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7日訊】

四 一黨獨裁所嬌縱的權力狂妄

雖然與中共的其他領袖相比，鄧具有過人的政治謀略、大膽的政治氣魄和審時度勢的務實作風，在毛澤東死後，他能夠迅速地利用民心向背，迅速地清除了毛的勢力範圍，掌握了最高權力；接著又迅速結束了主宰著全社會的階級鬥爭哲學，把國家引上了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發展方向；他大量裁軍，把人力物力儘量用於經濟建設；他在早期就權力過於集中、缺少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和黨政機構過於龐大的制度弊端，提出過進行與經濟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的初步構想；在對外關係上，他放棄了爭當第三世界領袖的野心，提出務實的和平外交方針，用交往代替對抗，與西方國家全面修好，並且在處理香港問題上顯示了制度創新的能力，也於1992年促成了大陸與臺灣之間的第一次公開對話。

（一）把所有政績歸於自己的鄧小平

然而，他的智慧、魄力、創造力和務實作風，皆被一種中世紀式的無知狂妄所束縛。老資格革命家的坎坷經歷和毛澤東式的人格無知，使他具有大多數中共黨魁那種根深蒂固的狂妄人格，以爲自己的決策永遠正確。他真誠地相信：只有中共能夠拯救中國和建設中國，只有他能夠領導中共且掌握改革的正確方向、制定出符合國情的改革策略、設計出未來的藍圖；只有他恩賜給人民的生活才是最符合人民利益的、也是人民最想要的生活。任何改革決策只能出自他的口中，即便是採納了別人的改革建議，其發明權也要歸他所有。而任何有違於他意志的政見皆被視爲僭越，皆要在政治上乃至人身上付出慘重的代價。在鄧小平還能夠理政的時期，所有重大的改革決策的“知識産權”都歸於他的名下，其霸道和蠻橫一點也不次於毛澤東——出口就是“五十年不變”，閉口就是“一百年不動搖”。在他死後，所有的極端讚譽都隨著他撒向大海的骨灰而響徹天地，他是劃時代的“總設計師”、他作爲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後的“鄧小平理論”的創造者，進入共産聖人的殿堂，“鄧小平理論”成爲指引大陸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偉大旗幟”。他自己說要廢除終身制就是制度創新的改革，而胡耀邦勸他以退休來兌現承諾，就是有政治野心，《深圳青年報》也因爲發表贊成鄧小平退休的文章而被整肅。在極權體制下，獨裁者的喜怒哀樂決定著一切，說不定哪句話就讓獨裁者聽著不順耳，隨之發生的輕則是說話者個人的災難，重則是株連一大片乃至造成一場社會性災難。

所以，當決策的實施成功時，主要的功績歸於他；而當決策失誤時，他就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這也是沒有政治責任追究制的極權制度的慣例：最高權力者在生前永遠不會有錯，永遠要找別人來替獨裁者頂雷，成功時他就是唯一對政績負責的決策者，而失誤一定是別人的，責任也要由別人承擔。比如八十年代的硬闖物價關，造成了物價飛漲和民衆搶購的社會緊張，也爲八九運動的發生埋下了導火線。執行者趙紫陽因此受到黨內保守派的攻擊和社會輿論的指責，而決策者鄧小平卻毫毛無損，依然是改革的總設計師。

（二）玩弄翻雲覆雨的狂妄

鄧小平既是實用主義者，也是機會主義者，翻雲覆雨使他的拿手好戲，而他之所以如此機會主義玩弄權術，就在於他具有那種自己永遠“偉光正”的狂妄：“無論怎麽做，我都是對的” 。

所以，當他需要民意支援來奪取權力和鞏固權力之時，他就讚揚70年代末發自民間的“西單民主牆”運動，而一旦他掌握了權力，便翻臉不認人，嘴巴一撇，針對民主牆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言論自由”和“人權保障”的政治改革而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且毫不猶豫地對民間的持不同政見者進行專政。因爲，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保證中共政權的絕對權力，進而保證他那爲所欲爲的無知和狂妄不受挑戰。

所以，當他爲了鞏固其權力、推行其決策時，他就重用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黨內的開明派人物；而一旦他們的行爲有違於他的意志、進而使他産生權力危機的恐懼感和虛榮心受挫的恥辱感之時，他就會聯合其他的黨內保守派將這些爲他衝鋒陷陣的人逐出權力核心，直至收回由他賜予的一切權力，並把這些冒犯了他的人置於失去人身自由的監禁境地。

所以，當他爲了擊敗政治對手和確立自己權力的意識形態合法性時，他就發動“思想解放運動”，讓知識份子爲他的“貓論”進行理論的論證，並昇華到“實事求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高度；而當他意識到知識份子在思想解放的口號下越來越背離他的意志和觀念、進而對他的權威構成挑戰時，他就發動“清汙”和“反自由化”運動，用黨紀處分、行政懲罰乃至監獄等手段，封住那些曾經爲他的意識形態合法性作出過不可替代的理論貢獻的知識份子的嘴巴，進而用專政的利刃割掉社會良知的舌頭。

