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5日訊】最近，大陸著名記者盧躍剛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其直率、大膽、尖銳、自信，開黨報內的異見之先河。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發表公開聲明，抗議中共有關部門封殺他的著作《把自由給你愛的人》。

此前，北大新聞系副教授焦國標嚴詞抨擊中宣部，青年幹部政治學院新聞信主任展江爲”南都案”而致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前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吳南生和林若也公開爲”南都案”鳴不平；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女士、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女士等人，在六四十五周年之際，公開向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表達敬意。

特別是,黨員兼軍醫的蔣彥永先生致信中共高層、要求爲六四正名的義舉，在海內外引起巨大的反響，並爲此失去人身自由五十多天。

此外，還有引起巨大反響的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陳桂離夫婦的《中國農民調查》和吳思的《血酬定律》的出版……

如果說，2003年是”民間維權年”，那麽，2004年似乎可以稱爲”體制內異見崛起年”。

提到大陸的異見，人們首先想起的是體制外的持不同政見者或民運人士，然而，如果我們追溯改革以來異見者的成長過程，體制內異見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存在。

在20世紀80年代，由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吳祖光、許良英、王若水、欽本立等先生爲代表的啓蒙自派知識份子構成的體制內異見者，在胡耀邦、趙紫陽爲代表的黨內開明派的支援和保護下，成爲最爲活躍、也最有影響的主導力量。二者的配合，不僅主導當時的改革大局和思想啓蒙，而且是抵制黨內保守勢力的中流砥柱。

衆所周知，他們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個人代價，或撤職處分，或深陷囹圄，最幸運的流亡海外，留在國內的也大都被邊緣化。

六四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體制外異見一直活躍，而體制內異見則相對沈默。因爲，六四後的知識界，在官方的恐怖和收買之下，確實在整體上陷於犬儒生存的泥潭，缺少了激情、勇氣和擔當，而更多聰明、世故和算計，但也成就了體制內外異見十五年來的公開存在，這是八九運動留給今日中國的重大遺産之一。

六四後，體制外異見者的主體皆是由體制內轉化而來。其中的許多人從此變成了體制外著名異見者，其中，曾任中央委員、趙紫陽的政治秘書的鮑彤先生是老一代的代表，曾任團中央常委、中央國家機關團委書記的張祖樺是中年一代的代表。

談及體制內異見，特別是值得記憶的事件有二：首先，1994年，四十多位德高望重的體制內人士，簽署過由許良英先生發起、由學部委員兼著名導彈專家王淦昌領銜的”紀念聯合國寬容年”的公開信，簽名者中包括楊憲益、吳祖光、樓適夷、周輔成、範岱年、王子嵩、王若水、湯一介、樂黛雲等人。

其次，是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在1998年-1999年的肅殺氣氛中，慎之先生作爲體制內的部級離休官員，不但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之際爲大陸自由主義破題，在1999年中共執政五十年大慶的敏感時刻，發表了《風雨蒼黃五十年》，其振聾發聵的巨大反響，標誌著六四後沈默的體制內異見的重新崛起。

慎之先生的示範作用不可低估，自此以後，體制內的異見聲音從未間斷過，而且大有越來越大膽尖銳的趨勢。特別是2002年以來，體制內的著名人士接連向中共發出尖銳的挑戰。

十六大期間，一直致力於批判毛澤東的李銳先生，公開提出啓動政改和平反六四的建議，建議書發表於由前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主持的《炎黃春秋》月刊上，李銳先生還爲此接受了《21世紀環球報道》的獨家專訪。

曾出任過廣東省委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任仲夷，多次公開批判跛足改革和呼籲政治改革；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等體制內人士，多次撰文闡述政治改革的緊迫性；朱厚澤、江平、吳敬璉等多位體制內知名人士參與的民間修憲討論，在海內外引起不小的反響；SARS危機期間，老軍醫蔣彥永挺身而出，一舉成爲國內外輿論中的中國良心。

同時，在圍繞著孫志剛案、劉荻案、杜導斌案、孫大午案、李思怡案、黃靜案、南都案、福建及河北的萬人罷免昏官案……的群體性民間維權運動中，衆多體制內的教授、學者、律師、新聞人參與其中，特別是資深律師張思之和莫少平，年輕律師浦志強、許志永、騰彪等人，法學教授賀衛方等人的介入，使民間維權具有了新的角度。

