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2日訊】我們的社會中時常會出現一些先進典型，最近就出現了任長霞這樣一位好公安的典型。每當出現好的典型模範人物之時，政府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大力推廣其經驗、學習其品德的社會活動。可是效果總是差強人意，甚至出現反作用。雷鋒和焦裕祿等，都曾經是道德典範，可是現在，向雷鋒學習和帶病上崗卻成為令人尷尬的不道德評價，其本身的價值與推廣這種價值的社會活動產生的社會效果出現悖逆。

本來出現雷鋒這樣的好青年，對我們的社會、對每一個人都是件好事情，他的那些助人為樂的行為無不體現著人類所共同敬仰的崇高品質。在剛剛號召向雷鋒學習的時候，也就是1960——1970年代左右，社會上還真湧現出了一批能夠與雷鋒比肩的先進人物，可是後來，學習雷鋒的活動就走了樣，變了形。特別是到了1990年代初，學雷鋒成為官員們凸現政績的專利。在全國各地出現了由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發工資、記考勤式的有組織、有紀律、有場所、有招牌的學雷鋒活動。過去雷鋒幫助的物件是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是他偶然遇見的事，可是這會兒，“雷鋒”們懶洋洋地坐在街道兩側，等待別人上門來滿足他們的學雷鋒欲望。過去雷鋒幫助過的人，是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比如向災區捐款，幫助有困難的路人，同時這些人都會感激雷鋒，從內心深處為這種助人為樂的品德所影響、所教育。可是這會兒，那些主動來找“雷鋒”的人，卻是貪圖免費的服務，並無真正的困難，他們也不會對這些學雷鋒的人心存感激。我們並非是要求別人感恩戴德，而是獲得無償幫助的人自然產生的感激之情會淨化人的心靈，強化人的道德意志。

所以，這種由政府出面組織的學雷鋒活動不但沒有做到抬升社會道德素養、淨化社會風氣的作用，反而還助長了社會不良風氣的形成，這不能不說是號召向雷鋒學習之初所始料未及的。這種行動的結果也敗壞了雷鋒這一典型的社會意義，使之庸俗化甚至被“小丑”化，比如人們常常會對一些做了點好事情的人用這樣的口氣說：“人家是雷鋒嘛！”“雷鋒來了哎！”“你想學雷鋒啊！”等等。過去有人被稱為雷鋒，會感到自豪，可是現在如果誰被人稱為雷鋒，會感到非常難堪。人們普遍害怕被人叫做雷鋒，那麼便沒有人願意再助人為樂；人們不是不願意助人為樂，而是怕被人稱呼為雷鋒。

焦裕祿是中國家喻戶曉的一位典型官員形象，幾十年來，他的精神成為中國政府激勵官員上進、淨化官場腐敗風氣的重要武器，向焦裕祿學習幾乎從來沒有間斷過。焦裕祿一生中最感人、最能夠說明一個共產黨幹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情節就是他的“帶病上崗”。本來，當一位官員心中只有工作、只有人民的利益之時，對自己的疾病不管不顧，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高尚品德（雖然現在我們從人道角度出發，不贊成這種行為）。他本無心有以意要帶病工作顯示自己的忘我精神。可是焦裕祿的這種自發的，高尚的“帶病上崗”，到了現在的官員那裏，卻成為不管不顧國家和人民利益，素餐屍位、貪圖權力的藉口，並在民眾之中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於是，這樣的一個典型的意義發生了逆轉，“帶病上崗”不再高尚，反而卑劣到了需要國家政府出面來禁止的地步。

英雄、先進典型模範人物等，是一個社會十分難道的寶貴的精神財富，而我們佔有的可資利用的這一財富並不多，可是為什麼在現實中，這些典型非但起不到應有的教化作用，反而會被一隻無形的手給予逆轉、發生異化，產生相反的作用呢？

比如“帶病上崗”，是如何從道德典範而終至“影響極壞”的呢？我們先具體分析一下為什麼要帶病上崗的的原因。在焦裕祿時代，帶病上崗是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的，一是那時中國的領導幹部比較缺乏；二是國家政治經濟正在困境之中；三是各級政府和官員還沒有形成有效的協調合作機制；四是上級要求嚴格、必須在限定的時間內扭轉某種不利的工作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領導幹部需要儘快地出成效，必須要付出超出平時數倍的努力來（我們且不論這種做法的歷史局限性）。所以，那時的現實需要帶病領導幹部堅持工作來為社會做出犧牲，而焦裕祿恰恰又具備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可是現在，不是工作多的沒有人來做，而是領導多的沒有工作做。因此，誰如有了病，就有可能被取代而永遠失去領導職位，況且這一職位的獲得，並非一定是他因為工作實績的優秀，而是通過各種不正當途徑才得以佔據的位子，那麼，他如何捨得離開呢？只好用帶病上崗堅持工作這種道德行為來美化自己，以塞他人之口。這樣既獲得了美譽，又得了實惠，自然成為許多帶病的領導幹部的首選之舉。

如果從根源上講，則關乎到制度建設方面較為深層次的問題。官員們不受民眾的約束，而只對上負責，是助長這種行為的沃土。從深層次上民主化，法治化，則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方法，如果僅僅依靠政府的號召和幾條禁令，是不能根除這一弊端的。

（2004-9-13）

－－轉載自《議報》164 期 //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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