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0日訊】

三

這些年來，我在斷斷續續地閱讀她不斷寫出的歷史的時候，時有被一記重錘敲到靈魂深處的感覺。

這其中最簡單的事實是，我雖然來自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附中，經歷了清華附中文化革命的最主要的過程，清華附中在當代中國也出了很多「作家」，搞社會科學的人，舞文弄墨之人，但是有關清華附中文化革命中的災難的翔實的調查、記述，卻是由一位外校的人做出的，這實在令我感到慚愧。沒有一位清華附中的人付出過她那樣的勞動，進行過她那樣的抽絲剝繭般地解析調查，更沒有一個人像她那樣對災難進行過如此追思盤問。儘管王友琴的記述還有些微不確的地方，例如年級、班級誤記，但是，事到如今，已經可以說，不會再有一位清華附中的人，像她那樣，掌握那麼多，那麼準確翔實的歷史材料。我相信，由於年齡、時代的原因，今後任何研究清華附中文化革命歷史的人，都必須找王友琴切磋請教，讀她的書。

在王友琴關於清華附中文化革命的許多記述中，不只一段記述令我震動。例如她所記述的在向作家史鐵生調查當時他們班上打人情況的時候的一段情況：

「北京作家史鐵生在1966年時是清華附中初二（3）班的學生。當筆者問起他的班上是否打了同學，他回答說，打了，打得不重。

筆者問，不重是多重？

史鐵生說，打了兩個女同學。是紅衛兵打的。讓她們跪在教室裡，用皮帶和拳頭打了，剪了她們的半邊頭髮。

記得筆者當時不禁追問：這怎麼還叫『不重』？

史鐵生是作家，使用漢語詞彙應當比較準確，當然也懂得這樣毆打折磨，對兩個15歲的女學生來說，是『重』還是『不重』。他這樣說，是因為在1966年的清華附中的環境裡，有大量更為嚴重的罪惡發生，所以如果不是被「往死裡打」、不是被打到生命垂危的程度、不是像劉樹華和其它『黑幫』那樣被打得不想活了，大概就可以算『不重』。

史鐵生還記得這兩個女生的名字：王淑英和孫淑綺。她們被剪『陰陽頭』的原因是『家庭出身不好』，其中王淑英被指控是『隱瞞家庭出身』，這在當時就可以成為一個罪名，可以讓紅衛兵拿去作為一個理由來懲罰你，從中也可以見出紅衛兵的觀念，以及他們認為有權力用暴力懲罰同齡人的那種蠻橫。

史鐵生不是『紅五類』，沒有當過紅衛兵，而且對被打的人懷有同情，所以記得這些細節。經歷、道德觀念和記憶的關係在這個例子中體現得十分明顯。」

（見《文革受難者》，第263頁）

這一段記述一直打在我的腦海深處，它使我再次深切感到，儘管我每每想到當年的跟隨共產黨，內心就感到痛楚，一直力圖在精神和知識上清除極權主義文化留給自己的痕跡，但是也還是像史鐵生一樣，對諸如類似的很多常識問題依然還是經常缺乏應有的敏感和判斷。這不是一個小問題，今天無論在中國國內還是在海外的中國人都說，中國人的道德已經淪落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但是，難道不就是在這一件一件的小事，在無處不在的各個角落裡敗壞它嗎？難道不正是我們失去的敏感和判斷，助長了它的蔓延發展嗎！

我們如何能只是譴責別人！

這不是使我觸動的一個偶然的例子，在王友琴筆下記述的清華附中的一位體育老師—趙曉東之死中，更引起我深深地反思。

如王友琴在調查中記述的，趙曉東是清華附中的體育老師，工作兢兢業業，在文化革命前受到學生們的普遍愛戴，但由於有所謂「歷史問題」，在文化革命中一直是整肅的對象。而這樣一位被老紅衛兵整肅的人，在六八年初教師幹部亮相站隊時，他，甚至於他在我們學校初中上學的兒子「居然」站到傾向老紅衛兵的一派那邊，這不但令我們這些造反派不解，而且引起了對他的痛恨。六八年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學校革委會開始整肅趙曉東。在他自殺前的鬥爭會上，我們這派的一位老師起來揭發，說趙曉東的兒子，用氣槍威脅他。毫無疑問，對趙曉東的殘酷鬥爭，我們這一派當時也非常積極，包括他自殺前的鬥爭會。但是，對於趙曉東的死，直到王友琴調查時，才使我突然對此感到慚愧和內疚。後來，我聽說，王友琴關於此的文章發表後，我的一些清華附中的朋友還和她聯繫，企圖使她刪掉，或變換記述這個事件的方式。其實他們應該想到，我們不但沒有抵制，而且同樣是積極參與了這場「階級鬥爭」。

