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8日訊】中共執政後就開始沒收私人財產，但是在1953年之前主要針對的是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到1952年後期，全國已經有80%的重工業和40%的輕工業被收歸國有，中共政權在商業領域也佔有了50%的營業額。在完成了“三五反”等暴力鎮壓和朝鮮戰爭之後的1953年10月，中共頒佈了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提出並強調總路線的首要任務是“社會主義改造”。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針對中小型乃至個體的工業、手工業、商業的私人資本和私人財產，用強制的方式把這些私人財產收歸國有。

經過四年的社會主義改造，私營的和個體的經濟規模大規模萎縮，已經由五十年代初占全部產出的2/3下降到1957年不足3%。運輸業的總額中，國營企業已占62％，公私合營占36.4％，私營僅占1.6％，也就是毛澤東說的“完全國有化”。到文革結束的1976年，經過文革的“狠鬥私字一閃念”，個人的經營性財產全部滅絕，個人的生活資源也全部由國家和集體提供。在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中共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口號，叫做“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如此專橫而野蠻的口號，當時居然能暢行無阻，現在想來真讓人匪夷所思。一切擁有私人財產的人，只能別無選擇地無條件地把自己的財產交給國家，而執政黨就是國家。

1949年之前，中國有著完整的全國性私營糧食供銷系統，中共執政後實行“統購統銷”，利用國家財力大量囤積糧食、哄擡糧價，然後命令全國二十三個大中城市同時抛售，一夜之間打垮了全部私營糧商，多少人因此而傾家蕩產、自殺身亡。這個由中共的所謂經濟專家陳雲主持的“統購統銷”的陰謀，被毛澤東得意地肯定為“不亞於一場淮海戰役”。

中共的“公私合營”的政策，同樣是一種欺騙式搶劫。在中共執政之初，由薄一波主持制定了新稅收方案，初稿還算比較公平，對私營經濟並沒有明顯的歧視。但當薄一波把新稅率方案報請毛澤東審批時，毛批示道：“公平稅賦，實為右傾。”要求薄一波推倒重來，於是，薄只能重新起草厚此薄彼的方案。被毛澤東認可的稅收方案具體實施後，大幅度優惠公營而嚴重歧視私營，使私營業主們不得不放棄自主經營，而主動乞求政府進行公私合營。對這種逼良為娼的效果，毛澤東居然無恥地說：“看來，這些資本家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自覺性和積極性並不象我們有些同志估計得那麽低嘛！”

在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開始之後，中共在表面上給私人資本所有者一部分股份和經營權，而實際上，政權已經基本堵死了原料供應和產品銷售的渠道，這樣，離開了國家的特許，任何人都無法生產和交易，最後只能乖乖地被“國有化”。

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完成，毛澤東就迫不及待地宣佈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來臨，因為全部社會資源已經控制在中共手中。

那麽，中共用強制剝奪的經濟資源為人民帶來了什麽呢？

首先：錯誤地參加由金日成和史達林挑起的朝鮮戰爭，在百廢待興的五十年代初，不僅耗費了100億美元和陪上50—80萬條人命，以及“三反”“五反”中大量的冤假錯案，而且使中國主動關閉了通向自由世界的大門，而一邊倒地投入極權世界的懷抱。直到中蘇決裂，毛爭當世界領袖的野心，因同時對抗兩個超級大國而嚴重受挫，才不得不開始聯美抗蘇。

其次：錯誤地發動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這兩大運動所造成的結果是：

　 　 1953-1957（一五計劃） 1958-1962（二五計劃）
國民收入 8·9% －3·1%
工業產值 18·0% 3·8%
農業產值 4·5% －4.3%
工業和農業產值 10·9% 0·6%

在農民已經苦不堪言的情況下，中共為穩定城市秩序，便從農民手中強行徵購糧食，連續幾年徵購數量超過可出售糧食的8-10%。全國人均消費糧食的數量，由1957年的203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63.5公斤，農村的人均數量還要低，有些地方低於150公斤。

對毛澤東時代的大躍進人禍，文革後，許多經濟學家在回顧當年的悲劇時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薛暮橋說大躍進造成“巨大的浪費和比例失調。”經濟學家孫冶方說大躍進是“社會主義的大破壞。在大放“衛星”的躍進年代，上報的最高糧食畝產量竟達八十二萬四千五百斤。正是這種好大喜功造成了直接經濟損失1200億元。

再次：文革所造成的巨大的財產損失。大躍進所帶來的大破壞到1965年才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但是緊接著又來了文化大革命。在經濟和個人財產受損失最大的1966-1968年，工農業總產值下降比例為：

　 1966年 1967年 1968年
工農業總產值 100% 90%（-10%） 85.8%（-4.2%）
國家財政收入 100% 75%（-25%） 61.1%（-13.9%）

僅1967、1968這兩年工農業產值的直接損失就高達1100億元。據最保守的估計，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直接和間接的財產損失高達5000億元。職工年均工資收入由1963-1965年的530元下降到1971-1975年的513元。

在文革最瘋狂的兩年內，已經被剝奪所剩無幾的個人財產，進一步遭到野蠻的搶劫，其損失更是難以計算，我們只能從被抄家的慘狀中略窺一、二。

1966年八、九兩個月中，北京市被抄家者有33696戶，被趕出北京城發回原籍者有85198人；抄出黃金10.31萬兩，白銀34.52萬兩，現金5545.99萬元，文物及玉器61.36萬件，被沒收的私房52萬間，這還是大致的估計。上海市從8月23日到9月8日，僅僅15天內，被抄家者84222戶；蘇州被抄家者64056戶。上海和蘇州被抄走的財產個人沒有統計，肯定不會少於北京。北京大紅羅廠南巷二十號是黃家的私產，文革時不但被抄被沒收，全家九口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五口。今天，黃家的幸存者還在為要回自家的宅院打官司。

另據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的回憶，當時負責北京治安的葉劍英從天安門廣場回家後沮喪地說：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結束後，清場時見到許多金條，顯然是紅衛兵抄家時，把超到的金條據為己有。葉向真說：“……抄家，抄到一些人的家裏頭，知識份子也好啊，或者過去的一些老的資本家，就是家裏都有一點底兒，存有點底兒的吧，紅衛兵把這些都搶來，金子沈啊，擺在自己的口袋裏頭，一高興，一擠，一歡呼的時候，那金條都從兜裏頭都掉出去了嘛，……”

令人更為悲哀的時，參加如此野蠻的抄家行動的老紅衛兵們，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幾個人肯出來懺悔，反而有些人還強調當時紅衛兵造反的“理想主義”和“純潔青春”。

以上僅僅是毛時代中國人為絕對的個人獨裁支付的財產和生命的代價，如果從人的自由、尊嚴以及政治、法律、言論諸權利被肆意剝奪和踐踏的角度講，“偉大領袖”造就的決不是什麽偉大成就，而是舉世罕見的災難和罪惡。

2004年8月14日於北京家中

——源自《議報》160期(//www.dajiyuan.com)