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政治學者劉軍甯先生和徐友漁先生，更是多次在敏感的政治性維權活動中公開簽名；理工大學的胡星斗先生公開要求廢除勞教惡法。

體制內異見所受到的國內外輿論的關注程度，往往高於體制外異見，這在有些體制外異見者看來有欠公平：”同樣的異見，體制外一直在說，說得比體制內尖銳直接，付出的個人代價也更大，卻受不到足夠的關注；而體制內人士偶爾發聲，不必那麽尖銳，也不必付出那麽大的個人代價，卻能得到廣泛的關注和高度的評價。”

然而，我以爲，海內外輿論重視體制內異見，是因爲它具有不同於體制外異見的獨特作用。

首先，體制內異見的存在本身，標誌中共體制絕非鐵板一塊，而是在日益分化。這種分化，不僅僅是體制內各類利益集團之間的爭權奪利，更是涉及到在價值觀的根本衝突。

起碼從胡耀邦、趙紫陽時代開始，從中共的最高層到最底層，體制內的開明派和保守派的分化，已經涉及到大是大非，即在關於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問題上，在關於改革的基本路徑的選擇上，出現涇渭分明的歧途。在中共高層的開明派被清洗之後，抵制保守派的責任主要由體制內異見群體來承擔。

其次，體制內異見是測試現政權的人心向背的最靈敏的指標。中共現政權的合法性危機，不僅來自它在民間價值評判中的腐爛，更來自它在體制內人士心中的急劇貶值。

體制內異見常常能夠揭示出被黑箱長期封鎖的某些內幕（如蔣彥永和盧躍剛的公開信），更能凸現中共現行體制的合法性危機和跛足改革的根本弊端。

敢於公開表達的體制內異見及爆光的黑幕越多，異見者在體制內級別和社會聲譽越高，就越能凸現現行體制的合法性危機和管制失靈的廣度和深度。

再次，體制內異見者大都是具有一定的黨內地位和社會聲望的知名人士，他們要麽是老黨員、老幹部，要麽是著名的教授、學者、作家、記者，他們的政治身份和體制內位置無法被中共定義爲”敵對勢力”，而他們在體制內外的社會聲望又讓中共難以下手，處置體制外知名異見者的先收監、在流放的傳統手法，很難用於體制內著名異見者身上。

但不整肅不行，害怕星火燎原的連鎖效應；整肅也不行，害怕成爲道義英雄；所以，中共現政權對體制內異見，基本處於束手無策的應對窘境之中。由組織出面組警告他們，基本不起作用；處罰他們，又等於道義成全，處罰越重，他們的聲譽越高，萬一整出個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就等於中共用高昂的成本從反面造就出再難以壓制的政治反對派。

同時，處罰還會把體制內人士逼成體制外的持不同政見者，既沒有了單位的內部控制一環，又可能引來更激烈的異見。加之離開體制就難以爲生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致使恐怖政治的威懾效力越來越弱。所以，體制內異見者已經成爲現行體制的”燙手山芋”，極大地增加了中共鎮壓的難度和成本。

轉型時期的中國，不但民間與官府之間的分殊日益明顯，民間力量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間和更大的迴旋餘地，體制外異見層出不窮、難以壓制，而且體制內的任何層次、任何單位之內，也不再是鐵板一塊，體制內異見也不斷出新。

權力在官府而道義在民間的格局的形成，使體制內異見者和體制內保守派的社會聲譽完全不同，前者贏得了普遍的讚譽和敬重，而後者遭到普遍的批評和鄙視。

比如，在SARS危機期間，說真話的老軍醫蔣彥永成爲中國良知的象徵，而向全世界撒謊的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卻淪爲中共謊言制度的代表……這種天壤之別的道義褒貶，爲體制內的其他官員們提供了正反面示範，正是這樣的示範，向官員們施加著儘量別幹、少幹”髒活”的道義壓力。正所謂”有權者道義日減，無權者道義日增”，鎮壓者的惡行等於對被鎮壓者的道義成全。

從蔣彥永、焦國標、盧躍剛等人的言論看，體制內異見越來越與體制外異見趨同，甚至僅從異見本身的價值取向上看，二者之間幾乎可以不分你我，共同挑戰獨裁政權，共同擴張著不同於官方主旋律之外的民間空間。而這，正是未來的自由中國的真正希望。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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