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0日訊】在一個歡迎中國自由主義法學家袁紅冰教授抵達悉尼的座談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悉尼文壇上的知名作家陶洛誦女士，人們喜愛稱她“陶大姐”。

席間陶大姐有一個簡短的發言，看是漫不經心、平平淡淡，卻頗為精彩，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陶大姐自謙是一位沒有水平的家庭婦女，她說她也曾執筆寫過一些文章，揭露中共暴政下的罪惡，以圖伸張正義，但後來聽說到的罪惡愈來愈多，對善良者的迫害越演越烈，她開始感到無能為力了，繼而近來陷於享清福、打老虎機之中。袁紅冰教授的到來又令她清醒了過來，她認為袁老師做了她想做而一直沒有機會做的事，她自己不能夠再消沉下去了，也該做些對人類有意義的事了。

第二次見到她是幾周後的一個私人週末聚餐會上，那天名人名家聚集一堂。主角依然是袁紅冰教授，大家暢談人生時光如梭、自由國土安逸之際，也嚴肅地面對著中國社會現狀、人性及道德的理念，陶大姐再次語出驚人、震驚四座，她感慨地說道：“中國政權對法輪功團體的打擊和殘酷的迫害已經五年了，我為了一種私利也沈默了五年。”她認為作為作家、作為中國知識份子的代表之一，也到了該出來替他們說話的時候了。同時陶大姐詢問在座的有沒有練法輪功的，她願意就自己五年來的沈默向法輪功學員表示歉意。

在公眾的眼裏，作家總是那樣的高傲，而陶大姐在這種場合中放下文人的架子，真誠的自我剖析與反思，令舉座敬佩。

也許正是陶大姐的率直與正氣才促成了這次對她作簡短採訪的機緣。

陶大姐出身於北京一個高級知識份子的家庭，從小才思敏捷，幼年受過極好的啟蒙教育。在她的成長過程中，奶奶對她的影響力極大。她奶奶是一個受過傳統封建教育，相當賢慧善良的大家閨秀，從小教她背四書五經、唐詩宋詞。早在小學的時候，她的文學天賦就已顯露出來。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她的作文常常被老師當作範文在全班宣讀，老師對她的評語是語言簡練、表達力強、文筆流暢而且優美。她從小愛好寫日記，而且一直沒有間斷過，這對培養她對事物和人的觀察力、分析判斷能力及駕馭語言文字的能力都有極大的幫助。

在她18歲那年正好趕上文化大革命，紅衛兵血洗北京城，使她的人生、思想有了極大的轉折，從反對紅衛兵開始走上了一條當時被認為“叛逆”的道路。她姥姥也因為身份問題被紅衛兵趕回了農村，她母親也曾受到紅衛兵的衝擊，她也曾親眼目睹紅衛兵的暴行和殺戮行為。對紅衛兵的現象，儘管她沒有一套理論來闡述，但就人性的角度來看，她認為紅衛兵的所作所為太違背人之常情，稍微有點良心的人都不能忍受的。她由於在文革中幫助遇羅克送信給當時的總理陳毅，而在“一打三反”的時候受到牽連，被打成反革命而遭受牢獄之災。

因此從文革開始她幾乎沒什麼好日子過，在婚姻上也不盡如意，後來又逃出了中國到了澳洲，在西方自由的世界裏尋找自己的支點，生活才漸漸趨於平穩。

她認為她們這一代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包括整個青春的代價，不僅遭受了精神的痛苦還有感情的痛苦等等，她說：“即使來到了海外，我們的根還紮在中國，我們肩上還扛有振興中華的責任，每個人的能力大小不同，但都應該盡力而為。”

陶大姐是一個相當率直感性之人，不喜愛鑽研理論，做事喜歡憑藉自己的一種感覺，一種對人生的領悟來處理。同樣她認為對法輪功的鎮壓，就從最基本的人性——信仰自由出發，也是不應該的。她說：“信仰自由是天賦人權，就是共產黨自己憲法裏也講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雖說寫歸寫，執不執行是另外一回事，但這也說明這是一種普世價值，大家應該共同遵守的。”她認為法輪功裏多數是老弱婦孺，是一個弱勢群體，只是為了強身健體而已，而且她看到一些資料關於女性法輪功學員被殘酷迫害甚至投入男牢房，目的是為了迫使她們放棄自己的信仰。她很氣憤地說：這些女性只是信仰而沒有犯任何罪，即使是罪犯，共產黨不是還講要優待俘虜嗎？中共也曾經禁止藏民信仰喇嘛教，好多藏民被迫投雅魯藏布江，漂流回來的朋友告訴她說江面佈滿了藏民的屍體。她認為這些都是屬於違背了人的最基本的權利。

她覺得作家是一個很神聖的名詞，能夠稱得上作家的人也並不是很多，她就作為一個普通的人，也要說句公道話、說句良心話。以前一來由於恐懼，二來當時她自己還有些歷史遺留的問題沒有解決，還有必須寫的文稿沒有完，因為有些歷史問題，如果她不寫出來的話，那將是一段空白。因此她的良心被包圍起來，現在她覺得不能再保持沈默了。她說：“自己作為一個有良心的人活著，是很舒坦的，如果有一塊地方你把它是掖著、藏著，精神面貌就會很糟糕的，整個人也象彎曲了的樹枝直不起來；如果你正視這個問題，讓你的良心清明起來，把該說的話也說出來，自己的精神面貌也會變好。”

