦失序便不可收拾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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