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7日訊】我們在上次節目仲介紹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對愛因斯坦的批判運動是如何開展起來的。在這次節目中我們繼續介紹運動的發展情況。

當時在北京﹐對愛因斯坦的批判運動是由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親自控制的。但是在文革的左派中﹐以上海為大本營的張春橋和姚文元與以北京為基地的陳伯達明爭暗鬥﹐他們都把批倒批臭愛因斯坦看成為自己增加政治資本的機會。就在北京的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上海也在1969年以復旦大學為中心成立了“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筆名“李柯”﹐說要象批判走資派那樣把愛因斯坦交給群眾批判。為了給大批判收集材料﹐他們讓一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知識分子翻譯外文資料。當時除了愛因斯坦﹐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還把西方的許多著名科學家也放進大批判的名單﹐包括巴甫洛夫和居裡夫人。

1970年夏天﹐在廬山會議上﹐陳伯達突然倒臺了。陳伯達的倒臺使北京的大批判運動失去了得力的後台。北京很多科學家本來就是迫於壓力違心地參加運動﹐在陳伯達倒臺後他們更找到了迴避運動的藉口﹐於是北京的運動在1970年夏天以後不了了之。但陳伯達倒臺卻使得上海的批判運動成了唯一的中心﹐姚文元取代了陳伯達。

1971年初﹐姚文元在上海寫作組的彙報會議上說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要先抽象肯定﹐再把他們罵倒。於是李柯等班子立即抓緊寫作大批判文章。1971年九月﹐姚文元到上海﹐寫作組把趕寫出來的稿子給他看﹐姚看到文章中說平直時空比彎曲時空更錯誤時﹐儘管他毫不懂科學﹐但卻指示說彎曲時空也同樣錯誤﹐因為它必然導致封閉宇宙和有限宇宙的結論﹐於是寫作班子再進行修改。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垮臺﹐由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文革的極左路線受到挫折。周對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是抵制的﹐主張恢復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他也反對批判愛因斯坦和西方科學。在一次會見外賓的時候﹐他特意提到愛因斯坦和馬克思一樣﹐是猶太民族對世界的貢獻。周的這番話使得極左派的批判稍微收斂了一些。在1972年九月寫出的第五稿中﹐他們改變了一味咒罵的筆調﹐甚至說愛因斯坦也算得上“科技領域裡革新的闖將”﹐但仍然批判相對論在“反動世界觀指導下而造成的理論上的錯誤和荒謬。”這篇文章送給姚文元後﹐終于得到了姚的誇獎。這份稿子後來就成了公開發表的批判愛因斯坦的文章的樣板。

到1974年和75年﹐批判愛因斯坦的運動又和當時的“批林批孔”運動結合起來了。

上海的李柯等寫作班子在他們的文章中說愛因斯坦就是西方學術界的大儒和孔老二。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的目的是整倒周恩來﹐為文革中崛起的“四人幫”奪取最高權力掃清道路﹐於是李柯等人的文章中以批愛因斯坦為名對周恩來進行影射﹐說“愛因斯坦在晚年既孤獨又悽涼﹐既看不到任何政治上的出路﹐又幻想復辟﹑倒退﹐使資產階級返老還童﹐恢復青春。”當時明眼人都能看出﹐這些話是影射周恩來對文革極左路線的抵制和不滿。1975年﹐“四人幫”奪取最高權力的鬥爭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批判愛因斯坦的運動也跟著升高了調門。上海的寫作班子一份批判文章改寫成愛因斯坦傳﹐把愛因斯坦的一生寫成是反革命和為帝國主義作辯護。

對愛因斯坦的批判直接影響了中國科學界。當時中國的科學家是如何對付這場運動的呢﹖這場運動又是如何收場的呢﹖我們今天回顧這場運動﹐應該吸取什麼教訓呢﹖我們下次再回答這些問題。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