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日訊】今年8月6日的《文彙讀書周報》在頭版以《媒體改革四不變》爲題，報道新聞出版總署報刊管理司官員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中央確定的八家報紙試點單位正在推進改革，“但無論怎麽改，黨管媒體不能變，黨管幹部不能變，黨管導向不能變，黨管資産不能變”。

媒體改革四不變，赤裸裸地暴露出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一個核心秘密，那就是：改革不能觸動文化專制主義。

二十多年來，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不足之處則衆說紛紜。但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似乎沒有引起指導思想和公衆輿論的足夠注意：改革要革除的是什麽？

答復可以一言以蔽之：革除封建專制主義。

我國的改革是從突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開始的。人民公社不是什麽通向共産主義的金橋，而是不折不扣的農奴制莊園。在這種莊園裏，人們生産勞動具有奴役勞動的性質，毫無自由可言，連門前屋後種瓜點豆、養雞賣蛋，也要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惡名而受到取締；政治上隨時會因出言不慎或得罪當權者而被視爲“階級鬥爭新動向”，遭受批鬥淩辱；公社社員出外討飯，還要經過大隊公社批准。在這種專制主義體制下，農民沒有個人的自由和個性。從包産到戶開始的農業體制改革的最大貢獻，就是衝破了這個專制主義農奴制。這個突破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同時也是對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巨大衝擊。人民公社破産和恢復鄉鎮建制，正是在基層削弱專制主義、實現民主化的大好時機。可惜，因受時代限制，當時見不及此。

由農村發展到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從“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開始，一步一步地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這個過程本質上是在經濟領域逐步克服專制主義的過程。長期以來，計劃經濟被認爲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構件，這個判斷現在應當重新考慮。不錯，馬克思、恩格斯都談論過未來取代資本主義的新社會，將會有計劃地組織生産，但這究竟是科學預見還是烏托邦的幻想，尚有待實踐證明。需要指出的是，蘇聯東歐和中國的計劃經濟，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這些國家雖然號稱社會主義，但實際上都還沒有完成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革命，在這些有著濃重的封建專制主義遺存的國家實行計劃經濟，只能是高度集中、高度壟斷、被國家機器全面控制的經濟體制，它不可能爲並不存在的社會主義提供經濟基礎。恰恰相反，樹立於其上的政治上層建築和文化體制的專制主義特徵，表明了計劃經濟的專制主義性質。高度集中、高度壟斷的計劃經濟體制，構成了政治專制主義和文化專制主義的經濟基礎。對於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的任務，只有從克服和肅清經濟領域的專制主義這個角度，才能深刻領會它的真諦。

政治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的基本要求也是要肅清專制主義、極權主義，因爲這是制約我們實現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主要障礙。離開這個基本要求而侈談政治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不是無知，就是欺騙。

在今年5月舉行的第十四屆全國書市“出版業改革與發展高峰論壇”上，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柳斌傑發表講話，談到新聞出版單位的體制改革，是要由事業單位轉爲企業，由單一的國有制轉爲股份制，總的體制是“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業自主經營”。而他那位下屬卻宣佈“媒體改革四不變”，把黨委領導詮釋爲黨對媒體、幹部、導向、資産的全面管理。這樣一來，一切都由黨說了算，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業自主經營，就都用不著了。改革，居然不是要削弱以至肅清文化專制主義，而是要鞏固以至加強文化專制主義。這還能叫改革嗎？

只有把“四不變”改爲“四不管”，即：黨不管媒體、不管幹部、不管導向、不管資産，才能實現真正的文化體制改革，削弱以至肅清文化專制主義。

第一，黨不管媒體。建國以來的歷史表明，黨管媒體而置法律於不顧，是新聞出版事業健康發展的最大障礙。新聞出版事業有自己的特徵和規律，它需要有一個自由寬鬆的環境，享有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而黨管媒體卻剝奪了憲法賦予媒體的自由權利，以黨的名義，把某些領導人的狹隘的偏見強加於媒體，迫使媒體爲小集團和領導人的利益服務。這就等於是扼殺媒體的靈魂。幾十年來，由於黨管媒體的結果，一方面，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許多媒體屈從領導人的意志，扮演著幫兇的角色，專爲批判運動物件而撰寫的文章、書刊、詩歌，究竟耗費了多少人力物力，固然難以計算，而在人們心頭切割下的創傷，更是無法形容。另一方面，很多媒體踴躍參加了宣揚個人崇拜的“造神運動”，不遺餘力地歌功頌德，美化領導人，化腐臭爲神奇，把倒行逆施的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人民公社，吹噓成爲馬列主義的新發展；把一些純屬陳詞濫調的講話、觀點說成是重要指示、重要思想。媒體在這兩方面的歷程表明，它幾十年來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爲政治專制主義和文化專制主義的工具。凡是不願充當專制主義工具的有良心的新聞出版工作者，只要是公開有所表示，便遭到不同程度的鎮壓。遠的如在反右運動中，大批優秀的媒體從業人員被打成右派，有的甚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淩辱至死。近的如近幾年來，對於一些發出與導向不一致的聲音的媒體和新聞出版工作者，幾乎無不加以壓制迫害，動不動就申斥、警告、撤職、封門；更有甚者，利用手中的黨權黨威，濫用司法工具，對敢於如實報道真相因而觸犯專制特權的媒體工作者，非法逮捕，判刑入獄，《南方都市報》的冤案，就典型地展現了文化專制主義的暴行。不久前北大新聞系副教授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中國青年報》新聞中心副主任盧躍剛的《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徹底地揭露了文化專制主義的陰暗和卑劣。這種狀況如不迅速改變，新聞出版事業就不可能健康發展。

