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5日訊】這些年由於吏治高度腐敗、司法救濟大面積失效，地方諸侯不聽當局中央的話，違背國家法律與中央政策，基於維護國家憲法尊嚴，基於維護公民自己的基本權利與實現社會正義，出於對民族、國家前途的憂患，出於對政府與社會改革轉型的義理支持，敢於承擔的人們開始紛紛走向維權的道路。在這期間，誕生了很多為了大眾利益、特別是為弱勢群體的農村農民與城鎮下崗工人的權益，很多知識精英，包括大學學子放棄教舒適的城市生活，不畏腐朽力量的強暴與對生命的威脅，毅然拿起法律武器，坦然走向與腐敗專制做鬥爭的漫漫維權征途。下面就是以劉浩鋒、鄭一劍、劉柏江等公民在浙江省湖州市長興縣雉城鎮五峰村的維權活動紀實。

第一回合：正義劍在湖州

緣起

位於浙江省東北方向，界於安徽省、江蘇省三省交界處的長興縣，是中國經濟百強縣之一。該縣盛產蓄電池而聞名全國。可是發生在該縣郊區五峰村，縣裡勾結劣商違法征地的事情，使農民在抗爭無效，反遭打擊報復後，別無選擇的人們走向了上訪之路。那麼到底因具體什麼事情發生了怎樣的情況呢？請看下面的上訪材料，與圖片資料。

尊敬的中央領導：

您好!

我們是浙江省長興縣雉城鎮五峰村的農民，在2004年7月9上午8時30分左右，我們見到鎮政府、縣政府的領導到村裡來，我們有村民就問領導關於返還我們土地的問題，領導說：「你們不要上訪了，你們上訪也沒有用。」並責問我們村口馬路及被徵用的1150畝土地上懸掛著的標有「抗議非法征地」和「還我土地」的標語是哪個村民寫的?我們正在和縣委、鎮政府領導評理時，突然之間，一支由縣公安局及湖州市特警部隊組成的公安隊伍(大約有300餘人)在公安局長的帶領下衝進了村裡，我們村民還未反映過來，只聽公安局長說「抓人」，公安、特警們馬上就動手抓我們，我們毫無反抗之力，眼睜睜的看著公安把我們的村民抓進了警車，一個上午共抓走了我們10個村民，就連我們村上年紀最大的老大爺(今年已78週歲)也無緣無故被干警硬抓走了，下午3時左右，公安干警又衝到我們村又抓走了兩名村民，公安干警在抓女村民時，該女村民因受不住公安的硬拖，被公安人員拖到暈死過去。尊敬的領導，7月9日發生的這一切，都是起源於我們長興縣強制徵用我們村1200多畝土地引起的。事情經過是：2003年1月，縣政府以建設「土地儲備中心」的名義匯用我們村的全部土地(土地中涉及基本農田950畝，耕地200畝，其它土地約140畝)由於政府未給我們留下口糧田。我們村民對政府的做法都有意見，不同意政府全部徵用，我們拒絕在征地同意書中籤名，但政府說「徵用土地是經過國務院批准的」，我們信以為真，雖對政府的征地行為不滿，但是國務院已經批准了，我們也是無可奈何。9月左右，在縣政府出動多名公安、特警的前提下政府派鏟車強行把我們尚未成熟的水稻全部推倒在地裡，由於有公安干警把守，我們農民敢怒不敢言。在領用征地補償款時，我們發現很多問題，比如：1、征地價名義上說每畝是24600元(包括青苗費等所有費用)但我們村民實際上拿到手人均只有15000元(村提取每畝工作經費1000元，管理費每畝864元，每畝土地面附屬物2000元，由於房屋被拆遷，政府另按排屋基地，又要收我們每戶15000元)。2、政府說給我們辦理參加養老保險待遇，但全村900餘農民中只有20個人享受這種待遇。假如政府真的確保，我們全村夠參加養老保險的人都能享受參加保險待遇，那麼，我們的土地補償款根本就不夠繳納養老保險費，如我們去借錢繳納保險費，我們農民一無所有一分錢都沒有了，借來的錢根本無能力還，買米吃都買不起，我們如何生存? 3、政府未給我們安排出路。4、政府征地時說是建造土地儲備中心，但我們看到杭州濱海房地產公司在我們的土地上建造高級商品房出售的廣告。考慮到今後的生存問題，我們開始懷疑國務院是否真得批准縣政府徵用我們的全部土地?於是我們要求政府出具國務院批准征地的文件，但政府拒不出具。在我們村民的強烈要求下，政府出示四份公告複印件，公告稱：徵用我們的土地是經過浙江省政府批准的，看到政府出示的公告，我們農民又發現了很多問題，比如：1、政府實際上共徵用我們1200多畝土地，在四份公告中土地全部相加只有1150畝，還有140幾畝土地未批。2、縣政府明明是一次性徵用我們1200多畝地，為什麼要分4次只報批1150畝?3、被征土地中種水稻的基本農田有950畝，但公告中全部變成了耕地及其它用地。4、長興縣只有一個雉城鎮五峰村，但在公告中我們看到縣政府兩次用徵用知城鎮，五豐村土地分別為22．7801公頃和33．8956公頃，縣政府為何要捏造一個知城鎮，一個五豐村?5、徵用1200多畝地，明明是只有國務院才有權批准，為什麼變成了浙江省政府的批准。6、公告上說明縣政府征地足建造土地儲備中心，為什麼杭州濱海房地產公司在這1150畝土地上做出售商品房的廣告和宣傳?帶著這麼多疑問，我們開始向縣政府、鎮政府領導反映，要求給出合理解釋，但政府領導不予理睬我們。在縣政府領導和公安局局長的帶領下，出動公安、武警約400餘人在我們的1200畝土地上圍成一個圈，由杭州濱海房地產公司組織施工隊，強行在1200畝土地上建造圍牆，把田都圍了起來。無奈，我們開始向浙江省政府信訪局，省國土廳上訪，但是毫無音訊，我們又向省長信箱發郵件，向分管土地的副省長和副書記提交書面報告，請求返還我們土地，我們願意退還我們拿到的15000元惘a補償款，請求省政府領導出面解決，但是也一直沒有音訊，我們苦苦盼望著上級領導出面維護我們，上級領導沒有盼到，卻迎來了縣政府的打擊報復，我們經常被公安局抓到派出所去關上幾個小時，有時在半夜裡，我們都會被公安驚醒，被帶到派出所去。由於被征土地已閒置，荒蕪了19個月了，我們多次要求讓我們種地、種糧，但政府寧可把地荒著，也絕不允許我們耕種，在叫天不應，呼地不靈，沒有領導肯站出來為我們農民說話的前提下，在2004年7月8日，我們把寫有「抗議非法征地」和「還我土地」的標語懸掛到村口馬路的樹上，我們此舉是希望能夠引起政府領導的重視，早日為我們解決問題，沒料到政府在第2天一早(7月9日)派來了公安和特警部隊到我們村來鎮壓我們。我們有冤無處伸，人身安全沒有保障，請求中央領導為我們農民說句話，為我們主持公道，我們全體農民感激不盡，永世難忘!

