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9日訊】科技
* 天文學
東漢時期的天文學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東漢著名科學家張衡發明瞭渾天儀和地動儀,並且著有《靈憲》和《算罔論》。
張衡的候風地動儀,是一件震爍古今的偉大發明,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儀。鑄成於陽嘉元年(公元132年)。《後漢書﹒張衡傳》中留下了一段有關候風地動儀的簡要記載。
地動儀內部結構精巧。儀器內底部中央,立有一根倒立慣性震擺,它的作用和現代地震儀的重錘一樣。圍繞都柱設有八組與儀體相連接的槓桿機械即“八道”,“八道”與在其上的八條垂龍龍頭上頜接合,代表著東、西、南、北、東南、東北、西北、西南八個方位。遇有地震,震波傳來,“都柱”偏側就會觸動龍頭的槓桿,使該方位的龍嘴張開,銅球落入蟾蜍口中,發出響動聲,告訴人們將要地震的方向。即謂“一龍發機,而匕首不動。尋其方向,乃知震之所在。
張衡於元初三年(公元117年)發明並製造了漏水轉渾天儀。它是一種演示渾天說的儀器。這台儀器是一個球形,用精銅鑄造而成,直徑4尺余,代表天球,可繞天軸轉動,上刻有二十八宿,中外星官以及黃道、赤道、南極、北極、二十四節氣、恆顯圈、恆隱圈等。張衡利用齒輪系統將渾象和漏壺相連,用漏壺滴出的水作為動力啟動齒輪,渾象在其帶動下繞軸轉動,就這樣,渾象便周而復始的自動轉動起來。通過選擇適當的齒輪個數和齒數,使渾象一晝夜與地球自轉速度相一致,以演示星空的周日運動,如恆星的出沒和中天等。人們通過對它的監測,可以知道日月星辰和節氣的各種變化。它還有一個附屬機構叫做“瑞輪螢莢”,是一種機械日曆,是用來顯示陰曆的日期和月亮的圓缺變化的。因為渾天儀是用刻漏流出的水推動的,所以可知張衡的刻漏技術也很高明。
從張衡開始,我國誕生了一個製造水運儀象的傳統。由於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原子鐘發明和採用之前,時間的計量都是以地球的自轉,也即天球的轉動為基礎的,因此,張衡的發明實際上就成為後世機械鐘錶的原始鼻祖。
《靈憲》是一篇傑出的天文學著作。它對當時的天文學知識作了精要的概括和重大的發展。當時,中國並存著幾種宇宙結構理論,而以蓋天說和渾天說最為流行。張衡是主張渾天說的。在《靈憲》開篇就說,“昔在先王,將步天路,……先準之於渾體”,明指天是個球體。天這個球是從東向西不停轉動的,地這個半球卻在天內靜止不動。張衡還認為天並不是整個物質世界的邊界。《靈憲》說:“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字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在天之外還有無限廣漠的宇宙世界,不過人們還不知道那些地方罷了。
在《靈憲》中,張衡還談到了對宇宙演化、日月和五星的看法。他明確指出了朔望現象取決於月亮和太陽之間的相對位置,以及形成月食的原因,並對行星運動的規律作出了自己的猜測,即他已經知道三外行星速度比太陽(實即地球)慢,而二內行星則比太陽快。他還觀測到“行遲者覿於東”,即三行星都是先在早晨從東方地平線上出現。這比哥白尼早了14個世紀。張衡還觀察到了隕石,並對恆星進行了觀測、命名綜合(其他前人所定的星官)和計數工作。張衡所定的星官體系甚至比後來三國時陳卓綜合石氏、甘氏和巫咸三家星官而成的星官體系還要龐大。後者只有星官283官,星數1464星。
在曆法上,東漢章帝時開始採用《四分歷》,以糾正西漢時使用的《太初歷》的疏誤,《四分歷》在天文數據和計算方法等方面都有許多改進。東漢末年劉洪的《乾象歷》中出現了定朔概念。定朔概念的產生是中國曆法史上的一大進步。
* 絲織業
東漢絲織品的種類繁多,花彩複雜。東漢楊孚在《異物志》中記載了居住在南方的人們,利用芭蕉葉等野生植物纖維織成高質量的織物。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纟」(纟即絲)部有二百四十八字之多,足見當時織染工藝的發達。
