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8日訊】八月初，自合肥返回南京後，烈日之下，更加感到有必要前往上海拜訪那裡的朋友。到了上海之後，白天見到了忠厚仁義的戴學武，我們一見如故，立刻交心，都認為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追求的是制度的轉型，我們是推動者，不是推翻者，目前需要以啟蒙和維權為重心。

晚上他驅車數十公里，將我送到上海西北郊的嘉定區，就是在這個整潔的原來為嘉定縣府的地方，我再次見到了我們的老朋友李國濤。

李國濤，約五十歲，「文革」時期，作為上海的知青，被下放到東三省的北大荒，中共恢復高考制度以後，考回了上海，而後又於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於上海一所高校讀完研究生課程。九十年代以來，因為直接參與或帶領自由民主運動，先後遭到七年左右的勞教所的監禁。

他身材不高，由於下放和牢獄的折磨，看上去和多數民運鬥士一樣明顯缺乏營養，有些微駝，頭髮稀疏，一付信實真誠的笑貌，戴付高度近視的眼鏡，不斷的牢獄之災，耽誤了他的生活安排，仍然是個單身，和老邁的年近九十的老父住在一起。

他從來不追求個人的享受，衣裳都是很老舊的，穿一雙破舊的冬天穿用的皮鞋，住的房子是父母八十年代分到的老舊的房子，沒有任何裝潢，幾件舊的不能再舊的傢具，顯示了他一貫的儉樸，電腦是放在一個木製箱子上的，這樣的木箱，恐怕只有進城揀破爛的那群人才經常使用。

然而，正是這樣的國濤，今年以來，和戴學武一起，拿出自己緊有的儲蓄萬餘元，接濟浙江落難的民運鬥士以及他們的家屬，接濟安徽蚌埠張林的家小和王庭金的家小，接濟重慶的許萬平家小，同時也接濟了到處漫遊的我。無論外出到哪裡，他和學武僅吃盒飯，盒飯之外的任何食物，在他的眼裡，都是奢侈浪費，他的觀念是要節省，為那些需要救助的落難的同道或者同道中的困難戶節省。

這樣一個看上去非常普通平常的人物，有一顆金子般的愛心。《古蘭經》有言：「敬畏者，在富裕時施捨，在艱難時也施捨。」國濤雖然沒有明確地皈依某種宗教，但是他的優異的品格符合幾大宗教中的任何流派的準則要求。他敬畏良知，實踐自古以來任何先賢都認同的博愛的原則。我們可以說，他是個合格的佛教徒，是個合格的基督教徒，也配稱真正的伊斯蘭教徒—真正的穆斯林的品格。

說國濤是個勞謙君子，一點也不過分。吃苦耐勞和謙遜恭讓是他的特點之一。今年春天以來，他到南京，到蚌埠，和我們一起日夜切磋，商量如何紀念六四，在我遭到行政拘留的期間，他和安徽蚌埠的張林王庭金反覆郵件往來，修改我們共同草擬的文章《危機中的中國社會亟需民主英雄主義》，這篇文章的主旨不但是呼喚人們不要忘記六四，呼籲中共當局實施積極政改，同時也指出民主英雄主義的實際力量蘊藏在哪裡，目的是要掃清悲觀主義的迷霧。

這夜，國濤特別強調了必須立刻發起廢除勞教制度的全球性簽名請願活動。我不反對他的構思，只是希望能夠在立秋以後進行。請願是最溫和的依法維權活動，即便如此，我們也應該吸取軍事行動的一個規則—一次戰鬥之後，是需要休整的；而投入一次新的戰鬥之前，則需要充分細心的準備。

次日，國濤和我一起乘車，約三個小時，才從大上海的西北部到了它的東南部。就在前中共檢察官、現自由思想家的顧則徐的駐地附近–南匯區祝橋鎮，找了近兩個小時，才找到則徐。我們三人海闊天空，古往今來，無所不談。書桌邊，道路上，小吃鋪前，留下了則徐很多博學而機智的言談，以及國濤很多直率而懇切的言談。入夜，我們在躺地板上一直聊到入睡。

天亮以後，國濤和我告別了則徐，前往大上海的西南部—梅隴火車站附近，在那裡我找到了流亡海外的民運鬥士—陳榮利的同案管林根，他說他們的判決書已經自老家鹽城寄往上海了，一旦收到，就立刻以郵件的方式發送到我的信箱。我再發送給台灣人權促進會。但是我擔心，路上遭到官方的攔截，後來果真是途中丟失了。

我在梅隴站候車前往杭州，國濤一直陪我幾個小時，到接近黃昏，車子進站後，他才離開。望著他的背影，那個曾經受到很多年牢獄折磨而後有些微駝的背影，我的心裡，敬意之上，不免攙進了悲痛的感覺。這樣的人物，應該是國民的代表，應該是國民的公僕，然而專制制度剝奪了他這樣的機會，同時將很多政治迫害強加到他的頭上，壓抑了他的德才的施展。

這次分手以後，我於八月十四日到了昆明，我們通過幾次電話，此外通過電子郵件，瞭解到他一直為呼籲廢除勞教制度的全球簽名請願而操勞。那些大量的電子郵件中，可以看出他理念、熱情、正義感和不懈的勤勞。

最近聽說他遭到上海警方的禁錮。這種禁錮，完全是非法的，非正義的。警方沒收了他的電腦，搜查了他的住房，不容許他走出家門，切斷了他和外界的聯繫。到目前為止，他的情況如何，還不得而知。

這位上海城下的特立獨行者，在大上海四處物慾橫流的環境中，過著簡樸的生活，不但晝夜為自由民主的事業而努力工作，而且盡力幫助更加困難的朋友，同時既不畏懼強權，又依法請願維權，其高尚的品格，值得我們引以為模範。

楊天水於昆明

2004年九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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