此致

敬禮

浙江省長興縣雉城鎮五峰村全體村民

2004年7月10日

2004年7月下旬的某一天，浙江省杭州市某集團公司的法務經理朱琴芳在一朋友處反應情況，劉浩鋒一看材料很氣憤，就說，不如找個新聞界的朋友給曝光一下。當即，朱琴芳將材料留了一套給劉。劉答應幫忙聯絡。劉的朋友於建嶸是一個中國農民問題專家，他對朱說，他會將材料匯報給中央，但是什麼時候到下面去調查處理，要有耐心等待。朱一聽這麼說，知道可能要很長時間，甚至有可能沒有結果。她只好先回杭州。第二天，劉給幾年未見，原《百姓信報》的朋友鄭一劍打電話，趙接電話時正在海南採訪，他說轉身他要去福建福州、福安採訪。於是劉只好等待。過了兩天後，朱琴芳從杭州給劉浩鋒打電話，催促事情有無結果。劉只好又給鄭一劍打電話，並說，如果他實在沒空，就讓他把《南方週末》報北京記者站的壽蓓蓓記者的電話告訴一下。趙正在福建省採訪「東南汽車城」的事，說沒帶她的電話，回京再說。大概一周後，當劉約見鄭一劍，將材料給他閱讀後，趙回話給劉，現在全國涉農事件百分之八十是關於土地問題的，記者曝光後，當地政府很可能也是行政不作為。劉說，地方村民自治如果很規範的話，應該不存在這樣的事情。關鍵是農民兄弟公民意識的覺醒問題，要懂得運用法律的武器，來做鬥爭，以此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要放棄對清官依賴這封建傳統意識。國家最高領導人也倡導依憲治國、依法治國。趙說，他也是這樣的想法。應該讓農民兄弟學習法律，運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他和北京正義劍法律咨詢服務中心的主任劉柏江博士就在福建進行相關的活動，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劉說那就先見農民兄弟再說。當把聯繫好記者的消息告訴朱琴芳後，朱說帶農民代表來北京。劉把消息告訴趙，什麼時候方便見面。趙說正在東北採訪，當晚七點坐飛機回北京，晚上再電話約見。於是，雙方約好時間，朱琴芳帶著農民代表胡批金坐飛機在確定日的下午兩點左右到了北京。劉叫他先安排好住宿後，下午五點到劉海澱區香山的住所見面，晚上帶他們去見面。朱下午如約而至。在劉家吃完晚飯後，由劉帶到鄭一劍處見面。