因此，媒體要實現真正的改革，就要革除“黨管媒體”的原則，開放報禁，讓人民真正享有憲法規定的言論和新聞出版的充分自由。有關部門應當爲實現自由和保障自由創造條件，爲媒體服務。但這是政府的職責，與黨無關。即使是由黨組織管理的黨報黨刊，也應該遵循媒體的特徵和規律，在宣傳黨的指導思想和施政方針的同時，大力反映人民群衆的呼聲，報道事實講真話。把黨報黨刊從單純的“黨的喉舌”的桎梏裏解放出來。

第二，黨不管導向。我曾多次在文章中指出，輿論導向是文化專制主義的政策表現。所謂輿論導向，實際上是輿論一律的現代版。毛澤東在反胡風運動時提出輿論一律，就是爲了扼殺不同意見。後來他雖然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又說百家實際上是兩家，一家是資產階級，一家是無產階級，而資產階級這一家又理所當然地處於被批判被壓制的地位，結果還是回到輿論一律。粉碎四人幫後，平反了胡風、右派等一系列冤案，輿論一律被人們所唾棄，於是改稱輿論導向。輿論導向反映了指導思想上的唯心主義本質和專制主義特徵。說它唯心主義，是因爲這個概念的前提是存在著一個無所不知、永遠正確的導向者，能夠把媒體導向真理，這當然是一個可笑的神話。說它專制主義，是因爲它自從出世以來就是爲鞏固專制主義服務的。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總署經常下禁令，劃禁區，這不僅在做法上表現了專制主義的特徵，而且它的出發點就是爲了維護專制特權階層的利益。輿論導向的一個常用的藉口是保持穩定，似乎反映事實講真話便會破壞穩定；你要是揭露貪污腐敗、官商勾結、殘害百姓等等事實真相，就有破壞穩定的罪嫌。可見，所謂穩定壓倒一切，表面上指的是社會的穩定，實際上包含的是專制制度的穩定，因依賴專制制度而得以尊榮富貴的特權階層的穩定。這種穩定正是媒體應當加以揭露的物件。

在輿論導向的控制下，媒體履行社會職責受到極大的限制，久而久之，就喪失了民衆的信任。據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今年2月間對北京、上海等八大城市進行的一次電話調查，在被調查的1223人中，相信媒體宣傳的占9.2%，比較相信的占29.5%，不太相信的占42.9%，不相信的占10.6，不好說的占7.7。這就說明，有半數以上被訪問者不太相信或根本不相信媒體的宣傳。只有放棄“黨管導向”的原則，讓媒體有報道事實說真話的充分自由，才能扭轉民衆不相信媒體的局面。

第三，黨不管幹部。所謂黨管幹部的原則，是九十年代的最高領導人在談及國有企業改革時提出來的。這是專制主義在經濟領域的最後一個陣地，是在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後，繼續保持黨的控制和壟斷的最後保障。現在在新聞出版事業的改革中老調重彈，就成爲“黨管媒體”、“黨管導向”的組織保證。媒體的領導大權只有交給由黨組織挑選的幹部，才能有效地落實和貫徹“黨管媒體”、“黨關導向”的原則。但這是同新聞出版事業的改革背道而馳的。既然要把新聞出版部門由事業單位改爲企業，由國有制改爲股份公司，就應該按照市場經濟的辦法，由董事會來招聘領導人，沒有必要再由黨組織選派。

第四，黨不管資産。“黨管資産不能變”的荒謬之處是顯而易見的。國有企業的資産屬於國家所有，是國產而非黨産，怎麽能說還要由黨來管呢？改革以來，爲了解決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的問題，國務院和地方政府成立了國有資産管理機構，按照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來管理國有資産。根據産權多元化的要求，大量國有資産將轉換成爲民有資産，而新聞出版事業的改革卻要堅持黨管資産，這不是逆潮流而動嗎？

對於黨管媒體、黨管導向的文化專制主義，不但廣大人民群衆強烈不滿，許多有良知的媒體工作者也渴望能擺脫這種束縛新聞自由、壓制言論自由的枷鎖。在1989年的以反對腐敗、呼喚民主爲主要訴求的學生運動中，新聞界的遊行隊伍打出“不要逼我造謠”的橫幅，並且向新聞出版總署遞交了有一千一百多新聞工作者簽名的《要求新聞自由和制定新聞法的公開信》。這個壯麗的行動，反映了廣大新聞工作者的良心和呼聲，在我國的新聞史上譜寫了一篇自由和尊嚴的華章。肅清文化專制主義，還新聞出版以自由。這既是十五年前新聞工作者的要求，也是今天改革新聞出版事業的目標所在。只有堅持這個目標，才能保證改革的正確方向，保證新聞出版事業的發展和繁榮。

2004年8月25日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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