所以，當他需要民意的支援重返權力寶座時，他就爲“四五運動”平反，並把這一運動稱爲“反四人幫反文革反暴政”的偉大的正義之舉；而當他害怕民心所向的改革要求顛覆其權力寶座時，他就下令開槍，殘酷地鎮壓“八九運動”，屠殺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的學生與平民，流放、處死和監禁所謂的“暴徒、黑手和反革命組織的頭目”，並將這一運動定性爲“反革命的動亂和暴亂”。甚至滅絕人性到不給死者以任何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賠償，不准六四死難者親屬公開悼念無辜受死的親人。在鄧小平的權威籠罩下，偌大的中國居然沒有一塊死者的墓地，居然不准一滴悼念的淚水公開灑落、一束獻祭的鮮花合法地在亡靈前開放。最近出版的《六四文件》，有爲鄧開脫一部分罪名之嫌，把鄧小平描述成被李鵬欺騙的老人，而實際上這種說法根本無法令人信服。因爲，他當時所倚重的前臺人物是趙紫陽，他爲什麽只聽李鵬的彙報而不聽趙紫陽的說明？爲什麽只相信李鵬而不相信趙紫陽？還是李鵬對八九運動的否定性抹黑，很對他的一貫胃口。更重要的是，李鵬對他的表面恭順讓他感到安全，不會對他的權威和狂妄構成任何挑戰，而趙紫陽對“4•26社論”的置疑和不同於這個社論的“亞銀講話”，無疑是對他的嚴重冒犯。

所以，1989年春天，趙紫陽在與來訪的戈巴契夫會見時說：一切重大決策都要由小平同志最後拍板。不過是對確鑿事實的公開客觀陳述而已。正是這種事實陳述向全世界揭開了鄧小平玩弄的廢除終身制的假面，戳穿了一直隱藏在黑箱裏的政治權謀，損害了他在國際上的開明形象和一手遮天的權力虛榮，才使他最後下決心徹底廢掉由他提攜的接班人趙紫陽。

（三）蔑視民意的狂妄

鄧小平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而在事實上，他象所有的獨裁者一樣，自奉爲人民的慈父和改革的總設計師，而人民不過是受他操控和恩賜的群氓。

所以，他以豬的智力理解人性，用餵養豬的手法對待人的欲望。他只許諾給民衆以小康的溫飽，卻認爲中國人愚昧得還沒有資格享受自由和民主；他只預言按照他的既定方針發展下去，2050年的中國在經濟上能夠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卻無視在不可阻擋的世界性自由化民主化潮流面前中國的另一種未來，人性的另一種不同于豬的生存方式。難道中國人永遠只配象豬一樣靠統治者餵養的方式生存，只配被關在極爲狹小的豬圈式的空間內，過那種吃飽了睡、睡醒了吃的動物生活，而不配爭取到以自由來安身立命的人的生存嗎？

換言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高速和物質生活的改善，使人們在對比鄧的低調實用主義與毛的高調理想主義之時，顯然是褒前者而貶後者。但是，鄧的實用主義的政治智慧所具有鮮明的豬哲學特徵，從長遠的未來發展的角度看，他所描繪的中等發達的“小康生活”，並不符合現代社會關於“發展和進步”的整體觀念，也不符合具有理性和尊嚴的人性的多樣化欲求。這種豬哲學對中國人靈魂以及社會倫理基礎的毀滅性破壞，其程度並不比毛的烏托邦的破壞性小多少。特別是對於堅持一黨獨裁的體制來說，與其說鄧理論是對毛思想的修正或顛覆，毋寧說鄧所倡導的豬哲學正是對毛的鬥爭哲學失效後的最好填補，正如中國古代的皇權一直依靠儒道互補一樣。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對於創造一個健康的制度和培育健全的任性來說，都是只能加深疾病的毒藥，而且是致靈魂於癱瘓的劇毒。

1984年中共執政35年大慶時，鄧小平檢閱三軍和接受億萬民衆歡呼時的感覺，從他個人成就的角度講，是他漫長而坎坷的政治生涯的顛峰體驗——既是他在向全中國和全世界顯示他在黨內具有絕對權威的時刻，也是他洗雪了曾被毛澤東玩弄於股掌之恥辱的時刻；既是他真誠相信自己就是救世主的時刻，也是他底氣十足地自以爲絕對正確的時刻。也是在這一年，鄧小平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達成了用“一國兩制”的方式收回香港的協定；還是這一年的年底，鄧小平被美國《時代周刊》選爲年度封面人物，中共的領袖終於得到了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輿論認可，又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獨裁者的狂妄。

