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日訊】（ 一 ）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

如果請中國大陸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談談對“地主”的印象和認識，不少人會說出這樣一番套話：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爲生，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剝削階級。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劉文彩……

黃世仁，延安時代歌劇《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這個歌劇，後來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編爲電影、芭蕾舞劇等，因而名揚天下。劇中的黃世仁逼債，逼死了貧雇農楊白勞，強暴了楊白勞的獨生女喜兒。喜兒出逃後躲在山洞裏，以偷吃山神廟的供果爲生。由於長年累月不見天日，營養不良，變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當劇情發展到高潮時，一位連級軍官激憤過度，怒不可遏地拔槍向扮演黃世仁的演員開了一槍……幸虧沒有擊中，可見劇情感人之深。多少年來，連綿不斷地演出，“教育”了億萬青少年觀衆，使黃世仁成爲家喻戶曉、人人恨之入骨的惡霸地主。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小學語文課本中有一篇《半夜雞叫》的課文，節選自戰士作家高玉寶的長篇自傳體小說。課文裏的地主名叫周扒皮。這個可惡的傢夥爲了催促長工們早起去幹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雞籠子裏學雄雞打鳴，引起雄雞紛紛啼叫。雞一叫，長工們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後來，長工們設計，故意將周扒皮當作“偷雞賊”痛打了一頓……這個戲劇性的故事，在嘻笑聲中農民的仇恨得以發泄。從此，“地主是農民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們的心靈。最早讀過這篇課文的孩子，現在都已進入“知天命”之年了。

《紅色娘子軍》裏的南霸天，是另一個“怙惡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萬貫家財，組織和支援反動武裝，與海南島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爲敵。最後，被“瓊崖支隊”“紅色娘子軍連”的連長吳瓊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當過丫鬟）擊斃，得到了可恥的下場……

劉文彩是四川省大邑縣的大地主，也是個“無惡不作”的壞傢夥。他家設有“水牢”，把貧農冷月英關在“水牢”裏……四川省美術學院的師生，根據劉文彩的背景故事，集體創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壓榨農民血汗的場景形象化，文革期間全國巡迴展出，轟動一時……又將劉文彩的莊園改建成“階級鬥爭教育展覽館”，讓成千上萬的人參觀……展覽內容無中生有、添油加醋、無限上綱，不擇一切手段醜化劉文彩。

經過幾十年的宣傳、渲染和灌輸，一提起“地主”，人們便聯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他們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橫眉冷對，個個切齒痛恨。

（ 二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20世紀40年代末，在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幾百萬。1950年中共發動“土地改革”運動，殺害了200多萬地主。那麽，人們要問：每一位被殺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樣的壞人嗎？都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嗎？

只要翻開歷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就會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們承認，地主中有壞人，但地主不全是壞人；相反，其中絕大多數——約占總數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地主”這個名詞，已被共產黨幾十年的宣傳深深地毒化了，成爲一個深含貶義的辭彙，人們一見到“地主”二字，就聯想到剝削和壓迫，産生厭惡感。

其實，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爲“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爲“東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辭彙，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羡慕，絕對不含貶義。

“地主”究竟可惡不可惡？“土改”運動中殺掉200多萬地主，是不是人人該殺？……要弄清楚上述問題，首先要瞭解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大體有以下三種來源：

第一， 祖傳家業。

有些人家，祖上好幾代前，就擁有這些土地和財富。一般有錢人家總是送子弟讀書，這個書香世家，幾代沒出“化孫子”，因而守住了家業，代代相傳，傳到了這個兒孫手裏。到了1950年，風雲突變，這位繼承者反而因擁有祖傳的土地和財富遭了殃，全家掃地出門，土地和財産被沒收，連生命也沒有保住，被槍斃了。

“土改”中有不少“貧富顛倒，是非混淆”的現象。——中國有句古話“富不過三代”。許多財主家，不幸出了個好吃懶做、嫖賭逍遙的“化孫子”，他“崽賣爹田心不痛”，把萬貫家財化得乾乾淨淨，變爲沿街乞討的“叫花子”。哪知風水輪流轉，“叫花子”反而因禍得福，“土改”中被劃爲“貧農”，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財”（沒收地主的財物）。——作家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就寫了這樣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 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爲地主。