她談到在六四的這段時間裏，北京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社會治安徹底的好，是因為那時大家都覺得自己是一個人了，都站起來的，把壓在自己心中多年的願望都說出來了，都表達出來了，所以這種人格在站出來之後，道德自然會好了，後來六四遭到鎮壓，老百姓覺得沒出路，人格得不到尊重，社會風氣慢慢的又壞了。

她說：“這個民族經歷了這麼多的苦難，造就了很多關心社會的真正的知識份子，像當年社會的精英就有楊小凱（楊曦光）、遇羅克、林昭之類，現在那就有象袁紅冰這樣的人，我覺得他是屬於中國當代最優秀的知識份子，他能夠正視中國的問題而且有良知，把該說的事情說出來，把事物還原成真正的面目。這一批人都是相當有文學情懷的，感情豐富有良知，通過藝術的手法來展現自己對社會、對人生、對現實的一種認知。”

她認為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人都是社會造就的，由於水平不一、智慧不一、領悟不一、對社會的貢獻也不盡相同。她生活的一貫準則就是：人什麼都可以逃過，但逃不過自己的良心，作為人只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活著就行了。她特別欣賞黑人曼德拉用和平的方式化解了南非的種族鬥爭，她認為中國的百姓受的罪已經夠多了，她真心希望中國今後少動亂，用和平的方式使中國轉變成民主自由的國家。

針對世界上的日趨增多的恐怖襲擊事件、中共的一党專政、解放以來的10年一輪的政治運動、而且不讓人們有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光有中共他們一言堂等等，陶大姐認為作為芸芸眾生中的一份子，能夠把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感覺、對這個世界的想法說出來，就完成了自己在這個社會上生存的責任。

她說：“我們這一代人從小接受的理想主義教育，是一種奉獻精神，時刻為共產主義的理想而奮鬥，共產主義實際上是一個空洞的、理想化的騙人的東西，我們這一代人如果不能夠把我們國家建設成一個民主、自由、和平的社會，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的苦全都白受了。”

從70年代起，陶洛誦女士就開始在爭鳴雜誌發表文章，由於她特殊的生活經歷，爭鳴還曾向她約稿有關遇羅克的往事，為此她寫了《思想解放的先驅——遇羅克》，刊登時的標題是《一個被槍決的有為青年》。該文也是為遇羅克平反的第一篇文章。爭鳴雜誌還刊登了由遇羅克的家人向她提供的《遇羅克的日記》。遇羅克的這段歷史能夠得以重現，其實相當不易，陶大姐和遇羅克的父母及其弟妹失散了十一年，是在一個朋友的幫助之下重新找到他們，在瞭解了一些當初她還不清楚的事情之後，才使文革的浩劫中年輕一代傑出的代表遇羅克其思想脈動的歷史畫面得以真實的保存下來，也是這一代人的精神價值的體現。

來到自由的澳洲，先是生活在古樸而恬靜的阿德萊德，後移居到悉尼。她一直繼續不停的在文學的道路上馳騁，通過小說《南洋女兒歌》《艾德萊之戀》、散文《迅速改變身份》、詩歌《你是誰》、《會不會》等等的形式表達了她在豐富浪漫的異國氛圍中所蘊藏的詩情畫意般的情感，並經常在當地的日報上發表。

在1991年她發表了一部自傳體小說《留在世界的盡頭》，該部小說的手稿是她從中國帶出的，並在《星島日報》上連載，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讚譽。在2003年該小說由中國文聯出版式出版。有作家稱該部長篇小說是世紀末流浪澳洲的中國作家群中出現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稱讚她的小說所體現的是一代人的靈魂檔案，所潛藏的是關於一代人精神激流的寫照，所確立起來的精神人格，成為一個憂傷的理想主義者最為燦爛的路碑，且時刻昭示了與新中國同年齡的青年一次慘烈而悲壯的人生位移與精神遷徒，以及由此而得來的記憶遺症。

在1994年，她的另一部中篇小說《情婦》，栩栩如生地描寫了作為情婦的甜酸苦辣，在當時的《自立快報》上連載，引起自立快報銷量直線上升。在人們漸漸淡忘文革的陰影時刻，她於去年出版了真實而生動的紀實文學《生之舞》，喚起人們對那段生活的痛苦回憶和深刻反思，在澳洲引起巨大反響。她因這三部獨特的文學作品被稱為澳華文壇中的“三個第一”。

新洲華文作家協會今年的5月8日還主辦了一場《陶洛誦作品討論會》。與會的作家認為她的文章就像一面鏡子，可以讓每個人看到自己的當時。她的作品展示了其人格魅力，體現了她在驚濤駭浪中表現出來的獨立思考的大智慧。她的文筆很優美，是發自內心的，沒有花俏、沒有豪言壯語、沒有矯飾、經過30年的沉澱，也不是咬牙切齒，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客觀冷靜地把當時的事情娓娓道來，是留給後人的史料。

墨爾本的阿木作為連載《生之舞》的編輯還寫過整版的讀後感，用以參加此次討論會，他認為陶絡誦的作品採用了獨特的敍事方法和高超的白描手法，如行雲流水般地輕鬆自如，達到了舉重若輕，爐火純青的程度。《生之舞》的字裏行間，充滿對祖國、對民族那種刻骨銘心的愛，對扼殺人性的專制制度強烈的憎恨。從她的作品反映出她是一個始終清醒、堅定、熱忱的民主戰士，是敢於自我剖析的現代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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