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日訊】（大紀元記者秦飛﹐歐陽宇編譯報道）新疆是恐怖組織的基地嗎﹖1949年以後，北京通過高壓手段在新疆取得和平，而這一點在隨後的四十年中幾乎被西方社會遺忘。但在過去的十年中，有關新疆的消息逐漸的透露了出來。隨著蘇聯的解體，中國突然面臨眾多中亞的獨立國家——這些國家與維吾爾族有很近的種族關係。這次外國政府和人權組織也開始注意到了新疆﹐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更加開放了，另一方面也因為中亞突然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能源生產地。在這一地區發現了大量的石油儲備——新疆本身也是中國最大的石油儲備地——外國石油公司在他們政府的支持下，也來到了中亞。德國，伊朗，土耳其，英國和其他國家開始在這一地區介入更多。

北京政府由於擔心失去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制定了開發西部的計劃，以作為通往中亞的橋樑；這些計劃包括了增加漢族到新疆的移民。然後就發生了2001年911事件。隨著對紐約和華盛頓的攻擊，美國進入了中亞，再這一地區建立了軍事基地用於打擊塔利班和基地組織——這些基地把軍隊布到了離中國邊境幾百英里的地方。新疆突然變成了中國，俄國和美國爭奪控制中亞的中心。

作者約瑟華-克蘭茨科(Joshua Kurlantzick)在雙月刊「外交事務」中發文﹐分析了中國大西北動盪的原因。他說﹐和其它被中國政府壓迫的種族不同（比如西藏），新疆的穆斯林居民維吾爾族，沒有講英文的神職發言人或聯合的流亡組織﹐在土耳其的幾位比較重要的維吾爾族流亡者，他們也是把大部分時間放在內訌之中。新疆的事件很少引起外國政府的關注，再加上這一地區長期向外國人關閉，很少有學術機構或人權組織對它進行研究。

現有三本比較重要的書籍描述了新疆的混亂。最常被閱讀的一本書名為「中國的大西部」，講述這一地區的歷史，由前財經時報的記者Christian Tyler撰寫。另外兩本「新疆：中國的穆斯林」由S. Frederick Starr編輯，他是Johns Hopkins 大學的中亞問題研究的主持人，以及「新疆——中國大西北的穆斯林」，由Durham大學的Michael Dillon撰寫，從學術上對新疆的人物，經濟，宗教，文化和政治上的危險傾向進行了立體的描述。因為中國的西部在九十年代初對國外的作者是關閉的，911事件以後北京更加限制記者接近這一地區，這三本書對瞭解位於中國西部的新疆很有幫助。

Dillon和Starr對目前中國在新疆事務中的歷史背景作了很好的工作。歷來外國統治者一直把這一地區看成了需要馴服的荒蠻之地，把維吾爾族當成二等公民。然而只有中國共產黨真正的通過人口同化來消滅維吾爾族。

作者說﹐不幸的是，隨著中亞近來變得越來越重要，華盛頓和其他幾個關鍵角色把維吾爾族變成了地緣政治的犧牲品。美國基本上已經接受了中國把維吾爾族分裂分子與國際回教恐怖組織聯繫在一起，而把維吾爾族爭取合法權利的事實掩蓋了。華盛頓甚至幫助北京鎮壓大量的維吾爾組織。然而美國應該在打擊恐怖主義的同時維護維吾爾族人的權利。不幸的是，在這三本書中沒有提供太大的幫助。

悲慘的過去

把新疆看作中國延伸的實體這一觀點還是相對較新的。在Tyler的書中，對新疆從古代到十八世紀中葉作了生動的描述，新疆要麼被中亞帝國統治，要麼完全沒有統治。它那廣袤而貧瘠的沙漠使它很難被征服：20 世紀初，英國一位周遊很多地方的考古學家Aural Stein來到新疆，被新疆的荒涼所震驚，感嘆於它的「荒蕪的原野，每一個地方都充滿了死亡的烙印。」中國古代的統治者也曾試圖征服新疆，但他們發現在那裡駐紮一個很大的軍隊幾乎是不可能的。公元前104年，漢武帝曾率領六萬人征服西部；僅有一萬人活著回來。