從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權專制兩千多年，一直是重農輕商的小農經濟社會。那時人們的觀念，與現代人大不相同。那時沒有銀行，銀錢放在家裏，怕偷怕搶；存在私人票號裏風險很大，不放心；那時工商業不甚發達，人們壓根兒瞧不起商人，不願意投資興辦實業。筆者小時候聽到老人們的口頭禪是：“要想家業穩，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個年代，人們的頭腦裏，有了錢之後的第一個念頭便是“買田”。田是不動産，偷不走，搶不去，年年增值，死後傳給子孫，家人就不會餓死了。

第三， 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爲“田秀才”的能幹人，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爲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的，達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個階層、每一個團隊裏，既有好人，也有壞人一樣，毋庸諱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爲地主的，但這種人畢竟是極少數。那個時代，儒家學說“仁義禮智信”大行其道，社會輿論對不道德的行爲大肆伐撻，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門邪道發了財的人，“戳他的背皮”，恥與爲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覺或不敢走邪路。

那時候的人，頭腦簡單，思想單純，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們不敢做壞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靈被打入地獄。總體說來，在皇權統治下，通過儒家道德的宣揚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以及“有神論”的制約，大多數時候，社會是平靜、安定的。貧者安貧，富者樂善好施，相互依存，長期和平共處，沒有那種“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階級鬥爭”之說。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大致是上述這三種。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産，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並由政府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 三 ）地主階層在農村中的作用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發起，熱情贊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爲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于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爲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鉅資，人人跟進，形成“衆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佔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恒産者，始有恒心。這話的意思是：只有財産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爲他要對自己的財産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 四 ）中共發動“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共決定在“新解放區（1947年之後“解放”的地區）”開展“土地改革”運動。中央一聲令下，整個農村立馬籠罩在紅色恐怖、血雨腥風之中，200多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中共爲什麽要開展“土改”，爲什麽要殺那麽多地主？

大力爲共產黨宣傳、與毛澤東私交相當不錯、名著《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說過這樣一番話（大意）：

我曾追問毛澤東，井岡山時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麽大，人口只有200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你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軍糧軍餉的？

毛澤東“王顧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諾的提問。

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記者斯諾足迹遍佈全世界，見多識廣，具有獨立思考能力，是個內行。

毛澤東爲什麽不直說呢？顯然有難言之隱，深知自己做了見不得人的事。

20世紀30年代，紅軍在井岡山五次“反圍剿”，槍炮齊鳴，火光沖天，捷報頻傳……最後兵敗逃竄。仗打得那麽熱鬧，支撐熱鬧場面的軍糧軍餉、武器彈藥補給……錢，從何而來？

不要看表面文章，不要看毛澤東的詩詞如何豪氣幹雲：“天兵怒氣衝霄漢”、“六月天兵征腐惡”……每一句詩裏都飽含著地主的鮮血、戰士（農民）的鮮血和農民的血汗……

“戰士（農民）的鮮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戰士都是農民；“農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錢財，消耗的自然是農民的血汗錢。

“地主的鮮血”是怎麽回事呢？原來，從1928年秋收起義，竄入井岡山搞武裝鬥爭開始，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一直是沿襲“打土豪”的辦法，解決軍糧軍餉的。所謂“土豪”，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地主”的代名詞。

他們每“解放”一個地方，便把那裏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充作軍糧軍餉。“紅區”（共產黨佔領地區）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沒得油水可撈了，便派出突襲隊，趁月黑風高之夜，到“白區”（國民黨佔領地區）去打“土豪”，斬盡殺絕，擄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區”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條30多裏寬的“赤、白交界”絕無人迹的“陰陽地界”……

1949年中共建政後，百廢待舉，到處需要錢，入不敷出，捉襟見肘，財政危機相當嚴重。在軍事方面，西邊要進藏，南邊要“解放”海南島，東南準備攻打臺灣，北邊要“抗美援朝”，幾百萬“解放軍”軍糧軍餉從何而來？……於是，歷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奪最富庶的江南農村地主財物的“土地改革”運動，便應運而來了。