（四）被獨裁制度保護和縱容的狂妄

所有的獨裁者之所以敢於狂妄、能夠狂妄、並把一己的狂妄強加於億萬民衆，就在於獨裁制度的本質恰恰是嬌縱這種頑童般的無知和狂妄的最佳保姆。獨裁者不願放棄這種制度，既是因爲既得利益，更是因爲放棄這制度就等於放棄了狂妄的資本。與這種制度化的無知狂妄所造成的災難相比，意識形態的陳舊和僵化的危害真的不算什麽。回憶一下史達林時代的蘇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金日成時代的北朝鮮、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共産制度造就的無知和狂妄讓人類所付出的代價，僅僅是生命一項就高達一億多人。如果再加上希特勒時代的德國，極權制度的狂妄所造成的世界性災難，成爲剛剛過去的一個世紀最慘烈也最恥辱的人類大劫難。

只有極權制度嬌縱的無知和狂妄，才會使獨裁者真誠相信自己的絕對正確一貫正確，才會以個人的權力意志爲唯一標準，不擇手段不計後果地翻雲覆雨。這是一種愚昧的人格，也是一種野蠻的思維方式，狂妄人格在思維上的表現就是全知型的決定論和唯一論，在行動中的表現就是獨斷專行和爲所欲爲。如果說人在上帝面前的最大原罪是目無神聖的狂妄的話，那麽人在世俗之中的最大人性缺陷就是自以爲救世主的狂妄。如果說神性思維的最大惡習是通過對信仰的壟斷來維護政教合一的現實秩序，那麽人性思維的癌症就是用無所不知的全能意志尋找並且自以爲找到了人間天堂。

決不能小看這種獨裁者的無知和狂妄，歷史上的一切極權制度的強人和偉人，都有這種目空一切的救世主式狂妄，自以爲能夠拯救國家和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在人間建立天堂，其結果卻無一不是把人民與國家置於水深火熱的人間地獄。這種人格和思維，頭上沒有上帝，眼中沒有民衆，四周沒有法律，心中沒有對高貴生命的敬畏和謙卑。它不僅存在於共産主義理論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的人格中，存在於史達林、希特勒、毛澤東、卡斯楚、金日成等第一代極權者的人格中，而且存在於N代極權者的人格中。回憶一下李鵬在八九運動時期與學生代表對話時的傲慢，江澤民教訓香港記者時的目無一切，朱鎔基在講話時動不動就“我給你……”的句式，無不浸透了這個制度所嬌縱的權力者的狂妄。就連一個縣級法院院長也具有這種無知的權力狂妄，出口就是“你以爲我是誰？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要管空氣”。只要獨裁制度存在一天，執政者的無知和狂妄就將作惡一天。因爲自由的死地是“強制”和“獨斷”，而這二者皆來自自以爲全知全能的無知和狂妄。

狂妄必遭天責，縱容狂妄的民族也必須承擔這種天責的災難性後果。而非常不幸，中國正是這樣一個屢遭天責的民族。

結束語：密不透風的監獄和四處漏風的監獄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大陸中國是一間密不透風的監獄，那麽鄧小平時代，雖然一黨獨裁的監獄性質沒有實質性改變，但是這座監獄，不但有了執政黨劃定的放風空間，而且出現社會整體性的灰色區域，這是一種防不勝防的四處漏風的超控制空間，執政黨意識形態的瓦解和各級官僚的自我利益的激勵效應，遠遠大於執政黨操控體制的真正效力。執政黨的任何決策在向下貫徹的過程中，呈現出層層效力遞減的局面，越到基層越失效。這種統治效力的遞減現象幾乎遍佈所有領域，即便是意識形態操控也不例外。比如，中共宣傳部和國家新聞出版署禁止發行的許多書籍，都可以在遍及全國各地的個體書攤甚至國營書店中買到；被列入不准在大陸媒體公開發表作品的黑名單的知識份子，仍然公開地在報刊上開專欄、發表談話。

大衆不相信中共政權，瓦解了執政黨的民意合法性基礎；中共的各級官員也不相信自己的執政黨，權貴家族和代理人的普遍腐敗從體制內腐蝕了政權本身的統治能力；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是一種中共裝模做樣進行統治，而各級官員裝模做樣執行和老百姓裝模做樣服從的狀態。鄧小平開啓了權力與資本共謀的時代，它的政治後果只能是：不論中共當局想不想主動進行政治改革，中共體制已經處在不可遏制地潰敗之中，而且潰敗的速度越來越快，隨時都有可能因偶發事件而出現多米諾式的崩潰。換言之，現在的中共政權所面臨的，已經不是“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問題了，而是先變灰後變白的旗幟能打多久的問題。

（全文完）

2001年1月11日於北京家中

2004年7月15日修定於北京家中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