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日訊】中國社科院最近推出的社會流動報告，顯示兩極分化正在擴大，各級官員高高在上，透過權力佔有各種資源，而下層民眾地位繼續下降，子女上升的障礙強化。

　　繼《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之後，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推出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通過大量的實証研究得出了幾乎相同的結論。報告顯示：處於十大社會階層底部、人數最為龐大的工人、農民，其經濟社會地位在繼續下降。在處於優勢地位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中，子女的代際繼承性明顯增強，低階層子女進入較高階層的社會流動障礙在強化，門檻明顯提高了。社會資源（包括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等）向上層積聚的趨勢，居社會頂部的強勢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佔有著最大的資源，對社會仍然具有最大的支配力。盡管作為一份官方的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有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局限性，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說出了真相。

　　兩極分化是中國今天最大的問題之一，二十多年來，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貧富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差距不是在逐漸縮小，而是在不斷擴大，這是個有目共睹的事實，社會學家孫立平提出的「斷裂」一詞就是對這一現狀的最好描述。與其不無曖昧地將現在的社會結構說成是「洋蔥頭型」的，不如乾脆直截了當地說成是「金字塔型」的，掌握權力資源的各級官員（所謂「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高居於這個金字塔的頂端，他們通過壟斷權力資源進一步佔有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其他資源，他們和通過各種手段在經濟市場化轉型中迅速暴富起來的暴發戶結盟，以佔總人口極少數的比例，卻佔有著最大數量的財富和大部份社會資源。居於社會最底部的工人、農民、農民工、失業、半失業者，作為中國人口的絕對多數，所佔有的財富和社會資源卻是鳳毛麟角，乃至可以忽略不計。所謂的「扶貧」政策往往喂飽了一些貪官汙吏和不法奸商。《人民日報》前不久報道，據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扶貧辦主任劉堅稱，二○○三年未解決溫飽︵人均年收入六百三十七元以下︶的貧困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八十萬人。姑且不管官方的統計數字水份有多大，僅這個趨勢本身就足以讓我們對現行的「扶貧」政策打個問號。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間階層的發育遠沒有完成，更不用說佔人口的多數。我們的社會距離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的穩定社會結構還很遙遠。

　　傳統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個人身份（如制度性身份和出生身份）與隨生而來的社會關係（家族、血緣）等「先賦性因素」基本上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地位和出路，這是所有的不公平中最大的不公平。《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雖然認為現代社會流動機制正在逐漸取代傳統社會的流動機制，但是也承認現在的社會流動還不是一個公平、開放、合理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一元化的舊計劃經濟體制時代遺留下來的戶籍制度、人事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並沒有終結，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的社會流動。

教育產業化封殺窮人兒女上升之途

　　如果對現實稍有瞭解，我們就不難發現一個波普爾意義上的「開放社會」尚未在中國形成，社會流動基本上是封閉的、緩慢的，談論一個正常的、相對合理、公正的社會流動機制還為時過早。遠的說，王朝時代的科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為社會底層的人們改變自身地位、向上流動提供了一定的通道。近的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恢復高考也為身處社會底層的人口向上流動提供了可能性，盡管高考本身存在很大的不公正，但它畢竟是一種相當不壞的方式。但在近些年來所謂的「教育產業化」政策導向下，高校迅速滑向庸俗化的唯利是圖的泥潭，處於社會底層的工人、農民及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階層的子女已越來越難以承受日益高漲的學費，這條社會流動的「獨木橋」如今正面臨著巨大的考驗。一句話，低階層子女進入較高階層的社會流動障礙正在不斷強化。與此相反，較高社會階層、特別是金字塔頂部的強勢階層出現了「代際繼承性」日益增強的趨勢，這是個不祥的信號，它意味著血緣、世襲的紐帶成為社會流動的重要保証。幾千年來，中國社會就是一個世襲制為基礎的等級社會，到「文革」曾出現了「龍生龍、鳳生鳳」的「血統論」，遇羅克為抨擊這一陳腐、荒謬的論調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盡管作為「潛規則」，世襲制在中國社會從沒有中斷過，但沒有像現在這樣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這樣演變的結果無疑是爆炸性的，因為維繫一個社會正常的延續，需要一定的公正性，也即社會要有相對穩定、公開的規範、規則，而不能統統按照心照不宣的「潛規則」行事。可以想像，當一個社會堵死了所有正常的向上流動的可能性之後，社會穩定就將失去最基本的保障。

　　「金字塔」投下了揮之不去的陰魂，一方面是上層社會的花天酒地、揮金如土、驕奢淫逸、貪得無厭，一方面是底層社會生計維艱、求告無門、欲哭無淚、看不到任何希望。由於沒有一個龐大的、負責任、有影響的中間階層發揮社會「緩衝器」的作用，貧富的進一步分化，財富和社會資源急劇地集中在極少數人群手裡，決不是甚麼福音，而是社會危機的前兆。中國社會歷來都是在這樣一種惡性循環中過來的。到了上層社會的腐化、暴戾到了下層社會無法忍受的時候，就會以新一輪的暴力呼聲進行洗牌，也就是對社會資源進行重新分配。所以金字塔的社會貌似最穩定，實際上隱伏著巨大的、不可預測的風險，在某種意義上，社會底部無疑是一座間歇性爆發的火山。

　　要避免出現史不絕書的大動蕩，「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必須完成向一個「橄欖型」社會結構的過渡。在公民沒有言論、結社等自由的前提下，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中間社會不僅是一個經濟概念，不是收入達到多少水平或者受教育程度、職業狀況，而是這些人對這個社會的認同感、責任心、發言權、影響力等因素共同構成的。缺乏這些前提，這個階層就不可能形成，更不可能壯大起來。

需要從金字塔型過度到橄欖型

　　有人提出「可持續地掠奪」、「有節制地剝削」之類實用主義謀略，就是意識到了兩極分化的高風險，為防止壟斷絕大多數社會資源的強勢階層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目的依然是為了繼續維護不公正的現狀，捍衛既得利益階層的最大利益。然而，只要「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沒有觸動，世襲制、等級制的陰魂不散，社會流動的正常渠道不通暢，一個合乎公平原則的現代社會流動機制不能盡快取代傳統社會流動機制，也就是把一個「封閉社會」轉變成真正的「開放社會」，社會底層缺少向上流動的機會，社會中間階層沒有健康地成長、發展的空間，僅僅依靠赤裸裸的「我吃肉，你喝湯」式的應急措施是絕對解決不了嚴重社會不公所導致的失衡。說到底，除了把自由還給人民之外，確實已無路可走。

　　四十年前，本民族最偉大的自由女神林昭曾在暗無天日的上海監獄裡如此深情地謳歌自由││「自由，這個人類語言中最神聖、最美麗、最高貴的名詞，永遠燃起人們特別是青春心靈之最強烈的愛戀與追求的感情！」

──轉自《開放》2004年九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