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7日訊】80年代中期，我在軍隊一所學校教政治經濟學，擔任教研組長。校長是1949年從上海當兵的老軍人，文革時是特殊作戰部隊防化團的團長，屬於有文化的軍人，各方面都很嚴謹。有一次星期一上午開例會，他大歎道：“昨天想，老太婆辛苦了幾十年，我去買菜吧，啊呀，沒想到現在的菜這麽貴，過去老太婆一直叫漲價漲價，我以爲不過是臨時調價，漲個幾分幾毛的，沒什麽了不起，現在自己從口袋摸錢了，才知道真厲害，日子真是不好過的。”從此，逢星期六周末，他就經常叫炊事班買菜時給他帶買了回去過星期天，實際上，是開始悄悄地擦集體油了。當時我想，我們決策漲價的人們其實象校長一樣，是從來不買菜的，即使通過統計知道漲價的幅度，但他們由於自己並不去買菜，對這一幅度導致的人們生活變化並不會有感性認識，因此，他們會比買菜的人們更主張漲價。

讓我們比較兩個場景，一是五十年代中央開大會，一是現在中央開大會，赴會者的形象有什麽不同嗎？一，那時的人都很削瘦，人群中很難找出發胖的人，現在的人都很發胖，人群中很難找出削瘦的人；二，那時的人臉色灰暗，但兩眼發光，現在的人額頭油亮，但兩眼少神；三，那時的人出身明顯，軍人象軍人，學者象學者，農民象農民，現在的人則難以分清，軍人沒幾個打過仗，學者其實就是官員，所謂農民是拿著工資的山大王。人不同，會議的議題就不同了，比如經濟方面，那時雖然也講要工業化，但主要是強調農業，講農民的翻身、吃飯問題，現在則主要講資料增長，講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不要忘記關心弱勢群體。對農民，對弱勢群體，雖然都希望他們能過好日子，但主體傾向不同了，五十年代是要大家站起來做主人，靠自己的力量吃飯，現在是要他們認可自己的邊緣地位，生怕農民自己站起來，只是要求處於中心的人關心他們，分一部分蛋糕給他們。

再說上海有一個“晾衣服法”，不是用說服、宣傳、引導的柔性方法勸導市民不要隨便晾衣服，而是用立法的剛性方法禁止市民隨便晾衣服。這一法令的出現，只要到會議廳裏看一下都是些什麽人就明白了，這裏面絕少有住房條件差、要爲家務勞累的普通市民的。因爲住房條件比較好，也很少忙於家務，所以是不能體會只能到戶外找地方晾衣服的難處的。

等等，隨處有很多例子可以舉，可以說明社會決策者的本能傾向性。

實際上，任何社會決策者的任何決策都是具有傾向性的。決策者的傾向性有有意識的與無意識的兩種。有意識的傾向根源于決策者對自己功利的明確所導致的意志驅動，比如我是美國的軍火利益集團老闆之一，雖然我心裏很明白薩達姆的伊拉克根本不會也沒有能力攻擊我的國家，但我仍然會編出很多理由積極鼓動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無意識的傾向與決策者的功利沒有明確、自覺的關係，是由決策者的社會角色自然驅動的，通常會體現爲一種純真的熱情，表現爲自認爲的公正，比如我住房條件很好，也不做家務，就會本能地認爲把衣服晾在馬路邊上的人很不文明，會積極地主張對其行爲予以禁止。

決策的傾向性是客觀的，是任何決策者都難以避免的。當一個國家的最高決策者爲某個個人時，這個國家的決策傾向一定是會具有這個個人的個性特徵的。在美國，在不同的總統任期內的政府決策，一定是帶有該總統的個性特色的，雖然美國還是美國，但總統不同了，一系列的國家行爲就會有變化。當國家的最高決策階層的人物構成爲某一種類型的個人聚合時，這個國家的主要行爲就會具有這一類型人們的個性特徵，比如我國建國初，由於主要決策人群都是從戰爭中過來的軍人或准軍人，因此，所制定的經濟政策就自然帶有了軍事化色彩。當國家的決策者人群具有單一性時，他們決策的傾向就發生了同向合力，這種合力因爲是同向的，所以，就一定是偏向的。這種偏向在一定時期內對國家的進步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但從長期角度講，必然會導致國家的發展嚴重偏離主幹道，造成嚴峻的後果。

因此，任何國家的決策都無法避免決策的傾向性，甚至在一定歷史時期也無法避免發生偏向性。但是，當一個國家試圖保持長期穩定的發展時，就必須擺脫或壓縮決策的偏向性。一群精英聚在一起，並不等於人人都仍然是精英，更不等於他們的集合就是最優秀的。一百個聚在一起的將軍在戰場上會被一個上尉帶領的一百個士兵象割草一樣割掉。一群自認爲公正的人在一起作出的決策並不等於一定是公正的。因此，對一個國家的長期穩定發展來說，決策階層的人員組合就具有了關鍵性的意義。

國家決策階層的人員良好組合是一種具有各種不同決策傾向的人們的組合。不僅要有精英，而且也要有非精英。不僅要有知識者，而且也要有非知識者。不僅要有政府官員，而且要有軍人、學者、企業家、活動家、工人、農民等等。不能聚集起社會各類人怎麽辦？那好，當進行特定的決策時，就另時請所涉及的人們一起來決策。要禁止人們隨便晾衣服，那就讓主持家務的普通婦女一起來決策。要賣掉國有企業，那就叫國有企業的工人一起來決策。要搞土地私有化，那就叫種地的農民一起來決策。要叫進城農民辦務工證，那就請進城農民一起來決策。要取消馬路攤販，那就請馬路攤販一起來決策。也就是說，這是一種決策制度，包括決策人員的組合制度和決策程式的制度。這種決策制度是什麽制度？這是決策的民主制度。決策的民主制度不是現代普遍的決策制度，比如在現代戰爭中的決策，也仍然需要實行長官的專制。但是，決策的民主制度是一個現代國家保持長期穩定發展的基本制度。決策民主制度也不是精英制度，一群精英民主地進行國家社會的決策，其實是民主旗幟下的精英專制。總之，決策民主制度不是任何一類人群的決策制度。不理解這個道理，就只能造就一種虛假的民主。

具有不同決策傾向的人們的聚合，之所以能夠保持國家的長期穩定進步，是因爲人們的最終決策將是不同決策傾向衝突後的綜合結果，是不同決策傾向的調和，它不是體現爲任何一種決策傾向，而是包含了所有相關的決策傾向，集合了社會各種人的情感和智慧。某個民主的決策結果也許並不是最好的，但從所有決策的總和來說，一定是最好的，因而是最有利於國家的長期發展的。也許任何相關的人們在民主決策中都不能獲得理想的滿足，但他們一定是獲得了滿足的，因此，他們就不需要警察和軍隊來控制情緒，因此社會就能夠達到總體上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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