探索路徑

維護正義我們除了給某個弱勢群體要回權益，可下一次作戰，作為個人或幾個小機構有無足夠經濟、精力、資源繼續去面對全國性因腐敗、專制衍生弱勢群體對法律援助的迫切需求與腐敗勢力的反擊、報復？維護正義究竟有沒有一條弱勢群體、維權者、社會共贏的路徑？維護正義的手段究竟要怎樣才符合長遠利益？維護正義的成本支付與風險承擔模式是怎樣的？以前的劉浩鋒，包括鄭一劍兄從沒考慮過這個問題。鄭一劍兄以前是個身價百萬的富翁，在維權事業上貢獻了全部，最後連准妻子也生氣飛了。如果他們按老路走下去，那麼大家面臨的是生存難題。長期以來，人們的道德觀認為要做好事不留名、不要利，作為一名罷免專家，大家沒有來自政府的直接或間接的財政支付，也沒有或缺少國外資金的扶持，不靠民眾，想做事的不僅做不了事，需要救助的這些弱勢群體更是無人問津，聽任專制宰割。而建立一種可以長期生存發展的維權策略是必然面對。回答前面的問題，僅僅靠一群知識、行動的民間精英分子是遠遠不能去面對全國性因腐敗、專制衍生弱勢群體對法律援助的迫切需求與腐敗勢力的反擊、報復的。我們應該按照現在的法律與政策，組織、引導民眾拿起法律武器，告別青官意識，在同腐敗地堅決鬥爭中培植起群體的現代公民意識；只有民眾自己的公民意識覺醒了，民眾自己能強大到獨立地支配自己的權利意識，才能最終一勞永逸地解決重複出現的腐敗與專制問題。這樣才符合長遠利益。維護正義的成本支付與風險承擔模式其實很簡單。一個人做一件或幾件好事是能夠作到的，但是作好事只有付出沒有實際收入，最後連自己生存也成了問題，那麼，最後，想繼續從事維護正義活動的人，也只好放棄，而改去謀生。那麼，要解決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經濟學觀點：誰支付代價、承擔風險就誰收益。我為你的利益支付了代價、承擔了風險，要會了利益，我應該合理收取你的回報，以備生存、發展、繼續維權事業。一句話；羊毛出在羊身上。出現這樣一個社會問題，需要我們這樣認真去探索，這是一個專制、腐朽社會的悲哀。在民主、自由、法治社會，維護正義是政府的天職，又怎麼需要民間人士或機構當作專業來發動、推動呢？？？解決上面的問題，那就是可以在富裕的地方收取一定的法律咨詢費（法律援助）或勞務費（公民代理），可以強大自己。只有自己強大才能幫助那些掏不出錢告官的民眾。因此，他們支持了「天村」與「北京正義劍法律咨詢中心」的活動。他們希望不被那些叮雞蛋縫的人來有藉口處罰我們，甚至封掉機構。對於這些問題的理智思索，完全是邊行動邊思索的結果。很多機緣在一起，迫使我們在正義衝動之餘思索一條既根本又完備的解決問題的路徑。當處在維權前線的鄭一劍見了農民代表，講了上訪的局限，指出公民要靠自己的覺悟來走維護自己權益的道路時。當時的劉浩鋒就開始認真思考上述問題。鄭一劍的維權行為是有一個新聞機構的工作，成本轉移支付了。那麼作為一個敢於維權的無產者，被當局迫害地那些良心犯，他們除了正義之心，什麼也沒有。偏偏那些有產者對這些高風險事務表現了漠視。那麼首先必須請個法律顧問來指導整個活動，或委託敢於冒各種風險來接民告官的機構與律師。農民代表接受這個概念是一個從臣民通往公民道路的啟蒙開端。農民從福建福安罷免的過程中理解了民眾團結的力量和憲法的威嚴。於是，第二天被介紹給了一直處在維權前線的北京正義劍法律咨詢中心。劉浩鋒是中國民主黨第二陣線的負責人，曾陷獄22個月，是不能用真名的。但是，他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他是可以用真名的。可是朋友們還是擔心怕這些本來敏感的事情一旦他接觸就能讓別人抓住把柄來整治大家。於是他就有了化名XXX,並以該XXXXXX身份下去。一同前往浙江的除了憲法學北大博士劉柏江、還有《XX經濟報》的一名記者、著名維權記者鄭一劍。他們一行六人晚上到杭州，不見歇地跑到湖州市時已經是深夜12點多了，在一起吃完晚飯已經又過了半小時，這樣他們先把記者留在湖州。劉浩鋒和劉柏江博士凌晨一點多進了長興縣郊區的五峰村，等待已久的農民代表兄弟們見到他們很激動。劉做了十幾分鐘的談話鼓勵民眾。在離開農戶時，劉柏江發現門口有一個人飛奔而去。我們知道行蹤被村裡的既得利益的村幹部的線人聽去了。根據歷史經驗，去維權的人士必然會遭到地方腐敗力量的干預甚至暴力襲擊。為此，我們對自己的行為設計往往考慮這些難以防範的因素。我決計天亮後由村民接去調查取證被強行非法徵用的土地。（村民已經有了詳細的錄像資料）並約好了在接待所見面的時間。早晨八點半以後，胡批金來了。他們決計先和村民代表談話，發動村民運用法律武器來行政起訴政府行政不作為。村民從來沒有接觸過這樣膽子大的活動。因為該村已經因為消極反抗政府非法征地和不合理補償被抓了數十農民。這樣積極的活動有點憂慮。通過好幾個小時的工作，最終農民兄弟接受相信了他們。事實上他們也是別無他法。而作為律師、社會活動家、記者的他們也沒有辦法，只有通過群眾大規模罷免，召開大規模的新聞發佈會來向全世界所有正義的人民宣告貪官的腐朽和專制。共產黨官員在自己下轄往往也是要面子的。當局除了中央政治局的貪官世界皆知而不被追究處理外，一般中央委員以下還是可以處理，甚至派性鬥爭也讓副委員長級別的成克傑下台。實在正常的法律程序，要求行政處理不下了，最後只有一條道路，以憲法為救命草，發動群眾走維權道路。這場農民權益牽涉到的資金有至少三億元之多。《XX經濟報》記者在湖州通過自己在該地區的關係獲悉，地方早已知道他們來浙江了。而且對方是該縣民政局的幹部，把土地徵用的內情說了出來，土地實際在文本上的數字是每畝賣給開發商的價格是28萬一畝。而據記者對土地市場的瞭解，一畝市場價達50多萬元，也就是說，還存在著深層地暗箱操作可能。

