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1日訊】1、破壞國民革命北伐的共產農民運動
我們通過共產黨歷史的回顧,來說明它不是個執政能力強弱的問題,而是沒有合法性的問題,它不是在執政上犯錯誤,而是因「共產黨」三個字就是一個錯誤概念,惡概念。在它還只是一個幫會沒有政權時,在它處置自身內部矛盾上,也是殘酷如野狼。從它的開始到今天從來沒有善良過,今後也絕不會善良,直到滅亡。
共產黨是由蘇聯人按照布爾甚維克的鬥爭原則建立起來的,它關心的不是民族強勝與社會進步,而是垂涎政權。因此中國共產黨牙根就沒有與國民黨合作的願望,是斯大林用「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應像搾檸檬一樣,把它搾乾,然後丟掉!」命令中共才與國民黨合作的。這樣一個「為搾乾國民黨」而取的合作,其前途如何,不需預卜就肯定可以先知。陳獨秀自己並不願合作,但既被迫合了作,他則力主誠心誠意共同推動民主革命,他反對在合作中搗亂,可這卻成了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共產黨把國民黨分成「左、中、右」,拉左派汪精衛,孤立打擊右派蔣介石,阻撓破壞國民革命的北伐。當北伐於26年勝利到達南京時,共產黨在兩湖展開的農民運動也達到了如火如荼的程度。共產黨竟然提出:
「一切權力歸農會」和「紅色恐怖」的口號。
簡直喪心病狂—-對於人,怎麼可以實施恐怖呢?無論這恐怖是白色還是紅色,只要是恐怖就不是生命所能接受的,只要恐怖就是罪行。可見恐怖主義的祖爺就是斯大林和毛澤東。毛澤東的農會私設公堂,酷刑逼供,燒屋分地,勒索錢財,成批殺人,強姦人家的小姐、兒媳婦;牆壁上到處刷寫著「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實施紅色清鄉」、「實施赤色恐怖」—-革命就是為了恐怖嗎?當年的李自成攻陷北京後那燒殺搶掠比共產黨和是太小萊一碟了。
此時,國民革命軍的將士正在前方慾血作戰,農會卻在後方抄他們的家,燒他們的房,搶他們的土地,沒收他們的財產,吃他們的大戶,連前線士兵們捎回家的極少量的津貼也被強行搶去。農會鬥爭、折磨北伐軍官們的親屬,任意逮捕、遊街、污辱、處決……國民革命三十五軍軍長何健,正在河南作戰,長沙的總工會就抄了他的家,逮捕了他的父親,將其折磨致死。衛戌長沙的國民黨人熊震,本是親共的左派,其言總站在共黨一邊,他一經移師辰州,農會立刻抓他的岳父戴上高帽子游鄉,搶其財產,致使熊震勃然大怒,轉向仇視共產黨,反對工農運動。
就連共產黨自己的領袖李立三的父親,也被他領導下的黨所活活打死。
共產黨竟能提出「赤色清鄉」、「赤色恐怖」、「捕殺豪紳」來做農民運動的綱領,究竟這樣的「革命」能給人帶來甚麼幸福?
請看毛澤東的中央紅軍紅一軍團紅四軍政治部印發的《籌款須知》:
「第一步,精密調查,要找到貧苦勇敢的工農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財物或鴉片煙、酒肉等,秘密給那些貧苦農工,小孩或流氓份子,甚至許嚐他們金錢,以引誘他們說出實話。
第二步,抓人,要以當家人的父母獨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兒女』最為重要,同時未嫁的女,還有一個或兒媳婦懷孕,娘家又歷害的也重要,收押的人必須常用宣傳與恐嚇的手段分別輕重對待。
第四步,軟硬兼施加以催款,必要時沒收一家財物,燒一家房屋或殺一個土豪。
第五步,做好做歹,雷厲風行,到籌款的時侯,必須動員群眾,調查的調查,貼佈告的貼佈告,以及向群眾宣傳的,向代表(被抓來勒索的對象)交涉和催款的,散佈凶吉消息的(殺人燒屋),做轉彎的,提洋油的,磨馬刀的,打土豪的,沒收財物的,散發東西的,督促的,各種工作人員都要雷厲風行……才能使財寶滾滾而來。」
解放軍將士們:
原來這共產主義革命就是為「財寶滾滾而來」?……殺人、放火……這也能與「革命」掛上邊?這樣的「革命」還是不發生的為好!這是但凡正常的人所能夠忍受,所可以想像的嗎?這是地地道道的綁票,土匪。
共產黨竟野蠻到逮捕批評他們的湖南名士葉德輝,遊街後殘酷的槍殺。這是任何正常人心所不能不髮指的野獸行徑。農運所到之處,村莊燒成廢墟,百里無雞嗚,到處是焦土,啼號不絕於耳,蒼生痛苦,骨肉離散……發臭的屍體橫在野地任狗扒狼叨,無人過問。
共產黨的教課書竟教導我們說《馬日時變》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事變,試問像共產黨這樣的農運又「革命」在哪裏?有哪個國家,哪個政權可以容忍?甚麼人能夠接受?
