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5日訊】盧躍剛六月十三日給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勇寫了一封長達一萬三千多字的公開信，經張煒推薦七月十二日刊發在《新世紀》網站（//www.ncn.org/asp/zwginfo）。此文剖析中國新聞界的現狀乃至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的現狀，可謂入木三分，切中要害。他對於中國新聞改革理念的闡述，也在相當程度上表達了現代中國青年報人的嚮往和心聲，這給中國新聞控制與反控制的膠著狀態投下了富有希望的變數，尤其是他本人作為一個名人所發表的「政見」，有效地實踐著蔣彥永模式，這種示範將有可能成為下一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新的動力。

蔣彥永模式：名人表達獨立政見引發政治後果

在中國大陸這樣的官本位體制裏，名人通常意味著是依附在特權統治集團身上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在六四事件以後，政府有意的通過經濟利益進一步贖買名人和知識分子的政治主張及其表達權利。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持續高壓之下，除了像吳祖光那樣少數幾個敢言志士，名人知識分子遭遇了一九五七年反右和十年文革以來最嚴重的政治閹割，輿論一律、萬馬齊喑的局面，也證實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樑骨再次被打斷了！

然而，中國社會的正義良知並未滅絕，最近這些年來不但在中共體制內部有李慎之、李銳、胡績偉、林牧等人時常發表十分開明的政見；而且有一批專業人士像名律師張思之、莫少華、郭國汀等，教授秦暉、賀衛方、蕭雪慧等，出版工作者謝泳、丁東等，理論工作者劉軍甯、余世存、王怡等，民間也有鮑彤、曹思源、何家棟、劉曉波、王力雄、俞梅蓀、張耀傑等越來越多的人不斷發表獨立政見。這在客觀上成為中國社會的一種特殊的壓力，這種壓力得益於互聯網的發展，其影響作用正在急速擴大。然而，因為中國在社會組織方面的嚴密控制，這種壓力和影響更多的還是表現在輿論方面，要上升到政治層面還相當困難。

一年前，北京解放軍三○一醫院七十多歲的蔣彥永醫生，揭露中共隱瞞薩斯疫情真相，享譽天下，不但使他成為世界名人，也引發了中共政壇的一次不小的地震：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等被迫下台，他也被稱為中國的良心和「民族英雄」。今年兩會期間，蔣彥永又給中南海當權者寫信：要求為六四正名！這一次蔣彥永對中國政治帶來的衝擊就更大了。在六月敏感季節他和夫人失蹤並被解放軍總政保衛部拘留五十天，足以表明事態的嚴重程度，更關鍵的是蔣彥永切準了中南海的心疾，並令中共當政者陷入了兩難的悖論：蔣彥永的信指出了中共統治合法性缺失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備受合法性困擾的中南海竟然再抓蔣彥永，使其本來就稀缺的合法性遭受更大的創傷！中共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趕製有關六四事件的光盤，以及發出維持六四結論的文件，在高層內部「統一思想」……但是中共這種「見不得人」的自我辯解，已非十五年前的自以為是能比！這其實已經產生了政治後果。

與以前的名人問政參政不同，蔣彥永的兩次出手可能已經創立了一個新的模式：那就是作為名人表達獨立政見，並形成了一種積極的政治後果。在中國反對派無法有效集結的特殊國情之下，社會賢達、知名人士通過個人發出獨立的批評聲音，不斷質疑身邊存在現象的合理性合法性，澄清大是大非問題上的立場，以其產生的政治後果促進中國政治健康的發展！時下有一種論點，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缺乏動力，也許就是這種「蔣彥永模式」最終有可能會成為推動中國新一輪政治改革的動力——一種新的「社會合力」。