然而，事實上趙曉東之死是我終生不能忘記的。那是我第一次面對一個同類的非正常性的死亡。我記得，當時，也就是他跳樓一兩分鐘後，我跑到了四樓他跳出去的那個窗口，向外一看，還沒有看到他的身軀，而只是看到幾片腦漿、血肉，就一陣劇烈的噁心，迫使我立即離開了窗口不敢再看。這種感覺使得我晚上無法吃飯，一直延續幾天才消散。當時我為我自己的膽怯軟弱感到羞愧，一直把這種感受隱藏在深處。但是，這一次的經驗使我刻骨銘心地理解了「物傷其類」的原始本能，從此任何涉及人的傷亡事件，我自知沒有能力面對，都遠遠地躲避。我甚至感到，我和我的後代可能都不能做醫生；也可能就是因為我還保有這點原始本能，所以後來能夠徹底厭惡共產黨的沒人性。

王友琴對歷史的記述，對人生命的尊重，使我再次感到，我和我的造反派的朋友們，不只是文革的受害者，那個社會的被壓迫者，也是那個社會的締造者，並且在一定得條件下，也會被統治者所利用，自覺或不自覺地犯下罪惡。這就是筆者從共產黨的文化中覺悟出來後感受最深的一點：毛澤東和共產黨毀滅的不僅是中國的山河、文化，而且毀滅了兩代、甚至更多代的人的良知。

在我九六年的文章，「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誕生」一文中提到的，六六年曾經受到迫害、被剃成陰陽頭的同學霍秀兒，她如今在電視台工作。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聽說，她以及不少某些當年受到殘酷迫害的我的其他同學朋友，對於王友琴的這些記述和任何進一步的調查，常常持這樣的態度，或者否認她當年的遭遇，或者對這一段經歷保持沉默。對於這種否認和沉默我並不感到奇怪，這其實才正是我們時代的最大的悲哀。如果只是迫害和被迫害，那或許是簡單的，很容易反正，問題在於從四九年開始，統治者造就了一個時代，生活在這個社會受極權主義文化教育的人，無論是迫害者還是被迫害者都失去了正常的感覺，正常的思維，幾代人的人性被異化，不知正常的榮辱，甚至喪失了正常發聲的能力。在歷史上的文革中能夠發生如此大規模的不可理喻的殘暴證明了這點，今天中國社會在各方面的繼續敗壞，也是它的產物。這無疑從另一方面說明了王友琴女士的工作的重要，《文革受難者》出版的重要。

四

然而，王友琴和她的《文革受難者》，對於我來說，還有著更多的感受。

我認為，《文革受難者》作為對文化革命的記述，作為歷史，作為社會學，作為文學，都是一本非常值得推薦的書。它是最近二十年中文世界出版的最好的書籍之一。

王友琴女士是文學博士，而在《文革受難者》所作的工作主要是社會學、歷史學。但是，從一九九六年第一次看到她的文章時，我就驚異地發現，王友琴所使用的方法是非常乾淨、準確的社會學、歷史學方法。

出了中國國門，稍有敏銳感覺的人都知道，幾十年的封閉，和意識形態化，使得中國的社會學、歷史學，乃至一切人文科學，無論就概念，還是方法來說都已經和世界無法接軌。四十年來的訓練和培養，也使得這兩三代社會學家沒有能力像他們的前輩和其他地區的社會學工作者那樣進行科學地描述、分析和研究。有能力和有感覺的人，肯定只能採取「十年磨一劍」的辦法，耐得寂寞地在那裏打造；而儘管如此，出手還是經常會露出「功力不足」、「旁門左道」的痕跡。但是，王友琴的著述，出手就居然沒有任何來自共產黨社會的「假」「大」「空」的社會學的痕跡。她對現象的描述駕馭準確乾淨，並且一下子就能把握到可能得到的結論，和值得深入追究的問題。

在歷史學上，余英時先生在為《文革受難者》一書所寫的序言上，非常準確地提到王友琴女士在那些方面繼承了以司馬遷為代表的中國歷史學者治史的優良傳統。對此，筆者深感余英時先生的眼力超群，眼前有景道不得，對我來說，也只能談一點我覺得不得不說的感受。那就是如同司馬遷的《史記》一樣，王友琴的著述也不只是在歷史學上，而且在文字上也出類拔萃。