共產黨就這樣激怒了在前方作戰的國民革命軍將士,他們憤怒地喊出:
「不分共不能衷征,不為cp東征!」
在忍無可忍之下,許克祥在長沙發動剿共的《馬日事變》。這樣的「革命」理應受到懲罰,理當被掃盡。
當國民軍進入上海,周恩來三次發動工人暴動,組織《上海市民議會》,組織工人糾察隊破壞革命秩序,這才迫使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決心清黨分共。才有了「四、一二」大屠殺,國共分道揚鑣。
對於這段歷史,共產黨領袖陳獨秀有《湖南農民運動與討論》他說:「長沙五月二十一日事變,自然和湖南農民運動的幼稚病不無關係。」。陳獨秀將之斥為「流氓地痞之先鋒主義。」。他撤去毛澤東的農民部長,改派瞿秋白接任。他在寫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裡說:「這些過火的行動,迫使出身小地主階級與豪紳土匪的軍人們,結成反共反農的聯合陣線。尤其是家人遭受壓害的軍人更感痛苦。」
共產黨的另一位領袖瞿秋白則批評說:「農民運動居然侵犯到了革命軍官的田產。」
毛澤東的好友柳直荀則說:「湖南農民運動使國民革命軍人從支持共產黨轉而反共。……葉德輝被掄殺,使形勢急轉直下。」
到30年肅反時,鄧子恢、鄧發把持下閔西蘇區,曾留日的中共另一領袖付柏翠被審查,他無比委屈地給鄧子恢寫信說:「我過去是一個做公開鬥爭工作的,殺人燒屋的事不知幹了多少……」,以表示他革命的堅決,以期洗刷被審查之冤枉。
而共產國際的羅明拉滋寫給國際的報告也承認中共農運濫殺無辜,犯有極左幼稚病,導致國民黨的分共清黨。
解放軍將士們:
毛澤東初進社會的第一次傑作—-兩湖農民運動就有十萬多冤魂,它為中共八十年的血腥統治揭開序幕。對這樣一場燒殺搶掠的土匪運動,毛澤東竟能用「好得很」來評價,可見他就不是常人心理。
他說「我這次考察湖南各地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後的結果,即是流氓地痞之向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一語道破他心靈的天機—-原來他的革命觀就是不要人類公理和公德,不要秩序,只以「革命者」自己的滿足為滿足。他說的勇敢、徹底、堅決,其指只是人的行為。可「革命」卻是個含著倫理的評價概念,得有確實的客觀性標準,不是任著兩片薄唇信去口雌黃。因為人是客觀世界裡摸得著看得見的實在事實,革命的涵義就必須建立在與人性相一致的前進性上,前進性落實到客觀實在的人身上,要求一個普遍不移的底限—-事關人人都能談得著的這個底線—-就是因人人生而自由所表達的天然平等,只有進程或事件所反映出的性質對這個普遍底限具有發展性、滿足性,才可算得上是前進,是革命。流氓地痞的行為不是勇敢而是野蠻慘忍,不是徹底而是沒有倫理,不講公理,不是堅決而是肆無忌憚。毛澤東能把革命加到流氓身上,也就證出他就是一個斷文識字的流氓,一個真正地痞。
對於流氓分子們的強姦施暴,他竟能說成「到小姐,少奶奶們的牙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何等的輕巧,何等的無賴嘴臉。
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實是為流氓暴政者辯,它是向人類公德公理的挑戰,它深刻地衝擊動搖了人類的文化、倫理,流毒甚廣。
他竟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寫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稚,那樣匆容不迫,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真不愧為胡攪蠻纏的大師,革命怎麼會成了暴動呢?革命是個倫理概念,必須以前進、正義為其根據,並不問是溫和還是暴烈,更不能說成暴動,暴動不等於暴烈,暴烈僅是個程度詞,是中性,但暴動卻已倫了理,是貶意。
印度的甘地堅持非暴力運動,難道不具有革命性意義?哥白呢只是出於數學摸型的簡單性而建立日心說,不是具有最空前的革命性嗎?