「蔣彥永模式」在於蔣彥永本身也是一個胚變的契機。在中國大陸那樣的社會裏，區別一個知識分子和名人的「大」與「小」、「真與假」、出類拔萃還是庸庸碌碌，除了看他在自己專業領域中的成就，就是要對重大的社會政治問題，表達與文明進步相一致的立場。像蔣彥永就是在六四等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上，通過講真話宣示自己的立場，而使他的精神境界、他的品格得到了進一步的昇華。相反，有些名人可能名氣比蔣彥永醫生還要大得多，比如像曾經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楊振寧，雖然他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做出了相當可觀的成就，但是他在六四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站在了歷史的錯誤一邊」，與中南海極權專制權威沆瀣一氣，為正義之士所不恥，毫無疑問這種喪失良知的表現使他失去了成為一名大知識分子的資格。如今，誰也不會懷疑，蔣彥永是中國的大知識分子！他是不同於普通名人的出類拔萃者！被中共摧殘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大陸，竟然還保存了這樣的火種，實在是中國文化的幸事，也是中國人民的福音。

盧躍剛實踐「蔣彥永模式」　長江後浪推前浪

四川籍的盧躍剛生於一九五八年，也是目前中國負有盛名的報告文學作家，其代表作品《以人民的名義》、《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大國寡民》、《東方馬車》等，每一發表即引起轟動，並連連獲獎。他目前是《中國青年報》新聞中心副主任，被視為中共主流媒體中「最具思想性、批判性」的記者之一。毫無疑問，他在今天中國大陸是一個名人，名作家，名記者！

說盧躍剛的這份萬言書是對蔣彥永的聲援，除了在形式上實踐著「蔣彥永模式」，在內容上也有兩處特別引人注目：其一，是一九八九年《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與六四事件的關係，盧躍剛指出：僅僅從危機處理的角度看，「四‧二六社論」對局勢的判斷，對學生運動性質的判斷，以及那種殺氣騰騰、準備秋後算賬的口氣，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增加了理智地處理社會危機的障礙和難度，匯合各種複雜的因素，導致了至今讓所有中國人傷痛不已的大悲劇。

其二，盧躍剛直言不諱表達了同仁們的一個共識，《中國青年報》今天的諸多不如意，總體上是「六四後遺症」。《中青報》前任總編輯徐祝慶離任時，向一些六四以後曾經被處分和傷害過的同志道歉。盧躍剛認為他的道歉是在澄清大是大非問題上的立場，庶幾是良知的剖白。

毫無疑問，這也是盧躍剛本人藉此在六四問題上表達立場、剖白良知。這是中共體制內繼蔣彥永醫生之後，對六四這一最敏感的問題公開表達的與官方立場相左的觀點。蔣彥永的罪名不就是講真話，不就是要求中共為六四事件正名嗎？不就是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宣示自己的良知嗎？盧躍剛寫這封信的時候，中南海已經發了文件和光碟，試圖將蔣彥永公開信的政治衝擊力限制到最低限度，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去《中青報》講話，甚至也可能包括了落實中南海這一「精神」的內容。考慮到這種背景，盧躍剛的義舉對於中共當權者就是「針鋒相對」了，對於蔣彥永就是兩肋插刀了。如果說蔣醫生的公開信是從正面提出了對六四問題的「正名」問題，盧躍剛的萬言書則是用具體的證據，巧妙而又具有說服力地論證了為六四正名的必要性。他們的默契，真讓人拍案叫絕。

蔣醫生如果看到盧躍剛的萬言書，想必一定會倍感欣慰，自己並不孤單！長江後浪推前浪，以天下為己任的盧躍剛們，正在或將要以各自的形式加入到「蔣彥永模式」的行列中來，可以預料這支隊伍將迅速壯大。這一模式的形成和發展，發出了一個重要的警示：「執政黨必須正視人民的政治要求了！」不要以為在統治集團內部找不到政治改革的動力，就可以迴避這一問題，民間已經在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蔣彥永模式」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投進新的變數。