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八大任務”，其中第一項就是進行土地改革。毛澤東毫不諱言，要把“土改”列爲“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實目的：奪取地主的財富，解救新生的紅色政權的財政危機。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鮮血，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

中共建政後，國民黨及其遺留、派遣在大陸的軍政人員，反抗是非常強烈的。自發性的民間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個鄉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紅色政權內外交困，隨時有被顛覆的危險。這時，毛澤東認爲，必須大開殺戒，殺雞儆猴，把“反革命”的囂張氣焰鎮壓下去……殺誰呢？不幸，歷史選擇了“地主”作爲“儆猴”的這只“雞”。

“土改”時，批准殺人的權力在區一級，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深夜，區、鄉幹部會議結束，大家勞累了一天，睡覺去了。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

這時，如果這位年輕人心地比較善良，他手中的“朱筆”稍稍留情，對於可殺可不殺的人，儘量不劃紅勾，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來。如果這位年輕人“階級鬥爭”觀念比較強，殺紅了眼，“朱筆”一路勾畫下去，則明日刑場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靈蓋被打飛……要是這位年輕人打瞌睡，“朱筆”誤點在某個原擬不殺的人的名字上，醒來後又沒有發現這一錯誤，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殺人的權力雖然在區一級，但實際上，某位鄉幹部要殺誰，甚至因私仇某位貧雇農要求殺誰，跟區委書記說一聲，少有不批准的。

鬥爭地主的場面十分野蠻，拳、腳、鞋底、棍棒、皮鞭一齊上，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哀號之聲，不絕於耳。對於某些強加的罪名，跪在鬥爭臺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台下便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淹沒了地主那微弱可憐的聲音；臺上的人隨即抽耳光，拳打腳踢，打得你根本無法開口……

在這節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別溫和，待人十分寬厚，以前從來沒有得罪過任何人，沒人告他的狀，也許能逃過一劫，留下一條小命。如果早些年因某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說話不小心，得罪過某位貧雇農，在土改幹部的挑唆下，貧雇農指控他是“惡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說你是“惡霸地主”，你就是“惡霸地主”，沒得分辯的餘地。

在貧下中農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鬥被殺十分可憐，不記恨往日的小事，寬宏大量，什麽也不說，這位地主的小命也許能保留下來。如果是個生性嫉妒、幸災樂禍的積極分子，見人受罪心裏樂，看到殺人便興奮，告狀時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一個一個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經不住土改幹部反復勸說，說錯一句話致使某位地主喪命的，事後這位善良的農民良心發現，一輩子追悔莫及！

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規定：“戶戶（地主家）冒煙，村村見紅”。假設那個村子裏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爲地主；假設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裏面拔將軍”，把某位倒楣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總之，至少要殺一個，殺一儆百嘛！

當年殺地主是用槍頂著後腦勺，從背後斜著向上開槍。一聲槍響，天靈蓋便被打飛了，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髓，撒滿一地……血腥、殘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慄，掩面而泣，甚至嚇得好幾個夜晚從惡夢裏尖叫著醒來……殺多了，嚇怕了，反抗者都縮頭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便鞏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動員廣大的農民參軍，上“抗美援朝”前線。

窮兵黷武的毛澤東爲了討好史達林，用中華兒女的生命和血汗錢，爲發動朝鮮戰爭的金日成火中取栗。他知道，只要給老實巴交的農民一點點好處，農民就會爲他賣命。“土改”將沒收地主的土地、財物分給貧下中農，翻身的農民感恩戴德，讓自己的兒子、丈夫去參軍，敲鑼打鼓，戴著大紅花，送他們開赴有去難回的朝鮮戰場。

中共爲一黨私利，隱藏著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目的，打著“耕者有其田”的漂亮旗號進行“土改”，把自己打扮成貧苦農民的“大救星”，實質上是爲了利用農民，哪里會真正爲農民著想！說來說去，其最終目的是爲了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

（未完待續）

作者爲自由撰稿人，居加拿大

－－轉載自《觀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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