毛澤東的農民運動開了共產暴政的先河,為中國共產專制獨裁立了榜樣;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暴政,流氓政治的法理奠定,為共產黨篡權後一再地屠殺人民立了倫理標準。他們篡政後的鎮反、土改、文革、六四屠城、鎮壓法輪功……都是湖南農民運動的重演。本節說的是共產黨是如何革命,接下來就看看—-共產黨的自相殘殺。
共產黨的在野史2、蘇區的肅反,打「AB團」
朱德的彬州屠殺:南昌起義失敗,朱德、陳毅率部逃到湘南,武力打垮當地政府,建立蘇維埃,在當地大開殺戒,雞犬不寧,民國政府決意派兵剿滅。面對大兵壓境,共產黨的湘南特委竟想出堅壁清野,用燒光政策來對付敵人圍剿—-就是將彬州–宜章大道兩廂五華里內的房屋全部燒光,當縣委書記夏明震召開燒屋動員大會時,遭到本地幹部和民眾的反對,房屋燒光人怎麼活呀?他們據理力爭,特委卻仍堅持焚燒,結果遭到了反抗。夏明震的老婆曾志逃到永興報告朱德,朱德就派陳毅率兵一營前往鎮壓,血戰數日,結果是朱德的部隊死亡千人,彬州地方黨的人員全部被殺。我要誠懇地說:朱德、陳毅還都不是慘忍之人。
在張國燾、陳昌浩、沉澤民控制的紅四方面軍鄂豫皖、川陝根據地的肅反,無辜殺死一萬多自己的同志,北京大學出身的張國燾竟能親自坐堂刑訊,指揮著行刑人員對自己的同志、朋友,灌辣椒水,手指釘竹籤,站火磚,捆綁吊打,軍隊白天要對白軍作戰,晚上再被自己人鬥爭,人人自衛,總指揮徐向前竟保護不了自己的老婆,被活活打死。張國燾們動輒把一支部隊連、排以上幹部殺光;有的地方蘇維埃政權殺一茬換一茬,一年換到四、五次,到了沒人敢入黨,沒人敢當幹部的地步。
而湘鄂西地區的黨領袖夏曦也是用盡酷刑,把另一領袖柳直荀(還是他的同窗好友)給活活打死,亂殺一萬多人。夏曦在洪湖領導肅反,二軍團原有兵員三萬餘人,至肅反結束只剩下三千多,只剩下他自己加上賀龍、關向應、盧冬生四個黨員。一大批黨的領袖,有的是根據地的開闢者,有的是軍隊創建人,如段德昌、許繼慎、劉鐵超、曾炳春、肖大鵬、周維炯、鄺繼勳、曾中生、王炳南、柳直荀、段錫朋……都被活活折磨死。許繼填是被戰馬拖死的,當時子彈不夠,為省下子彈打白軍,有的死刑就用人摁著頭墊塵石上用石塊砸死。且不要說去行刑,就是看,又有幾個人能看下去?!