前不久余杰在訪問美國的時候還表示擔心，吳祖光等敢言的著名人士去世後，中國政府抓了蔣醫生，那些名人或知識分子不敢挺身在救援蔣醫生的問題上表明立場。然而，當我們讀到盧躍剛的萬言書時，就會覺得這種擔心可能是多餘的。盧躍剛的挺身而出有其特殊意義：代表專制極權的統治集團進一步走向沒落，正在持續放大的「蔣彥永模式」效應，則表明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不會泯滅，吳祖光的精神已經有了傳人。

現今中國青年報人的宣言，挑戰中共新聞控制的宣戰書

比起前不久焦國標那篇一石激起千層浪的《討伐中宣部》文章，更能震撼中國新聞界！因為它更具體、涉及的問題更敏感：六四問題和前任總書記搞個人崇拜，並直接批評《中青報》的頂頭上司，因此寫作這篇文章也需要冒更大的風險。經歷過這場「風險」之後，傳統的專制禁忌或者會有更大的突破，中國新聞媒體有可能贏得更大的空間。

趙勇是主管《中青報》的團中央第二把手。據盧躍剛萬言書披露，今年五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國青年報》中層幹部會上的講話，其要點：一、誰要是不聽話，隨時隨地可以滾蛋；二、《中國青年報》是「團報」，不是「抽象的大報」；三、不能用「理想主義」辦報。盧躍剛認為，趙勇講話充滿了教訓、恐嚇和無知，「代表本屆團中央書記處在《中國青年報》樹立了一個惡劣的形象，一個小官僚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形象」，使報社許多同仁極度反感和失望。

盧躍剛的公開信披露的《中青報》與中共高層互動的大量事實細節，令同行們相當「解饞」。他明確提出，青年報人有一種歷史自覺，或者叫「歷史警惕」，政客不必為歷史負責，我們必須為歷史負責，要防止政客為了保護既得利益，用「假大空」毀報紙。他用「官僚文化與報人文化的衝突」巧妙的解釋了中共極權專制與新聞自由的衝突。他在「萬言書」中闡述的思想觀念，包括像「青年報人」、「報人文化」、「同仁文化」等，已經超越了中共體制內八十年代探索新聞立法新聞改革的局限。他宣稱：我們想辦一張推進中國社會進步，青史留名的好報紙；從進入報社第一天起，就立志改變黨報幾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說大話、空話、假話的文化」，採取相對中立的政治立場，始終保持相對獨立的新聞價值判斷，做普世職業標準的編輯記者。……

這幾乎就是中國青年報人的宣言書，也是挑戰中共新聞控制的宣戰書！

盧躍剛這封萬言書不但富有勇氣，而且極富智慧理性。它是研究中國大陸過去二十年新聞發展殊為難得的重要文獻，並將對包括新聞改革在內的中國政治改革，產生深遠的影響，也將幫助外界瞭解到中國新聞界最先進的一批活躍分子的脈動。

中國的新聞報業自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執政以後步入歧途，淪為引導輿論的「工具」、「黨的喉舌」。這種對新聞本質的反動，對新聞自由規律的破壞和扭曲，到文革的時候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八十年代初期的經濟開放改革，使得新聞媒體在形式上有所「寬鬆」。但到了八九年夏，中共保守派藉六四復辟，其中以上海幫的女幹將陳至立在上海批判《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同仁辦報」，江澤民赤裸裸鼓吹「政治家辦報」為主要標誌。中國領導人連續多年在世界新聞自由的公敵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中國監獄中一直關押著世界上最多的新聞工作者。今年來在商品化大潮的裹挾之下，中南海依然死守政治控制的高壓，並建立了各級的審讀機制，投資控制互聯網的「金盾工程」……

然而，新聞自由的規律有其內在的不可抗拒的動力，有心人笑蜀彙編的當年《新華日報》社論《歷史的先聲》，儼然把中共押上統治合法性的審判台。從劉賓雁、欽本立，到盧躍剛，中共再強大的高壓，也無法泯滅新聞自由的火種。倒是進入現代高科技時代，這些火種借助互聯網，已然孕育著星火燎原之勢。

《爭鳴》雜誌2004年8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