Tyler在書中把新疆的歷史活生生的呈現給我們。他嫻熟的引用軼事，描述了這一地區的

過去，包括十世紀時引進了Sufi 伊斯蘭教，以及後來發展的穿越新疆的絲綢之路。其它兩本書內容比較枯燥，但用具體的描述，彌補了Tyler書中泛泛而談的不足，從而更有價值。

到了十八世紀後期與十九世紀，清朝為了鞏固政權而開始擴張邊境，幾乎把中國的版圖擴大了一倍，來防範俄羅斯和英國在中亞的擴張之爭。這段時期中，當中國征服新疆以後，就決定留下來，用嚴厲的手段來鞏固它的統治。Tyler書中描述了在這段時間中有超過一百萬人被屠殺，James Millward 和 Peter Perdue是為Starr提供素材的作者，講述了清朝在新疆建立了一些小型的，能自給自足的殖民地——成為現代中國大規模的軍事基地的先驅。

在其後的二百年中，北京與維吾爾族之間的摩擦引起了越來越大的對立。同樣的，這三本書對此細節的描述著墨較多。中國政府沒有把維吾爾族看成與漢人同等，從來沒有給他們真正的自治。相反，北京強迫當地人做無償勞動，禁止他們參與地方政治，這種強制統治引起了當地人的憤怒，導致了一系列的叛亂。在1825年的一次最血腥的叛亂中，當地部落殺死了八千名中國士兵，引起了中央政府強烈的反應。

隨著二十世紀的來臨，中國平定新疆的進程還是沒有完成。由於中央政府被叛亂削弱和君主制的結束，以及全國性的混亂，中國也無法徹底鞏固它在西部的統治。狡猾的當地軍閥利用中央政府分心的機會，在1949年三次建立了短命王朝，在今天仍是維吾爾族重要的象徵；就像Dillon所寫的那樣，在1949年被鎮壓的最後一份自由新疆共和國的錢幣，還是被很多維吾爾人尊崇為「曾經和未來國家」的象徵。最後一個新疆共和國甚至制定了相對民主的憲法，允諾言論自由，宗教和集會自由。

激進分子的崛起

雖然清朝和國民黨政府征服了新疆，但他們從未試圖把這一廣闊的地區殖民化。但自從共產黨掌權之後，一切都改變了。儘管很多學者把近幾百年中國對新疆的鎮壓作為一種延續來看待，這幾本書的作者都正確指出了共產黨的統治與以前是完全不一樣了。他們使得很多維吾爾人變得前所未有的激進。

雖然剛開始時他們答應給新疆很大的自治，一旦共產黨在五十年代鞏固了政權後，就對新疆採取了緊縮政策。有史以來，北京第一次有了一個相當激進的意識形態，來鞏固邊境並傳播共產主義。但共產主義理念和把維吾爾族看作未開化民族的傳統觀念混合在一起（毛澤東的妻子出名的憎恨少數民族），懼怕少數民族的凝聚力，對新疆進行了蝗蟲過境般的破壞。在整個中國，共產黨主要針對的是有錢人，知識分子和宗教信徒進行鎮壓，但在新疆，鎮壓更加嚴厲。Millward在Starr的書中寫道「只有在新疆，共產黨面臨著大部分不說中文的伊斯蘭教人，而當地的宗教機構也很完善。」上千個清真寺被砸，宗教領袖被關押起來，帶著頭巾或穿著穆斯林服裝的維吾爾人也被抓起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共產黨有意的用豬來玷污清真寺。很多穆斯林領袖被槍斃。維吾爾語言從學校中被取消了，幾千名維吾爾族作家以「主張分裂罪」被逮捕。——僅僅因為他們用維吾爾文寫作。同時，北京強迫新疆的遊牧民族變成集體農場，但這一地區的可耕地面積相當有限，生產力比中國其它地區落後很多。這種錯誤的政策指導現在仍留下了傷痕，新疆以前很多的綠草原現在變成了沙漠。