鄧子恢、鄧發控制的閩西根據地的肅反叫挖社會民主黨人,當時閩西共轄三十個區委,挖到最後只剩下一個區委還勉強地維持著,殺死七千多同志,整個黨組織全摧垮。
笑裡藏奸的周恩來一九三三年領導赤區,地主被殺光,財政還是不足,就殺富農,富農沒了,就不講成份,看誰家過的好一點就鬥,摧款,拿不出連家人也抓,當時的參謀長龔楚看不下去,提議他能掌握控制一下濫殺,結果周恩來就把人家開除黨籍。
蘇區的肅反,殺死「AB團」分子七萬多人,改組派分子二萬多,社會民主黨分子六千二百多。1930年9月紅軍攻下吉安,四十五天內又殺人一萬餘人。到紅軍長征時有員三十萬之眾,他們自己的肅反就殺死十萬多,這是何等驚人!其實,共產黨所謂的敵人(蔣介石國民黨)對共產黨所實施的傷害遠比共產黨自己的殘殺弱的多,共產黨的領袖骨幹主要是死於自己的肅反。難道革命就是為殺人嗎?那可千萬別再革命了。
至於偉大領袖毛澤東在殺人更上了多少層樓,那只有天知地知他自己知。他發動秋收起義,殺多少人咱且不論,只看所為暴動準備的《兩湖暴動決議案》就能窺其大概,上面公然印著「殺盡一切土豪地主反革命」、「殺戮反革命軍官」、「屠殺反動官吏」、「不要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
將士們,朋友們:
這些文獻上記載的是「殺盡」、「殺戮」、「屠殺」!毛澤東用的這些詞在倫理上都是非法的,因它不講前因,它不等於「懲罰」,懲罰以有罪為前件,具有合法性。
毛澤東的所謂肅反,僅僅是因主張和看法的不同,有的激進,有的溫和;或者出於鄉土派系觀念,江西本土人不買外來人的賬,難以彼此接受。最初是起於朱毛間的爭論,朱德為人寬厚有人望,毛澤東為人刁拶,讓人生畏,朱德等就合力迫使毛澤東下野。這朱德偏偏不爭氣,打了敗仗,失了面子,這是最初的疙瘩。毛澤東其人思路活躍激烈,在路線政策上總是左而又左,在有關土改上就主張沒收一切土地而後平分,對富農以上取掃地出門,不留出路的政策;而當時的贛西南黨負責人李文林則主張按勞力分配土地,只沒收土豪地主的土地,留有出路。在政權建設上則主張緩建蘇維埃,認為時機不成熟容易挫傷群眾情緒,但毛澤東認為設立蘇維埃政權是鬥爭所需要,粗率些也沒有關係。這原本是策略上的分歧。可這是毛澤東剛剛重新出山,正需要權威之時,受到江西地方黨的挑戰,他就忌恨在心,他競自相殘殺十萬餘眾來樹立個人權威,悲哉!李文林不買毛澤東的賬,毛就想把李文林領導下的紅二、四團合併到彭德懷手下組建紅六軍,來削弱李文林的力量。贛西南黨卻用必須經中央和江西省委確認來抵制。進一步激怒了毛澤東,他就指派劉士奇、曾山組建贛西特委,使贛西南黨屬其轄下來解決這個矛盾,結果還是遭江西省委的抵制。毛耿耿不釋,就於3
0年2月6–9日在吉安陂頭村召開紅四軍前委、江西省委、贛西特委的聯席會議,在會上毛澤東指責江西省委江漢波、李文林等是富農路線,說他們煽動同志反對黨的正確領袖,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開除了江漢波的黨籍,免掉李文林軍職,改調地方。這次聯席會議為「富田事變」和肅反(打「AB團」)暗伏下導火索。
毛澤東寫給中共中央的信說:「近來贛西南黨內呈現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政府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分子所充塞。……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贛西南黨非來一番根本的改造。……改造全部黨組織,重新建立,不使一個富農分子(AB團)留在黨內團內,嚴勵的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的一切話動分子。」
看一看毛澤東召開的聯席會議決議所形成的《緊急通告》就可以洞察毛澤東心胸是多麼「寬廣」多麼「慈祥」。他說:「AB團非常陰險狡滑,奸詐強硬,非用最殘苦的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用軟硬兼施的方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刑審問,付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蹤追問,主要的是要供出AB團的組織以期根本消滅。」《緊急通告》還詳佃規定肅「AB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基本原則:「一經發現,下一步就是槍斃……對於首領,當然要取非常手段處置,但注意,在群眾大會上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的和流氓地痞的『AB團』分子殺無赦。……工農分子加入『AB團』有歷史地位而能力較活躍的殺無赦。」
我們不僅要問:這是殺人比賽呢還是肅反?這樣的革命是人類所需要的嗎?