王友琴的文章，沒有任何那個社會滲透給每個人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式的語言和文風，有事說事、有問題問、有感發感。她的文字洗練、準確，沒有任何拖泥帶水、虛張聲勢，同樣是出於污泥而不染。她的文章絲毫沒有那種雷鋒日記式的、革命導師式的浮誇，或為社會效應刻意而作，或為彰顯自己學問、社會地位而寫。對此，筆者在最近一年多所參與的有關如何紀念李慎之先生的討論中，更深切地感到這種傾向不僅在中國主流知識界，而且仍然大量地、毫無反省地存在於今天所謂持異議的知識份子中，由此，我對王友琴的文字、文風也更加讚歎佩服。

王友琴女士是我見到的第一位出自共產黨社會，卻又有如此才能的大陸學者。我自己花費二十多年努力才得到的結果，王友琴女士似乎毫不費力地就具有了。我常常驚異，甚至認為這是天才，她天生具有抵禦共產黨文化的能力，天生就存在著一種研究和治學的能力。

五

文化革命給我們這兩代人留下的是苦難、創傷、瘡疤，我們留給後代的是教訓，而不是輝煌。而同樣，我認為，現在似乎也可以說了，紅衛兵，卜大華、張承志們在文革中留下的是醜陋，他們之中的一部份人，在其後半生，最近二十年中，在文字上、精神思想上留下的依然是醜陋。

余英時先生在序言中，談到中國是個健忘的民族，這點我並不相信。春秋、戰國，二十五史，在這個世界上很少有民族有如此詳細的記載，秉筆直書更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優良傳統，「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歷代中國文人不僅有記史的傳統，而且有做人的傳統。這個傳統的確從五四運動以後，被左派文人逐漸清除，被共產黨文人徹底斬斷動脈，但是，要想置中國文化傳統、人文傳統於死地，卻也絕非易事。這個廢墟上所生出的王友琴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她把那些對我們的人民犯下的罪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釘在光天化日的恥辱柱上，讓死者瞑目，讓有罪的人寢食不安，讓後世的人能夠借鑒思考，讓有良知的人時刻警覺。

對我來說，《文革受難者》還再次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知識份子，乃至一切人，對犧牲者、受難者，也就是「死」人如何反應問題，是一個最為根本性的問題。如前所述，筆者認為，王友琴和卡瑪的兩部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作品最根本的區別是，人的生命是否是最重要的，並且由此產生，在每一個生命面前，是否以革命的名義、以階級的名義所犯下的罪惡就比以種族的名義所犯下的罪惡輕，就可以原諒饒恕？草菅人命就不是罪惡？

對卡瑪來說，她希望從罪惡的背後發現非罪惡的東西；對王友琴來說，罪惡就是罪惡，不管它是以甚麼名義犯下的。無論甚麼時候都不能隨便打死人，「打死人」、草菅人命，就是要追究，要反思。我認為現在可以說的是，在卡瑪對於文化革命的研究中，至少到二零零四年，她仍然沒有感到，研究文革，最重要的是成千上萬的受難者遭遇的「災難」。

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在研究九十年代中期去世的著名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的思想的時候，曾經看到，青年時代曾經一度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波普，就是因為看到在一次群眾運動中，那些馬克思主義者是如何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惜犧牲民眾的生命，從而徹底摒棄了馬克思主義，成為研究極權主義思想基礎的最重要的當代哲學家。

但是，對於在政治上玩忽人命這樣的災難性事實，知識精英們的反應並不是都像波普那樣：對於死「人」，尤其是犧牲別人，是不能容忍的；掩飾罪惡、為罪惡開脫，也是不能容忍的。這種犧牲，對另外某一部份知識精英來說，他們的反應是另一樣，一方面，他們以為自己找到了真理，為了「美好」、「烏托邦」可以犧牲一些人的生命。毛澤東的「要奮鬥就會有犧牲」，已經成為所謂「名言」，但是，問題在於如果是犧牲他們自己，便也罷了，這些精英要犧牲的只是別人。另一方面，則或許掩飾和開脫這些災難能夠使他們心安理得地繼續保持「輝煌」，或者獵取更多的利益。（當然對於鄧小平這樣的語言和暴行，「殺他二十萬，換得二十年的安定值得。」筆者永遠認為，這是人世間如希特勒一樣的惡魔。對筆者來說，鄧小平就是和毛澤東一樣的專制者、第一代共產黨人，他殺人是為了政權，他的經濟改革也是為了政權，並非為了文革乃至到七九年為止，三十年共產黨統治的「受難者」。）

上述兩種不同反應是針鋒相對的，它涉及到的問題是：如何看待知識份子？知識份子應該如何反省他們曾經給民眾、社會帶來得災難？知識份子是社會的「良心」，還是罪惡的源泉之一？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早就感到，心平氣和、與世無爭的王友琴或遲或早會引起一部份人支持、信任，另一部人按捺不住的憤恨。因為她的工作太深刻了。