戰後一段時間，共產黨也開始了改變新疆人口結構的運動，同時也開始開發新疆的自然資源以滿足東部發展中城市的需要。北京強迫維吾爾族進行節育，同時鼓勵漢族人大規模移民到這一地區，用經濟利益作為引誘，或強迫中國人移居到西部。這些政策的後果極具破壞性：1941年維吾爾族是新疆人口的百分之八十，1998年已少於百分之五十了。新疆最大的城市烏魯木齊，現在完全是一個漢族的大都市了，僅有少數的維吾爾族人居住在很貧困的地區，他們靠給人拍照或賣廉價地毯維生。

Starr和Dillon指出這些政策在新疆產生了兩種相互的影響。有的維吾爾人放棄了，有五十萬人在六十年代早期去了蘇聯，有的轉向了毒品；新疆現在有嚴重的海洛因問題，因此導致了極大的艾滋病感染問題。另一些人開始反抗。Starr指出，由於針對維吾爾的種族和宗教，毛澤東是中國第一個領導人「使維吾爾族從原來的一盤散沙變成了有向心凝聚力：泛維吾爾的崛起」。事實上，正是由於北京的政策，使維吾爾族人不再像從前那樣內鬥，1949年以後，很多人開始放下種族內部的分歧，建立了維吾爾族之間的一致。到1954年，在和田城爆發了維吾爾族反抗，六十年代，新疆對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比其它地方更為強烈。

在蘇聯解體以後，維吾爾人看到中亞的同種族人建立了獨立主權的國家，抵制中國統治的浪潮越來越高漲。在整個九十年代，很多維吾爾人在新疆各城市上街遊行。Dillon寫道，這就像地下的火焰，這些抗議很難被撲滅：「潛伏的，很難撲滅的，不時的從意想不到的地方爆發出來。」有時演變成了暴力：1990年一次血腥的對抗中，將近三千名維吾爾人在與中國警察的衝突中被殺，很多新的分離主義組織——不是所有的，是擁護非暴力的——建立起來。其中一個東突組織，提倡在新疆建立一個民主的非宗教政府。但其它組織對中國在新疆的設施，以及偶爾在北京，進行爆炸性破壞。

同時，對伊斯蘭的興趣也越來越高漲，一方面因為政府的嚴厲管制，同時也因為維吾爾族接觸了其他的穆斯林社會。儘管新疆傳統上沒有嚴格的東正教或伊斯蘭激進組織，伊斯蘭被看成抵制北京控制的最好辦法之一。很多年輕的維吾爾人開始舉行秘密集會來討論目前的宗教和政治問題，去清真寺朝聖的人越來越多。

對這種最新的維吾爾族民族主義的高漲，北京按中國典型的口號，進行「嚴打嚴懲」。九十年代數以千計的維吾爾人被逮捕，很多人在公眾遊街後被處決。911事件之後，被逮捕的人數劇烈增加，北京大加宣傳，把維吾爾族和基地組織聯繫起來。中國政府在幾乎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宣稱有一千多維吾爾人到阿富汗與基地組織和其他伊斯蘭組織一起受訓，本拉丁本人給了維吾爾族龐大的經費用以在新疆建立一個伊斯蘭恐怖組織。雖然東突組織強烈譴責基地組織，而沒有證據表明維吾爾族與國際恐怖組織有關聯，北京今年初宣佈「嚴打運動」將永遠繼續下去。

其它國家的漠不關心

外部國家，包括美國，為中國的嚴厲鎮壓提供了方便。Tyler和Starr的書中常常忽略了事情的複雜性。舉例來說，中亞國家和西方太輕信了打擊新疆是反恐的一部分這一說法。這一結論部分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這使得例如上海合作組織（由中國，俄羅斯和一些中亞國家組成），把重點放在反恐上。北京也說服了中亞國家遞解所謂的維吾爾「恐怖分子」——經常僅僅是非暴力分離組織的成員——到中國受到起訴，也禁止流亡的維吾爾族在中亞的國土上進行任何活動。

