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日訊】1949年以後，紅太陽普照大地萬物，《東方紅》唱遍每個角落，絕對權力籠罩了整個華夏民族，代表一個民族元氣的知識份子紛紛繳械投降，幾乎是一敗塗地，能在舖天蓋地的權勢和一浪接一浪的運動面前保持自身人格的少之又少。直到大災難的一頁成為歷史之後，人們驀然回首，才不無吃驚地發現在民族精神史上出現了一段長長的空白，顧准、陳寅恪的被發現成為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大事件，雖然「處江湖之遠」、在民間草根階層，從林昭、遇羅克、張志新、陸蘭秀到王申酉、李九蓮、武文俊（還有許多連名字都沒有留下）……，因為思想而慘遭虐殺的志士一直沒有中斷過，她（他）們的存在為這一段滿目瘡痍的精神史挽回了一點榮譽。但「居廟堂之高」，在那些名聲顯赫的知識份子中，這樣的人實在是鳳毛麟角，過去我們只知道——梁漱溟為農民仗義執言、面對毛澤東的威壓和咆哮要求「雅量」，馬寅初為《人口論》罹禍、以八十高齡單槍匹馬要為真理辯護，雙目失明的陳寅恪要捍衛學術獨立、斷然拒絕向意識形態緊箍咒低頭，顧准在黑暗的隧道中單兵掘進、完成了高調的烏托邦理想主義向生活的經驗主義的回歸……

幾年前，當趙誠的《但教莫絕廣陵散》發表時，我們才發現在水利學界還有一個傲然獨立的知識份子，即使在黑雲壓城的年代也決不低眉折腰事權勢，他的專業操守、他的人格尊嚴和他出色的專業造詣使他在一邊倒的環境中，堅持自己的觀點，一次次不懈地上書反對三門峽和三峽工程，完成了當代精神史上一出悲壯的獨角戲，他就是氣吞萬里的黃萬里。現在，趙誠追尋黃萬里九十年人生足跡的《長河孤旅》終於面世了，他為中國20世紀後半葉不堪入目的精神史又增添了一個永遠發光的雕像。作為一個學有所成的水利學家，從1957年到他生命的晚年，黃萬里從專業良知出發先後反對修建三門峽、三峽兩個工程，然而，權力者好大喜功的膨脹心態和水利界見風使舵、趨炎附勢的媚權傾向，注定了他的反對意見在現實的天平上等於零。如同在精神的天平上，他讓所有的權力者、得勢的小人們失去了重量。

黃萬里的父親黃炎培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的前半生致力於職業教育和民主事業，多次拒絕高官厚祿，有過許多可圈可點的出色表現。然而進入1949年之後，他身居副總理、副委員長的高位，年近八十卻在孜孜求《改造》，寫下了「千山萬水我何曾，解放歸來愧此身。八十知非猶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這樣的詩句，成了一個附首聽命的高級花瓶。在那樣一個思想控制得像鐵桶一般嚴密、容不得一丁點不同意見的時代，黃萬里能作出與父親截然不同的選擇，更加需要巨大的勇氣。他為反對三門峽水庫成為右派，被打入人間地獄20多年。苦難沒有改變他，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他又挺身而出，反對在長江三峽修大壩，一次又一次無望地上書，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直到生命的終點。如今，他當年憂慮的三門峽工程可能帶來的隱患和災難已全面暴露出來，人們這才感受到堅守科學良知的黃萬里的價值、感受他人格的偉大。不少人在論黃萬里時都不約而同地談到他對說真話的堅持。其實，黃萬里堅持的又豈是說真話這麼簡單，他堅持的更是科學底線、人格底線、精神底線，這是做人、也是做科學家的全部尊嚴所在，尤其當謊言瀰漫、良知缺席的時代。未必青史都成灰，憑著這種堅持，黃萬里就將永遠站在精神史上，冷對一切終將化為糞土的權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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