利益攸關——來自朋友的背叛與指責

朱琴芳在北京活動期間找過律師，別的律師不是不敢接案子，就是開口數百萬，望而卻步。農村由於經濟較好，家家蓋著小洋樓。柏江認為這裡的農民較富裕，可以每戶人家掏500百元來打這場維權戰鬥。推翻了劉浩鋒協調每戶100－200元的說法。因為就在農民代表紛紛簽字表示同意時，小朱打電話給了遠在北京的於建嶸，徵詢於的建議。朱沒想到，於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人，按於建嶸的說法，他說：我是被XXX收買了的人。試問，他在社科院搞科研拿國家經費又怎麼是被XXX收買了呢？

可見，他還是有超越黨派集團利益的義理認同的。不過，牽涉到他的利益時，為了不受牽連，他又怎麼可能支持這些普遍有著民間背景的在野異議人士呢？如果那樣做，於將會受到處罰甚至離開體制內的危險。朱犯了關鍵的錯誤。當然，朱推口說是農民兄弟不同意每戶500元的辦事費用。其實真收這點錢，就幾個律師的往返北京-浙江的飛機車路費，在北京開新聞發佈會邀請各路最著名的相關專家、記者、全國人大委員長等的費用，造聲勢所剩也不多了。由于于建嶸怕受牽連地反對，甚至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為專制充當話語霸權的工具而背棄了他當初在湖南衡山調查時的為農民謀利益的初衷與學者良知。並指稱這些有著民間背景的他們都是一夥騙子。這是一種可以理解和歷史上重複已久的悲哀。劉浩鋒說他是個好人，但在大是大非上是個沒有原則的人。於是，在協議最終沒有訂妥的狀況下，劉柏江博士生氣，認為農民兄弟騙了他，就自己提前回了北京。而劉浩鋒則繼續協調記者帶領農民代表去採訪了湖州市委反應情況後再返回北京。農民一再挽留劉與記者一行，劉一行星夜回了北京。

（後續如何，請看第二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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