* 鑄銅業
東漢時期的鑄銅業仍有發展。官府在許多重要銅礦區設有冶銅場或鑄銅作坊,製作皇家或官府使用的銅器。私人經營冶銅業的也很多。
當時的鑄銅業遍及全國,最著名的地區有廣漢、蜀郡、朱提等地。產品有博山爐、銅鏡等,主要是生活用具。有的製作精緻,花紋工巧,還有飾以鎏金、錯以金銀的。有些甚至帶有“朱提造”、“堂狼(今雲南東川)造”、“青蛉(今大姚)造”等銘文,註明產地;花紋則有雙魚、羊、鼎等圖案,或鑄有祝福吉祥、富貴的話語。
* 機械業
公元31年,東漢已用水排鼓風煉鐵。水排是用臥式(或立式)水輪帶動皮囊鼓風的機械裝置,這是機械工程史上的重要創造,比歐洲類似機械早約一千二百年。
根據史料記載,科學家張衡還製造過一種能飛的木鳥,類似今天的模型飛機。《廣博物志》引《文士傳》雲:“張衡嘗作木烏,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數裏。”可以說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機械飛行器。
張衡還做過一種有三個輪子的器械,《傅子》雲:“張衡能令三輪獨轉。”張衡在所作《應間》中也說:“參輪可使自轉。”今人孫文青《張衡年譜》引宋王應麟的話,認為是記裏鼓車。記裏鼓車的特點是能反映車所行經的裏程,與“獨轉”、“自轉”所強調的似乎是兩回事。或許,這更像是一架風車,或水磨,因為它們是借助於自然的風力或水力驅動的,故仍可稱之為“自轉”。
公元186年,東漢已開始使用“翻車”(龍骨水車)提水。龍骨水車是重要的灌溉工具之一。
* 交通工具
公元121年成書的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載有:“……一曰一輪車,……”四川成都揚子山二號墓出土的東漢畫像磚上有獨輪車的圖畫,這些都表明東漢時人們已使用獨輪車,獨輪車是古代重要的運輸工具之一。考古發現,戰國末年至西漢初我國已使用銅和鐵鑄造的齒輪,東漢初年還有了人字齒輪。
在造船業上,也有了較大的規模和較高的技術水平。西漢時就已經可以建造寬6-8米、長30米、載重50-60噸的木船。至遲到東漢,船舵已然發明。廣州東漢墓出土的陶船模型上有舵。舵的發明是造船技術上的重要進步,歐洲一千多年後才有船舵。
* 造紙術
造紙術的改良者為東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蔡倫利用樹皮、麻頭、破布、魚網,經過挫、搗、抄、烘等一系列工藝加工,造成了紙,於永元十七年(105年)獻給和帝。他造的紙稱“蔡侯紙”。但在東漢、三國時期,紙並未普遍使用,人們的書寫材料仍以簡牘和縑帛為主。到了晉朝,造紙術傳到長江流域,那裏有豐富的造紙原料,也產生了較好的紙張,才得普遍推廣。
* 醫學
東漢著名的醫學家張仲景,有感於東漢末年瘟疫流行造成的巨大危害,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的臨床經驗,於東漢末年撰成了《傷寒論》和《金匱要略》,這兩部專著的重大貢獻在於:一、提出了運用理法方藥、辨證論治的治療原則,特別提出了六經辨證的學說,就是依照熱性病發病初、中、末期各種的臨床表現和不同治療的反應與結果,分成辨太陽病、辨陽明病、辨少陽病、辨太陰病、辨少陰病、辨厥陰病脈證並治,還有“平脈法”、“辨脈法”、“傷寒例”、辨霍亂病、辨陰陽易差後勞復脈證並治。二、發展了方劑學,共363余方,配方十分嚴謹,藥味精練,療效顯著,其方劑被推為“經方”,稱為“眾方之祖”。三、在病因和發病學上,提出了經絡受邪入臟腑論點和血瘀、房室、外傷三因學說。這使中醫理論和實踐經驗不斷豐富,並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後世稱張仲景為“醫聖”。
《傷寒論》被認為是一部劃時代的臨床醫學巨著,後被翻譯成多種外文。
東漢另一位著名的醫學家華佗(公元141-208),則精內、外、婦、兒、針灸各科、外科尤為擅長。他創用麻沸散,給患者麻醉後施行手術。這表明中國醫學在公元二世紀時,在麻醉方法和外科手術就已有相當成就。在世界醫學史上也是罕見的。據記載他可以做三種手術:施行剖腹擴創;刮骨療毒;腦外科等手術。他還創五禽戲,強調體育鍛煉,以增強體質。認為“人體欲得勞動……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