在閱讀《文革受難者》的時候，如同王友琴女士這本書中正面記載的，如同卡瑪的電影中所間接描述的，在有記載的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上的大部份災難都是人類中的一部份人，或者是統治者、或者是知識份子，即所謂人類中的「精英人士」自己製造的。在很多罪惡中知識份子是共謀、協從，推波助瀾者，鑒於此，筆者認為，那種認為知識份子是社會的「良心」的看法，是不准確的，甚至是片面的。這種說法，在某些知識份子那裏不僅是自諛，而且嚴重地存在著一種居高臨下的救世主的心態。

甚麼是「良心」，是個永遠爭論不休的問題，那些個以「革命」為名義犯下罪惡的知識精英，也永遠以為自己代表真理，自己是社會的良心。所以，筆者認為，知識份子只是社會中以知識和思想為職業的一部份人的代稱，不同的人對知識和思想的態度，與知識和思想的關係是不一樣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人類社會中很多悲劇性的事件和歷史，知識份子都深深地捲入，他們既是肇事者，也是受害者。五四以來的中國歷史告訴我們，不是因為民眾水平低，因為中國文化傳統使中國沒有能夠走向民主，陷入比中國封建專制還殘酷的當代極權專制，而是因為知識精英們的思想和良知發生了問題。五四之後，中國走向了共產黨專制，並且專制了人民五十年，六十年代初期，餓死了上千萬人，文化革命迫害死上千萬，不僅和毛澤東、共產黨集團，而且和這些知識份子的助紂為虐，這些知識份子天生的軟骨症，甚至還有這些知識份子的智力，有著直接的密不可分的關係。時下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的短視和軟弱，民運陣營的混亂和水平低下，也都是和知識精英自己的素質有關，絲毫怨不得民眾。

筆者認為，對這些以知識和思想為職業的知識份子來說，在他們參與社會事務時，必須同時要受到社會和民眾的監督，他們應該永遠既是啟蒙者，也是啟蒙的對象。不僅如此，筆者對波普的以下兩個論斷也深有同感：

第一，知識份子的傲慢，不僅過去，而且現在都是社會的一個主要的災難。重要的是讓民眾知道，「一切知識都是一種推測」！一切知識份子都可能犯錯！

第二，當代某些知識份子已經成為一個黑社會，他們利用輿論，互相吹捧、愚弄民眾、牟名牟利，嚴重地攪渾了知識和精神領域中的一切，民眾必須監督他們。實際上正是這些知識精英，每日每時地都在製造大大小小的各種災難。最近一百年這個世界遭遇的浩劫：兩次大戰，希特勒和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文化革命，不過是這些日常問題和災難的積累爆發。

我不知道，或者說也不相信，人類能夠在以後的歷史中完全避免這類災難。因為人類社會中總會有一部份人，為了自己的目的，自己的特權、野心和物質，藉著各種名義和目的，傷害其他的同類，但是我想，王友琴女士，以及《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作者們所嘔心瀝血做的事情，目前在知識界所進行的爭論，乃至我們早年讀過的《第三帝國的興亡》都是在試圖避免或者減輕這些人類的災難。

我在讀《文革受難者》的時候，曾經奇怪，為甚麼在王友琴的筆下，對《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中的每一個遁詞和謊言都有充分的歷史資料揭穿，並且其中最主要的文字、史料已經流傳將近十年，還要拍出這個毫無新意的所謂文獻電影？

思索再三，我更深地感到，這是一個多元的社會，我們無需，也不可能說服卡瑪和她力圖為之解釋的那些人。因為人的追求不同，人對人的生命的價值的看法不同。但是，也正因為這是一個多元的社會，所以我們也必須為社會和未來承擔自己的角色、負起自己的責任。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下一代人再陷入這種殘害之中，成為受難者；現在，我們也看到，這種專制還在生存，並且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還在變型，繼續從各方面殘害我們的民眾、我們的文明、我們的國家，以及這個世界健全的肌體。為此，無論是為了現在，還是未來，我們都不應忘記文化革命這個千年浩劫，不能忘記幾千萬的文革受難者。

我相信，無論怎樣，今天的人，後世的人，會像閱讀《第三帝國的興亡》那樣，閱讀《文革受難者》，從王友琴的著述中得到無數的啟發和反省。

我相信，雖然一些當時受害的人，由於很多原因現在拒絕回憶，甚至掩飾當時的血腥，但是，我想陳書祥會感到安慰，劉澍華的親友會感到安慰，因為有人記載了他們父兄的生命的冤屈，記載了他們災難，控訴了那些殘害他們的人和社會。

我為我們時代終於有了王友琴的書，《文革受難者》，為我們這一代人產生了王友琴而感到欣慰！

2004年8月20日於德國埃森初稿，29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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