甚至華盛頓也放任自流。布什政府拒絕把反恐戰爭的目標作明確定義，允許中國把新疆分離主義者和基地組織混為一談。美國很多時候甚至直接幫助北京進行鎮壓——例如，把其中一個維吾爾分離組織，東突組織，放入美國國務院的全球恐怖組織名單內。Starr著作中的撰稿人Graham Fuller 和Jonathan Lippman指出，「美國的宣言對維吾爾族人是相當毀滅性的。」從前美國是新疆人權的主要維護者（自由亞洲電台是維吾爾族語主要的信息來源），現在放任北京「把所有的民族主義運動定義為『恐怖分子』」。

作者在文中評論說﹐所有這些書對維吾爾族人對鎮壓的反應避而不談。正是因為艾滋病感染率的持續上升，使Starr正確的認識到大量移民給維吾爾族在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帶來的巨大破壞，新一輪的大規模漢族移民，是北京迄今為止最為縝密的反維吾爾族的運動，使得維吾爾族失去了以前最牢固的同盟，美國——從１９４９年以來，他們陷入了相當大的困境之中。儘管沒有一位作者明確指出這一點，但這一壓力可能使維吾爾族變得更激進並向受北京指控的伊斯蘭組織靠攏。

更進一步，隨著中國交通的進一步改善，越來越多的維吾爾族人可能會與另一些反政府組織聯合起來。有些維吾爾族領導人已經和西藏流亡組織以及工人運動領袖建立了聯繫，而維吾爾族流亡團體也開始效仿西藏，利用電腦網絡來引起國際人權組織的注意。

文章說，沒有一本書提到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即國際社會應如何防止新疆變得更激進。作者用了短短幾頁文字來呼籲國際社會推動北京給予新疆自由，但是沒有討論最好的實行方法。當然，華盛頓不應把維吾爾組織放入全球恐怖組織名單之中，從而慫恿北京對新疆進行鎮壓，布什總統應向裡根學習，當年裡根一面保持和共產主義的對手保持關係（當時是蘇聯），同時也發表了很多保護人權的重要講話。

華盛頓可以說服幾個對中國有制約作用的國家——例如，波斯灣的產油國——來保護維吾爾族人被進一步欺壓。在今後二十年內，隨著中國經濟的擴張，它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中國東部的能源已相當短缺，美國能源部預計中國的石油進口將在今後二十年中增長十倍。中國已開始向沙特阿拉伯及其他海灣產油國示好。在過去，當海灣國家對新疆穆斯林的困境表示同情時，北京總會做出一些讓步；這些國家也應敦促中國給維吾爾族更大的自治，甚至有些黨內人士也開始考慮這一說法。

約瑟華-克蘭茨科最後說﹐更重要的是，美國可以促使中國開放新疆經濟，就像中國沿海經濟開放一樣。新疆是中國僅有的幾個國營企業主宰經濟的地區之一。軍隊，國營石油公司，和國營建築公司的總和是新疆省工業總值的百分之八十，而且更偏向於漢族工人和投資者。如果北京減少國家的控制，允許更多的私營企業家在新疆發展，維吾爾族將會受益，因為他們和中亞的商人有密切聯繫。事實上，在新疆某些國營企業比重相對較輕的地方－—如喀什的雜貨市場和另一些南方城市——維吾爾族商人已經主宰了這些地方的經濟。放鬆經濟的限制應是最好的減輕新疆危機的辦法。如果能有一個維吾爾族中產階級的出現，有經濟自由及相對的自治權，就可能減少激進主義。這種結果對各方——包括北京——都有利，不管它能否認識到這一點。

參考文獻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Edited by S. Frederick Starr. New York: M. E. Sharpe, 2004, 528 pp.$89.95

“Xinjiang — China’s Muslim Far Northwest.” Michael Dillon.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201 pp. $95.00.

“Wild West China: The Taming of Xinjiang.” Christian Tyler. London: John Murray, 2003, 320 pp. £ 20.00 (paper, £ 8.99).(//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