* 建築
兩漢時期的建築日臻完善,並直接影響了中國兩千年來民族建築的發展。但是由於年代久遠,至今沒有發現一座漢代木構建築。不過史籍中關於這一時期建築的記載非常豐富,有關當時建築方面的資料也很詳實,此外,出土的大量的漢代畫像磚,畫像石和明器,也對真實建築的形象、室內布置、以及建築組群布局等方面都做出形象具體的補充。
漢代的城市建築是以長安城為代表的。自高祖劉邦起,揭開了長安城建設的序幕,到平帝止,先後修建了未央宮,東鬧、北鬧、前殿、武庫、太倉、長安城牆、柏樑台、章宮、太液地、長樂宮北、明光宮、明堂、辟雍。東漢光武帝時,劉秀修西漢11陵和長安宮室。
漢長安城三大宮之一的長樂宮位於城東南,周長90公里,面積5平方公里,佔漢長安城面積的1/6,宮內共有前殿、宣德殿等14座宮殿台閣。未央宮位於城西南,始終是漢代的政治中心,史稱西宮,其周長9公里,面積5平方公里,佔城面積1/7,宮內共有40多個宮殿台閣,十分壯麗雄偉。建章宮是一組宮殿群,周圍10餘公里,號稱“千門萬戶”。漢長安城以其宏大的規模、整齊的布局而載入都城發展的史冊,漢代以後,雖還有幾個小王朝建都於此,但長安城永遠失去了盛漢時的光彩。
東漢初期,光武帝劉秀定都洛陽以後,在周代成周城的基礎上修築擴建起一座更大規模的都城,自此這座城市作為東漢、曹魏、西晉、北魏時期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長達330多年之久,史學界將它概稱為“漢魏洛陽故城”。
漢代以木構建築為主。漢代宮室多為台榭形制,故須以閣道相連屬,甚至城內外也以飛閣相往來。
木構樓閣的出現是中國木結構建築體系成熟的標誌之一。東漢中後期的墓中出土了許多畫像磚、陶制樓閣和城堡、車、船模型。明器中常有高達三四層的方形閣樓,每層用鬥拱承托腰簷,其上置平坐,將樓劃分為數層,此種在屋簷上加欄桿的方法,戰國銅器中已見,漢代運用在木結構上,滿足遮陽、避雨和憑欄眺望的要求。各層欄簷和平坐有節奏的挑出和收進,使外觀穩定又有變化,並產生虛實明暗的對比,創造中國閣樓的特殊風格。
早在兩漢時期就出現了“闕”。“闕”音確,是我國古代在城門、宮殿、祠廟、陵墓前用以記官爵、功績的建築物,用木或石雕砌而成。一般是兩旁各一,稱“雙闕”;也有在一大闕旁再建一小闕的,稱“子母闕”。古時“缺”字和“闕”字通用,兩闕之間空缺作為道路。闕的用途表示大門,城闕還可以登臨瞭望,因此也有把“闕”稱為“觀”的。
現存的漢闕都為墓闕。高頤闕位於四川省雅安市城東漢碑村,是我國現存30座漢代石闕中較為完整的一座。它建於東漢,是東漢益州太守高頤及其弟高實的雙墓闕的一部分。高頤闕由紅色硬質長石英砂岩石堆砌而成,為有子闕的重簷四阿式仿木結構建築,其中上下簷之間相距十分緊密。闕頂部為瓦當狀,脊正中雕刻一隻展翅欲飛、口含組綬(古代玉珮上系玉用的絲帶)的雄鷹;闕身置於石基之上,表面刻有柱子和額枋,柱上置有兩層鬥拱,支撐著簷壁。簷壁上刻著人物車馬、飛禽走獸。
此外,兩漢時的建築已具有廡殿、歇山、懸山和攢尖4種屋頂形式。廡殿正脊短,屋面、屋脊和簷口平直,屋頂正脊中央常飾有鳳凰。由以上這些,便形成了漢代建築古樸簡潔,但又不乏朝氣的形象。通過大量東漢壁畫、畫像石、陶屋、石祠等可知,當時北方及四川等地建築多用台樑式構架,間或用承重的土牆;南方則用穿鬥架,鬥拱已成為大型建築挑簷常用的構件。中國古代木構架建築中常用的抬樑、穿鬥、井幹3種基本構架形式此時已經成型。
漢代的欄桿有臥櫺欄桿,鬥子蜀柱欄桿,柱礎的礎質難辨,式樣簡單;台基用磚或磚石混和的方法砌成;門為版門、還有石木門;窗的紋樣有直櫺窗、斜格窗和鎖紋窗,還有天窗;天花有覆鬥形天花和鬥四天花;柱有圓柱、八角柱、方柱等,有的柱身表面刻竹紋或凹凸槽。方柱柱身肥而短,有收分,上置櫨鬥;方形雙柱指房屋轉角常每面用方柱一個,各承受一方面的樑架,這種做法後代逐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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