在富田肅反前毛澤東先在紅一方面軍做了肅反試點,他於30年10月攻下吉安,但馬上退出,又命攻下長沙的彭德懷部也退出,毛澤東用戰略的眼光,下邊的幹部哪會明白個中道理,當然引起不滿,議論紛紛,其實也就是如今天的「穩定壓倒一切」,毛澤東從11月下旬到12中旬在師、團、營、連成立肅反組織,發動了「快速整軍」,命令捕殺出身富農的黨員和說牢騷怪話的人,光「AB團」總團長就抓了幾十個,清查出四千四百多人,絕大多數都被槍決,而當時紅一方面軍總共才有四萬人,就為有人發句牢騷這麼點事竟捕殺了十分之一還多。他在紅一方面軍的肅反就為各根據地的亂殺濫殺樹了榜樣,開了綠燈。
「富田事變」是毛澤東一手所造成:毛派親信李韶九做肅反委員會主任,李瘋狂殺人,當殺到他同學劉敵頭上,終於招致了紅二十軍的反抗。劉敵、謝漢昌領導紅二十軍的反抗也只是解救了還押著的一百多幹部,活抓李韶九,喊出打倒毛澤東,並沒有任何不端行為,怎麼會是反革命叛亂呢?毛澤東的極左路線曾為項英一度糾正,但好景不長,中央的王明表示支持毛澤東,結果他大開殺戒,製造了富田十萬冤魂。當時的文獻—-
毛澤東為行動準備的文件記著:「一經發現,下一步就是槍斃,殺無赦,嚴勵鎮壓,主要的是供出組織以期根本消滅……」就清清楚楚地勾勒出蘇區肅反是一種陰謀勾陷。我們還應知道,中共富田肅反時斯大林的大審判還沒發生,也先於王明路線,證明毛澤東濫殺無辜是他的心癮。
將士們,朋友們:
我們誠懇地請求你們能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難道人的生命就是為了被殺才出生的嗎?難道被屠殺是人類的嚮往嗎?難道被殺就是幸福嗎?革命一詞的成立就建立在對幸福的向望上,把命都剝了,還幸的哪門子福?難道革命就是拿殺人來證明來滿足的嗎?如果不是,人們要這樣的「革命」幹甚麼?
或許有人會反駁說「階級鬥爭嘛」,可我問你:階級又是甚麼?階級不是自然事實!階級是用了心靈才能看到的:人與人的際間聯繫的一種狀態,它並不是自然界的實際存在!既然人用心靈能看到階級,就證明它是心靈的一定理則,是理則就是意識能力覺解的結果,人有嘴可以說話,有心靈可照說的話來發生理解,為甚麼不用嘴去說,通過心靈的證明求得理解呢?硬要把消滅他人的生命當成革命,這連土匪都不如!
不錯,世上有壞人,有壓迫,但對壞人應取的是懲罰,共產黨講的卻不是懲罰,是屠殺、戮殺。壓迫既是通過一定的關係體現出來的,那麼,壓迫就是理性的應用所形成,就是可以通過理性對這關係作出理解,完成揭示,可以用理性來調整的,這殺人所消滅的卻是自然事實!
就算毛澤東共產黨所發動的革命是階級的,可共產黨自已殺自己又是甚麼的?
這需要一個解釋實,這個解釋就是共產黨是建立在仇恨和鬥爭上的,並不是階級間的,階級只是他們使用鬥爭的藉口,鬥爭才是本質,共產黨在鬥爭時並不問甚麼階級不階級,只問需要不需要,只要自己需要,就決不手軟,階級只是讓自己的需要變成殘苦仇斗的合法性口實。共產黨就是用仇恨和鬥爭為理念來達到自我滿足的一幫惡棍混蛋。
共產黨不可能通過理性的反省而脫胎換骨,它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能放下屠刀,它不能自新,我們的天良只應對國家,對人民,對自然資源,對幾千年的文化負起責任。共產黨不是客觀世界中的,沒有對其負責的根據。所以天理說:堅決的消滅共產黨!
中國的異議陣營是些赤手空拳的書生,他們只能把社會觀念推到普遍的成熟,卻不一是能完成攻堅。
所以我們向解放軍將土發出如此莊嚴的呼籲—-
請將士們發動起義。
為了中華民族!為十三億生靈!為了我們能永遠地埋葬仇恨!
讓我們一道來承擔起這個偉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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